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长江口地区的环境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由此不得不引出的另一个话题，长江和大海究竟在哪里分界，即哪里是江海之交？长江东流过江阴后，江口大开，水面浩瀚，潮流往返，江海连为一体，确实难以分辨。但古人对此问题并非毫无认识，透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对江海之交的位置有大致的判定，通常是以山矶或河口为标志。长江河口在江阴以下，两岸几乎无山，因此主要是以河口为界。同时，江海之交的位置在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位移，是因为前述长江口地区的环境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沙洲的并岸。近1000年以来，长江河口出现6次重要的沙岛并岸：7世纪东布洲并岸，8世纪瓜洲并岸，16世纪马驮沙并岸，18世纪海门诸沙并岸，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启东诸沙并岸，20世纪20年代常阴沙并岸。在这6次沙洲并岸中，只有常阴沙因人为因素堵塞夹江而并入南岸外，其他五次都是由于自然演变而并入北岸的。[49]
历史上长江河口宽度非常大，1世纪时南北两嘴间宽达180千米，镇江—扬州间的江面在唐以前也在20千米左右。因此，确切的交界处难以确定，历史上大多数是以比较明显的山峰，或是河口作为分界的。唐代以前，长江中的松廖山被称作海门山，这一带的江面被称为海门，即长江入海口，并且有着著名的广陵曲江潮景。[50]唐诗中多见“海门”的诗话，如“贾岛云：云断海门阔，潮分京口斜。刘长卿诗：气混京口云，潮吞海门石。李嘉祐诗：北固潮声满，南徐草色闲。其他不能悉记，水势与钱塘略同……李德裕在润州有诗亦曰：地接三茅岭，川迎伍子胥。然此江之潮，惟暗长耳，非若钱塘涛头，卒然暴至也”[51]。而广陵潮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世纪，8世纪中期以后涌潮消失，其原因正在于瓜洲的并岸与江口的外延。[52]在此之前，由于江口宽阔，河口区的增水波一直可以传播到南京附近，史载晋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53]。之后增水屡有发生。据陈吉余等统计，在瓜洲并岸以前，镇扬河段江面宽阔，六朝时期（3—6世纪），对南京河段增水的历史事件就有14次之多，这也是世界上的增水现象的最早记录。延至宋代，京口一带的江面明显束狭，《太平寰宇记》载：“大江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里，谓之京江，今阔十八里。”之后，这里的江面仍在不断缩窄，至清代，“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渡口与江心金山寺相对”[54]。与之相应，江面宽度变化在人类活动上也有所反映，唐朝以前长江下游过江，多在安徽的采石矶。南宋陆游曾云：“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55]
唐朝以后，由于镇江—扬州段的江面束狭，时人多移至扬州过江。[56]清代顾祖禹也曾有过总结论述：
昔人谓采石渡江，江面比瓜洲为狭，故由采石济者常居十之七。夫自唐以来，沙洲日积，江面南北相距仅七八里。唐初江面阔四十里，其后沙壅为瓜洲。开元中，江面阔二十五里。宋时洲渚益广，绍兴中，江面犹阔十八里。明嘉靖以来，江面仅阔七八里，又有谈家洲横列其中，南北渡口晴明时一苇可杭也。故昔日之采石比京口为重，而今日之京口比采石为切，消息之理也。[57]
这在地名上亦有所反映，镇江在唐代被命名为镇海军，至宋初改称镇江军，政和三年（1113）升为镇江府，从镇海到镇江名称之改，虽以政治原因为主，但也反映了人们对江海形势变化的认识。[58]
表5-1 长江河口段江岸束狭情况
资料来源：陈吉余等《两千年来长江河口发育的模式》，载《海洋学报》1979年第1期。
