在这句流传久远的谶语中，夷亭作为重要的地名位置参照，其位置非常重要。夷亭又作唯亭，或作潍亭，位于苏州城东30余里，距昆山县城西35里，属于长洲县。“阖闾十年（前505）东夷侵逼吴境，下营于此，因名之”[86]。夷亭的位置距海约85里（按前述王行所记计算），但这一距离并不遥远。[87]从形成原因上来看，潮汐要越过夷亭，需要满足两大条件。一是活跃的海洋潮汐活动。一般是突发性海洋高潮，如台风引起的风暴潮，这种事件在该地区的滨海地区屡见不鲜。事实上，几乎每次潮过夷亭都与海洋异常活动有关；也有可能是由亢旱径流减弱导致的海水倒灌，如宋代黄由应谶时，“己亥庚子，连岁大旱，咸卤之水果至昆山境上所谓夷亭末地，是时黄由魁天下”[88]。但夷亭毕竟距海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潮流要到达或越过夷亭，必须借助较大的通海河流作为通道，这是潮汐到达并越过夷亭的第二个条件，这条河就是浏河。
浏河通常被认为是古代的娄江，俗呼为刘家港。娄江是所谓的《禹贡》三江（松江、娄江、东江）之一，东晋庾仲初《扬都赋》云：“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者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三江：“三江者，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淞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三江口。”[89]但从唐宋时期的文献来看，三江之中只有吴淞江一江通水便利，东江已经无迹可寻。娄江所流经的夷亭所属的昆山地区，并不存在像后世的浏河这样的大河，仅有少数较小的港浦达江通海。因此，潮流主要是沿吴淞江而深入内地的，最远可到达苏州附近。唐代陆龟蒙隐居于苏州甪直，曾写道：“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庐门外，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甚巨。”[90]甪直距离夷亭不远，因此，潮汐能否越过夷亭，除了与潮汐活动有关外，主要决定于河道的通塞。
从宋人的记述来看，在苏州与昆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南接吴淞江，北临阳澄湖群，处于丰水的湖沼状态。丘与权《至和塘记》记道：“吴城东
，距昆山县七十里，俗谓之昆山塘。北纳阳城湖，南吐松江。由堤防之不立，故风波相凭以驰突，废民田以潴鱼鳖。其民病赋入之侵蟊，相从以逋徙。奸人缘之，以邀劫行旅，通盐杠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传，自唐至今三百余年，欲有营作，而弗克也。”沈括亦记载道：“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91]这些记载，充分显示了当地的水环境状态。
这种环境下，潮汐在沿江上溯时能量逐渐损失，同时分散涌入众多塘浦支流，在遇到较大面积的水面时，能量被消融殆尽；从考古情况来看，夷亭地区虽有纵浦通于吴淞江，但在纵浦之上建有水闸，限制了潮汐能量的扩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闸，用柏合抱以为楹，盖古渠况。今深数尺，设闸者以限松江之潮势耳”[92]。在诸多环境条件的限制下，潮汐不过夷亭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
