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南岸的岸线，最早在冈身地带，大致从常熟福山起，经太仓、马桥、漕泾一线及其以东，有数条并列的沙堤，这一岸线一直持续到4世纪左右。之后岸线开始不断地向东扩展，到北宋末年，吴淞江以北的岸线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江岸，直到明代中期（15世纪）以前，这一段岸线仍然在维持在吴淞江以北。但在此之后，河口诸沙迅速扩大、合并，形成巨型的河口沙洲崇明岛，长江河口段过水断面随之缩窄，加以长江水流在科氏力作用下南偏，导致江流对长江南岸冲刷加剧，造成长江南岸不断坍进，岸线出现了全面内坍的现象，江岸节节后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尤其是在明后期和清前期长江南岸出现了大规模的江岸坍没。
在大规模的江岸坍没中，比较为人熟知的是旧宝山及吴淞所城的坍没，虽然侵蚀的岸线并没有陆禹定所云“去海三十里”之遥，但也相当可观，据陈家麟考证，该段岸线内坍在八里左右。[22]在吴淞口以北，岸线的内坍也很严重，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万历八年（1580）潮灾，“决去岸塘二十余里，三十四年宝山始圮，四十八年山基尽入于海，盖四五十年之间，南自上海黄家湾至李家浜海口，外岸三十六里，渐入于海，而岸上之清水洼、周家洪、致字圩、东西潜字圩、五六墩，俱已荡为洪流矣”。至清代，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据《胡仁济年谱》记载：“（宝山）土塘内有居户数千家，遇潮盛涨辄至塘内栖避；今则湮没无遗，孤城外突，旦夕与水相持者，惟崭然若露齿之石塘而矣。”在此之北，“吴淞北门外起，大新桥北练祁口止，向有堤岸，渐次坍没入海”，宝山县的黄姚镇、顾泾港口均坍入海，“旧塘之迹，没入海中数里而遥矣”[23]。
在浏河口地区，由于江中暗沙以及北岸的狼山等对长江主泓道的顶托，坍岸情况也很严重。《江苏海塘新志》就明确指出：“惟是镇洋、宝山海塘顶对大洋，近年东面涨沙日宽，以致大溜直逼西岸，日渐坍损……宝山、镇洋、太仓之险以崇宝诸沙故，昭文之险以狼福二山涨滩故。”[24]即使自明代起这里就开始修筑海塘，依然改变不了这种趋势，明代嘉靖年间的张寅在其《海塘论略》论述：“（太仓）州之滨海为利固大，而为害亦大。盖海水汹涌，沙岸崩圮，沧桑之变，岁且有之。故老相传，天妃宫已见三徙，每造黄册必开除坍海若干。”[25]清初顾士琏等辑《娄江志》记载：“浏河口海塘，至明末塘基坍入半海，张家行镇漂没，沿海棉稻岁遭淹浥。至顺治十三四年间，坍逼浏河南城基，殆不可守，今督抚按议迁堡城。”根据林承坤的计算，自明嘉靖至清顺治的约90年间，这一带有约宽三里半的河岸崩坍入海，崩坍速度平均每年19米，崩岸段沿岸水深通常可达30～50米。[26](www.xing528.com)
沿长江口再往北延伸，浏河口至福山一段岸线也在不断地内坍。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载：“惟刘河以北由（镇洋）县接（太仓）州，直至昭文约五十余里，近年岸土渐坍。”[27]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是甘草市的坍没，该地的记载见于明代的弘治《太仓州志》：“甘草市在州东北七十里，又曰甘林，东临大海，为州极边之地。”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载：“甘草市，州东七十里。地坍入海，旧有巡司，今移刘河。”与之相邻江阴地区的江中沙洲也被冲坍了很多，道光《江阴县志》记载：“后塍（今江苏张家港）以北，自明季至国初，淤涨十余里，绿野青畴，烟村稠叠，今皆为洪流。”[28]显然这里的沙洲已经经历了涨而复坍的过程。光绪《江阴县志》对此亦有记载：“谷渎沙，以下沙九处均道光间坍没。”其他八沙名为：徐村墩沙、新兴沙、常凝沙、徐泗沙、新凝沙、善港沙、复善沙、东兴沙。[29]显然，在这一时间段内，整个长江口南岸的岸线都呈现出明显的内坍趋势。
在生态系统中，生物对于特定的环境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其分布发生转移，是因为长江口地区的水环境有所变化。显然，清代道光年间及其前后是长江主泓南移、南岸内坍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频繁的江岸内坍以及沙洲的涨坍不定，无疑会大大减少沿江滩涂的面积，影响到沙里勾的生存与繁殖，而这又恰好与前述沙里勾的分布转移在时间上有较强的吻合性，这正说明了此种敏感水生生物对环境变化的感应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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