随着瓜洲的并岸，江岸显著束狭，长江南京河段从潮流段转化为河流段，由潮汐影响引发的增水波难以再影响到南京河段了，相应地，江海之交的位置也随之下移到了江阴。宋代的范仲淹指出苏州地处江海之冲，但宋代苏州辖境很大，具体分界在哪里范仲淹并未明确说明。稍后的赵霖在治理太湖水利时说：“今濒海之田，惧咸潮之害，皆作堰坝以隔海潮。里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积，此昆山诸浦堙塞之由也。冈身之民，每阙雨，则恐里水之减，不给灌溉。悉为堰坝，以止流水。临江之民，每遇潮至，则于浦身开凿小沟以供己用，亦为堰断以留余潮，此常熟诸浦堙塞之由也。”之后又说，“昆山诸浦，通彻东海，沙浓而潮咸，当先置闸而后开浦”[59]。显然，他从水流的咸淡性质出发，认为江海之交就在常熟、昆山之间，昆山濒海，常熟临江，但还是比较模糊。之后南宋的叶适则直言在江阴蔡泾，“江阴军蔡泾者，江海之交也”[60]。同时代的《澉水志》则认为在江阴许浦，“海在镇东五里，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61]。元末明初的贝琼亦认为在江阴附近，“大江自岷导之，东流万里，至江阴达于海”[62]。随着明末马驮沙（今靖江）的并岸，江阴段河槽束狭，江海之交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www.xing528.com)
明嘉靖年间，太仓人张寅作《海潮论》云：“其（海潮）入诸港，南则刘家港入，径昆山，达信义界。北则七丫港入，径任阳西之石牌湾，湖（潮）水逆流过斜堰，入巴城。此潮汐之大者也。其分注各河，亦二港之水为多。”[63]显然，这一位置已经移到了刘家港和七鸦港之间。万历年间，常熟知县耿橘在其所著《常熟县水利全书》中说：“本县地势，东北滨海，正北、西北滨江。白茆潮极盛者，达于小东门，此海水也。白茆以南，若铛脚港、陆和港、黄浜、湖槽、石撞浜，皆为海水。自白茆抵江阴县，金泾、高浦、唐浦、四马泾、吴六泾、东瓦浦、西瓦浦、浒浦、千步泾、中沙泾、海洋塘、野儿漕、耿泾、崔浦、芦浦、福山港、万家港、西洋港、陈浦、钱巷港、奚浦、三丈浦、黄泗浦、新庄港、乌沙港、界泾等港口数十处，皆江水也。”[64]稍后，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中，将江南地区的港浦分为沿海纳潮泄水港浦和沿江纳潮泄水港浦，其中，在白茆港口明确标注“此处江海交会之所”[65]。显然，时人心目中的江海之交大致在七鸦港至刘家港之间，而白茆河口正在其附近。
图1 江海交会白茆图
相沿至清代，这一位置变化不大，《江苏全省舆图》中在几个县的说明中都对此予以界定，“海门县”条下载：“治南正对白茆口，为江海分潮处，向西则大江口。”“昭文县”条下载：“大江自常熟县界流入，东行越许浦、白茆，又东至太仓州界折南，乃为大洋，此尚是入海之江尾。”“镇洋县”条下载：“海在城东四十五里，自州界起少南杨林口，迤东南至刘河口，下入宝山县界。”清末朱正元的《江苏沿海图说》则将这一位置定在了刘河口，在其下标注：“以下（河口）系长江，有白茆口、浒浦、福山、通州、江阴、靖江、圌山、镇江、十二圩、金陵。”江海之交的位置仍然在白茆—刘河口一带。
以上所说的江海之交，是时人对水流方向进行观察后得出的结论。由于当时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划分标准，因此，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如光绪《常昭合志稿》云：“自徐六泾以东，江门愈多，与海交会，波澜浩瀚，不见崖岸，自昔遂以海称之，实则水色黄浊，距海口犹远。惟江船之自淮扬来者与夫江鱼之市，则多在鹿苑、福山；海舶之自登莱来者与夫海鲜之市，则多集白茆、许浦，帆樯林立，各依其族，此则俨如以江海为分界矣。”[66]显然，这里是将白茆、许浦一带作为航运与渔业的集散中心，而称之为江海分界。在近代上海开埠之后，由于商业与航运活动的集中，吴淞口取而代之成为标志性的界限。
此外，时人对这一地区的水的化学性质也有所认识。在宋代，时人已经认识到“昆山诸浦，通彻东海，沙浓而潮咸”，但还比较模糊，到明清时期，这一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将从太仓直隶州到南汇沿江各县各地方志的记载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在江海之交线外还有一条咸淡分界线。