潮汐不过夷亭的现象从北宋中期开始有所变化，首先是至和塘的成形。“本朝（北宋）至道、皇祐中，尝议兴修，不果。”[93]至和二年（1055）知县钱公纪最终将其修治成塘，遂以年号名塘。当时修筑的只是从苏州娄门至昆山县之间的河道，昆山以东通海的通道不详。但在此之前，张纶、范仲淹等人均修治过昆山方向通海诸港浦，其下游当是与这些港浦连通而通彻大海。至和塘初修成时的河道规模并不大，“深五尺，广六十尺”，与郏亶所记的塘浦体系相比，只相当于一条普通港浦。且由于后期的河道维护不利，“虽至和塘旧迹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凭恃，乘其干涸，拦截作坝，遇有负载，邀阻四出，非复由行之旧”[94]。河道出现了退化现象，但并未湮塞，在北宋一代，经李复圭、关访、魏峻、李傅等人先后修治，河道维持不断。至南宋偏安江南，但加强了对太湖东北方向昆山地区通江诸浦的治理，刘家港一带的河道开始不断发育。加之两宋时期是一个高海平面期，海洋活动频繁[95]，对应状元谶的淳熙年间有多次风暴潮活动，影响非常大，甚至将穹窿山的山石都被移动了位置。与之相应的，潮过夷亭的现象在此时出现。当地方志记载当时的潮汐现象：“海潮一日夜两至，唐世可至苏州府城。宋时不及昆山，绍兴中始至县郭，已（而）遂过夷亭。”[96]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重合，恰恰验证谶语的灵验。
与之相对，从北宋开始，吴淞江的出水条件却日益恶化，“所谓吴淞江者，顾江自湖口，距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为民所围占，而与水争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97]。北宋郏侨讲：“吴松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旧地方志载唐时河口阔达二十里，北宋时尚阔九里，元代最狭处犹广二里。至元末明初，淤垫加速，江尾几已淤成平陆。“吴松江西自道合浦，东至河沙汇，约长六十余里之间，元阔六七里，或三二里。目今两岸涨沙，将与岸平。其中虽有江洪水流，止阔三二十步，水深不过二三尺。”[98]整个吴淞江河道的淤塞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面对吴淞江的这种淤废状况，元代周文英大胆提出放弃吴淞江，转向于东北方向的刘家港等处，“某今弃吴松江东南涂涨之地，姑置勿论，而专意于江之东北刘家港、白茅浦等处，追寻水脉，开浚入海者。盖刘家港即古娄江，三江之一也”[99]。元代虽然仍有整治吴淞江的举动，但这一水利设想已经有所实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朱清领导开浚河道，“自（苏州）娄门导水曰娄江以入于海，粗得水势顺下，不致甚害”[100]。经过治理后的刘家港“浸润而流，迅不受淤”，当地方志记载道：“太仓塘，在昆山。自具塘桥至周泾出海。（宋）时湮洪，潮汐不通。至元时，娄港不浚自深，日往月来，不数年间，朝夕两汛可容万斛之舟。于是宣慰朱清自淮而浙创开海道漕运，每岁粮船必由此入海。”[101]元代年运量高达三百万石的海运正是从这里起航，运往大都。由此，浏河的河道得到发育，“凡海船之市易往来者，必由刘家河泊州之张泾关，过昆山，抵郡城（苏州）之娄门”，当时“刘家河至南薰关筑长堤三十余里，名楼列市，番贾如归”[102]，刘河口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元末的战乱割据，水利也被荒废：“张士诚据郡城，畏海盗（方国珍）之扰，遂塞至和塘尾，以障海潮。开九曲河，仅通太仓东门。于是半泾、陈泾、古塘等港俱塞，涨以为平陆田畴，无潮汐之利，市民无贩海之资矣。”[103]但这种状况时间非常短暂，局势稳定之后，河道很快恢复。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据有江浙地区后，实行保境自守，“浚刘家港及白茆”，河道又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河流宽广，潮汐通利，只是由于元代科举不兴，因此状元谶语也无人提及。
