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沙里勾的另一个生活习性，是对水的化学属性有一定的要求，即咸淡水的比例要比较合适。但由于古代没有直接的化学检验标准测定盐度，因此，只能另寻替代指标。这一地区盐业生产的兴衰，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替代证据。通过考察盐场的变化与盐业生产的兴衰，也能反映出长江口地区某些水化学属性的变化。
与北段岸线的不断内坍相反，历史时期长江口南段（吴淞口、黄家湾以南）的岸线则不断外涨，根据谭其骧的考证，从5世纪到12世纪约800年间，海岸线从冈身侧近推向里护塘一线，共达30余千米。而在此之后，在自然淤积和人为工程的作用下，岸线的扩展更为迅速。[30]从明洪武十三年（1380）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历时525年，其向东延展南北平均为8.5千米，约62年延展1千米，其中东南方向延展的距离较大，为16千米，平均约33年延展1千米。[31]岸线的外涨，基础即在于水下暗沙和近岸滩涂的不断发育，直到今日，这一带的水下暗滩仍然面积广大，且不断淤涨成陆，是上海宝贵的后备土地资源；而随着巨型沙洲崇明岛的最终形成，长江主泓道的南移，使得这一地区咸、淡水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水淡卤薄，使得上海地区向来兴盛的盐业生产日益衰落，盐场最终成为农田。
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自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唐代徐坚《初学记》引《舆地志》记：“（吴郡）海滨广斥（卤），盐田相望，吴民煮海为盐。”元代陈椿《熬波图》序亦云：“华亭东百里，实为下砂，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松、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32]比较明确的盐业生产的记载始于唐代，盐业生产当时属于嘉兴监管理。盐业在宋代开始兴盛，史料记载，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始于华亭（今松江）设盐场，下有青村、袁浦、南跄、下砂、浦东5处。[33]发展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华亭县共有5个盐场，分别是：浦东场，辖浦东、金山、遮山、柘湖、横浦5分场；袁部场，辖袁部、六鹤、横林、蔡庙、戚漴5分场；青村场，辖青村南场、青村北场2分场；下砂场，辖下砂南场、下砂北场、大北场、杜浦场4分场；南跄场，距县较远，委托江湾买纳场代管，产税仍归华亭。元袭宋制，设立两浙都转运盐司，并在松江府设立分司。在宋代十灶为甲的基础上，元代进一步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两灶为一团，或三灶为一团，变小范围生产为大规模生产，实行“聚团公煎”。其时松江府年产盐量达2000万公斤，盐业生产依然兴旺，其生产情况与具体的技术程序，都集中反映在陈椿所著的《熬波图咏》一书之中。[34]
入明后，由于海岸线的东移和长江主泓道南摆，沿海的海水盐分浓度不断降低，成盐海岸线日益缩短，江湾、大场两场由于水淡不产盐而先后罢废，黄姚、清浦则由于洪流冲击，坍入江中。明代设有浦东、袁浦（宋代袁部）、下砂头场、下砂二场、下砂三场、青村场和天赐场。但在明代中期，盐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由于要“引潮晒盐”，随着岸线不断向东扩展，盐场也不得不向东转移。正统五年（1440），巡抚周忱将从事盐业生产的灶户分为“水乡”和“滨海”两种，“灶户附近能煎熬盐者曰滨海，居过错不能煎盐者曰水乡”“以灶户去场三十里为水乡，不及三十里为滨海”。滨海自不必说，其环境能够继续从事盐业生产，而水乡灶户则完全转变了生产方式，“外不近海，内不傍江，岁种花稻豆麦”[35]，而“水乡丁不能煎盐，例出柴卤价米石，贴滨海丁代煎”[36]。显然“水乡”已经脱离了盐业生产，说明盐场已经东移。同时，不断东移的盐场产量也在不断减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环境的变化，“近有沙堤壅隔，水味寝淡，卤薄难就，而煮海之利亦微”[37]。(www.xing528.com)
清代重立两浙盐运司松江分司，仍设有下砂头场、下砂二场、下砂三场、青村场、袁浦场、横浦场、浦东场，但迭有分并和添设裁减，变化甚大。[38]迨至清末，虽仍有七场，但已完全不是清初的七场了；且其中不少团灶因为水淡而停止煎盐，产量大减。这些盐场虽设有产额，但大多已名不副实。《松江府志》云：“自宝山至九团谓之穷海，水不成盐。自川沙至一团，水咸可煮，南汇沙嘴及四团尤饶。”[39]宝山、川沙地区的已经基本不再产盐，“明以前滨海水咸，饶盐利，民皆聚灶煎盐，后以淡水渐南，地不产盐，草荡悉升科垦种”[40]。褚华《沪城水利考》也记载：“迩日灶户煎熬不成，卤利已归奉贤。”说明当时盐业生产已经更加南移。雍正年间的南汇县的盐业生产情况：“（以往）海滨皆产盐，而下砂场方数十里间，岁产盐至数百万，其利可谓饶矣。”当时的情况已经大变，“下砂向共三场，场辖三团，今咸潮止一二团可供煎晒，余皆收荡税而已”[41]。崇明县所属盐场从岛西南部移至东北部，生产也日益减少，“盐灶昔在西南，后移东北永宁等六沙，年深地高，土淡卤少，强半停煎”[42]。光绪《松江府续志》考证了当时的盐业生产：“盐：出下沙、青村、袁浦者，以灰晒日即咸，出浦东、横浦者，以土晒五日始咸。案今自下沙以北，水味已淡，不能煎熬矣。”[43]民国《宝山县续志》亦记载：“今盐场悉在奉贤、南汇界内，邑境并无灶户煮晒。”[44]南汇县的盐业生产也日渐衰落，光绪年间的方志已经记载这一地区“向赖煮盐之利，后以水淡停煎，惟傍海居民有以捕鱼为生者”[45]。之后，该地区盐业生产的颓势一直没能扭转，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只剩下袁浦盐场，年产盐量仅1.8万吨，用盐尚须从浙江等省输入。1984年，伴随着最后的盐场撤销，上海地区结束了盐业生产。[46]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盐业生产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前提是海水所含盐分达到一定的比例。长江口地区盐业生产的衰落，无疑从侧面证明了长江主泓道南移，导致这一地区咸淡水比例改变，不再适合大规模的盐业生产。与之相应，这种变化改变了沙里勾的生活环境，导致了其分布地域的变化。当时的方志对这种变化有所记载，光绪《川沙厅志》载：“沙狗，产八团海滨沙中，近因涨沙外出，故所产极少。”[47]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是沙里勾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结果。事实上，在长江口地区生活着多种生物，由于水文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整个地区生态系统的变化与响应，发生迁移的生物并不止沙里勾一种，尤其是洄游性鱼类如石首鱼、鲥鱼等的分布也大受影响，雍正《昭文县志》就记载：“鲥鱼，卢熊《府志》云出常熟海道，初夏有之，味最腴。此鱼寔产于江，往时多在江阴县，万历末年移产福山港口。”[48]这也是对于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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