清代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论述道：“太仓濒海立治，海水咸卤，属内之水不异江湖，灌溉宜禾。西承具区、阳澄、巴城诸湖，与吴淞、黄浦分流入海，北接大江，南州半壁之水，洄沿洑激荡涤于数百里之内，故其水虽近海而实清味淡，可灌田。崇明孤悬海中，环城皆江湖清水，诸沙之在南者，北受长江，西受震泽，至永宁诸沙而北，始有咸潮。”[67]万历《嘉定县志》（时宝山未分）“海在县东四十五里，北自黄姚港，南抵上海界，环县境凡八十余里。海水咸卤而此地不异江湖，颇有灌溉之利。盖南则黄浦、吴淞江，北则刘家河，又北则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洑激涤荡于数百里之内，故与南北独异耳”[68]。分县后的《宝山县志》描述这里的大海：“（海）北自刘家河，历大川沙、顾泾、练祁诸口，南至杨家嘴，自杨家嘴对江起，南至黄家湾，接川沙界，环境八十余里。其水为众流所归，北则长江东注，漩洑于海洋数百里间。又崇沙外障，俗名海呷，势距咸潮嘘吸，潮汐属江湖之水，故其味独淡，可资灌溉。”[69]但是，这一地区的水质已经明显受到海洋咸水的影响，尤其在长江径流的枯水季节，民国《宝山县续志》就记载道：“（长江）浩荡东趋，若莫可遏止，时而击沙返奔，或横截海潮，则辄回漩于海岸之外。故濒海居民资以汲引灌溉者，皆江水，非海水也。若江流稍弱，海潮灌入，谓之咸潮，居民必相戒勿汲，良以海水味咸，含有盐质，殊不适于日用。”[70]显然，长江口内虽有潮流，但不过是以海潮顶托而回溯的江水为主，仍然是可以使用的淡水，而非真正的海洋咸水。
真正的咸淡交界线，学界一般认为是在铜沙一线。四面环水的崇明岛，当地方志记载：“崇明四围皆海，有内洋、外洋之别。内洋以外洋为东，外洋以内洋为西。……先纪铜沙以立内外之准，而内洋之界讫可辨。铜沙在崇明县治东约二百里，沙南北袤百余里，东西广三之一，江水至此而弱，咸潮势强。自此而西为内洋，其东为外洋。……其中洋面则视南岸海口所属之县与崇划分中流为界。……盖内洋为江流入海之道，崇明虽居海中，实则环邑而流者，西受长江之水，南受震泽之水，皆淡，故可立城郭、种稻麦。至铜沙，则皆咸潮矣。”对于崇明东南方向的水面，则直称为咸水洋，“咸水洋在县东南，卤水至咸，舟人夜以篙激之，沸若星火”[71]。崇明当地著名的景观之一就是“水格分涛”：“崇地淡水西至，咸水东来，中分水格。淡水色白，咸水色黑。每潮转涛分，声若雷霆，两水如相斗。”[72]光绪《松江府续志》记载：“铜沙在崇明东南，洋自铜沙以外为外洋咸水，自铜沙以内为内洋淡水。”[73]光绪《川沙厅志》的卷首，特意画出一幅铜沙附近的地图，清晰地标明了这里是内洋淡水和外洋咸水的分界线。与之相比，咸淡水交界的位置在显著下移。显然，这也是与长江口地区海陆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的。
河口地区陆地淡水和海洋咸水两类生态系统之间的交替区，其生态系统具有过渡性，素来被认为是复杂生态地区，长江口正属此类地区。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明显地发现，在明清时期，长江口地区的江海之变甚为剧烈。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当地敏感生物的分布，也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乃至人们的地理认识，江海之交的位移正反映了这一变化。古人所观察到的江海之交，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也是有一定的轨迹可寻的：伴随着长江河口的变化，江海之交的位置在不断地向东南推移。而这一变化，与前述蟹类种群的南迁、盐业生产的兴衰，是沿着同一轨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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