至明初，吴淞江已经难以为继，夏原吉实地考察后认为：“自吴江长桥至夏驾浦约一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一百三十余里，湖沙渐涨，潮汐沙壅障，茭芦丛生，已成平陆。”而“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因此，夏原吉确定其治水措施为：“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104]。同时，“自昆山下界浦掣吴淞江之水北达娄江，挑嘉定县四顾浦，南引吴淞江水，北贯吴塘，亦由娄江入海”[105]。这就是太湖水利史上著名的“掣淞入浏”，由于这一措施，“娄江始并吴淞江之水而势滋大”，浏河清水来量增加，水流迅急，郑和下西洋时将其港口基地定在浏河口显然也是利用了这一自然条件。在之后的200余年间，浏河虽然有所淤塞，河形变化甚大；但经过历朝不断修治，浏河基本上保持了广阔通利的局面；虽有一些疏浚，但浚治浏河本身的工程很少，多是疏导夏驾、大驾等入浏纵浦，如嘉靖年间的吕光洵奏称：“惟二江颇通，一曰黄浦，一曰刘家河。”清初顾士琏记载明末天启四年（1624）时，刘家港仍相当宽广，“阔者一二里，狭者亦不下百丈”，该年江南地区大水，“终以河阔，水去甚速”。当地人称：“宋时水莫大于吴淞，明时水莫大于娄江。”可见其河流的通利状况。但掣淞入浏使得吴淞江的水量大部分通过新洋江、夏驾浦等改入浏河，浏河在事实上成为了吴淞江的分流，而潮汐上溯时大多由于分流而力量减弱，“下驾浦、新洋江二河与吴淞江交会之处，横引江水斜趋娄江，以致吴淞水弱，不能冲激污泥，抑且二河通引浑潮，倒流入江，与江下流日相抵撞，易成淤积”[106]。不同方向的来潮力量互相抵消，潮流很难到达夷亭，这也是为何明初浏河虽然通利，却无人应谶之由。直到后来，当地在此二处创建了石闸，使潮流“一线上溯”，越过夷亭。(www.xing528.com)
至明末，浏河河道有所淤废，但很快在清初康熙年间由知州白登明等重新疏浚，后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均加以疏浚，使之重得通利。“刘港潮头”成为太仓地区重要的胜景，潮过夷亭成为常见现象：“刘口之潮，朔望大汛，漫过唯亭。于八月间海潮更大，苏郡新、昆老幼妇女于十七、（十）八、（十）九日，群聚新洋江塔前观潮，谓之迎潮会。乡人筑问潮馆于塔旁，彩旗金鼓各舁，神像汇集于此，游船如蚁，笙箫鼓乐，十番百戏，晓夜不绝。盖刘口海潮涌至玉柱塔前，西迎娄江之水，南迎新洋港、吴淞之水，北迎巴城、阳城之水，四水汇激，无风生浪，至夜月东升，如万道金龙戏舞塔前，为娄江一大观。”[107]正是在浏河河道通利这一环境背景下，明清两代已经流传数百年的状元谶反而显得更加灵验了。
但随着水利环境的变化，潮过夷亭现象越来越难出现并最终消失，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江口地区水利形势的变化。自明代中期以来，长江河口的河势发生变化，由于崇明岛的形成，长江干流开始向南支转移，由此导致南岸地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河岸崩塌现象。“（太仓）州滨海为利固大。而为害亦大。盖海水汹涌，沙岸崩圮，沧桑之变，岁且有之。故老相传，天妃宫已三迁矣，每造黄册必开除坍海若干。”[108]清初顾士琏记载道：“刘河口海塘，至明末塘基坍入半海，张家行镇漂没，沿海棉稻岁遭淹浥。至顺治十三四年间，坍逼刘河南城基，殆不可守，今督抚按议迁堡城。”按此计算，自明嘉靖至清顺治的90余年间，有约三里半的河岸崩坍入海，崩坍速度平均每年19米，崩岸段沿岸水深，通常可达30～50米。[109]如此大规模的崩岸是当时的护岸工程技术所难以治理的，时人只能通过不断修筑海塘来作消极防御，这严重影响到浏河口的水利形势。
同时，掣淞入浏导致浏河的排水负担过大，反而加重了江南地区的水灾，“三江塞二，而以全湖东注之水，独归于刘家港，其势渐不能容，日积月累，行复如二江患矣”[110]。吕光洵评价道：“近年以来，纵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颇通，一曰黄浦，一曰刘家河。然太湖诸水源多而势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以资灌溉，于是高下俱病而岁常告灾。”[111]因此从天顺二年（1458）至隆庆三年（1569），朝廷对夏驾浦以下的吴淞江河道先后进行了六次疏浚，使其河道有所恢复。同时黄浦江水系也在不断发育，这就使得浏河的河道出现了退化现象。至明末，浏河的淤塞已经非常严重，但屡塞屡浚。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庄有恭言道：“浏河古之娄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往来，必舣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州之娄门外江面仅宽四五丈。”[112]浏河之状况可见一斑。“自淤塞以来，贱壤变为斥卤”，延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浚吴淞江而不及娄江，水益南注，北条重困。干河既塞，支港随之。现在镇属东境，稻田大半改种棉花，民力倍形拮据。”[113]
更为严重的是浑潮泥沙对河道的淤塞。早在宋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潮水挟带的泥沙淤塞河道。明清时由于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开发导致水土流失日益加重，加之黄河长期南泛，长江口地区潮水的泥沙含量增大，人们称之为“浑潮”，“江南并海之河江港汊通潮汐者，土人谓之浑潮。来一日，泥加一箬叶厚。故河港常须疏浚，不然淤塞不通舟楫，旋成平陆，不能备旱涝矣”[114]。事实上早在明初，浏河就已经有所淤塞，明永乐三年郑和下西洋时，由于浏河航运条件不佳，崇明在一定程度取代了其地位，“永乐三年，太监郑和下西洋，海船二百八艘集崇明；二十二年八月诏下西洋诸船悉停止。船大难进浏河，复泊崇明”[115]。之后其形势愈发严重：“然湖水自西下，而海潮自东来，清流每不胜浊泥之滓，不可一日而不浚。百年以来水土之政不修，人力懈于疏导，驯至潮泥填淤，反土又河。浚地漘衍沃，豪民往往围占为田，与水争尺寸之壤，此以河流涓涓，日就湮塞。”[116]正因为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浏河淤塞严重，所以虽然顺治、康熙年间苏州地区出了不少状元，却无人应此谶语。
受浑潮的影响，浏河的河道发生了巨大变化，河道曲流发育迅速，形成了著名的浏河三大湾：
按从前刘河故道，吴家坟至十八港，仅三里许。后来改从老虎湾、历公塘、袁家诸湾，潆洄缭曲，约二十里。据绅耆佥称，潮水冲击，故纡曲以杀其势。但水道既曲，则潮之逆流而上者，其势固缓，而清水之顺流而下者，其势亦缓，缓则沙停，停则河淤。况潮汐往来，每日不过一二时，海口又有闸座抵御，乃求一二时潮水缓来，不计及八九时清水之不能速去，咽喉一哽，上下皆病，易淤之故，实由于此。……太仓东境海口一带，地形本高于腹内。自明季以来，口门突涨阴沙，现在舟抵崇明，不能对渡。必绕北数里，以避此沙，犹时有胶浅者。向无涨沙横亘，潮汐往来畅顺，泥沙随潮来去，势急而不停积。自有此沙，则潮来时势高性急，越沙直进口门。及其退也，势平性缓，泥沙重浊，得缓即沉。而上源清水又不足以涤荡之，积久成淤，必然之势。[117]
而为了防御浑潮泥沙进入内河导致的淤塞，早在清康熙十年（1671），巡抚马祐就建闸于河口天妃宫，以后雍正、同治诸朝又不断重筑。“潮来则闭，潮退则开”，按时启闭，同时“建滚水涵洞石坝一道”，这一设施虽然使得潮沙不能冲入内河，却使之不断在河口沉积，同时清水不能冲刷潮沙，日积月累，使得河口段几乎淤废，水流多改为北走白茆，南下吴淞。上游来水的减少，清水之力不能冲涤潮沙，加上河口暗沙的存在，导致退潮流力量减弱，不能挟泥沙而出，浏河河道的淤塞日渐严重，最终导致完全淤塞。伴随着浏河河道的淤废，潮汐上溯的通道被阻断，潮过夷亭现象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至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林则徐、陶澍等创办海运，重浚浏河，成就了道光年间吴钟骏应验最后一次状元谶。至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受创甚重，地方无力再办水利，浏河也最终淤塞，成为普通的小港浦，潮汐无道可入，自然不过夷亭。随着1905年的科举废除，状元谶成为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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