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江南沿海地区的水利受到潮汐的深刻影响，因而如何趋利避害成为水利建设的重要任务。“海水清浊甘咸不一，故沿海皆筑塘以为障，惟择水清洋淡之处，俾能潮汐于内也。恐咸潮一入则膏腴尽为斥卤耳。”[73]在农田水利、鱼盐等重要民生问题面前，我们必须设法防御咸潮和浑潮的危害，也需要充分发挥闸坝的作用以应对引潮与留潮等，由此闸坝的设置与管理变得非常重要。早在五代时期，闸堰的设置已经非常普遍，“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沿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嘉兴、松江地区数量尤其多：“秀州滨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盐一县，有堰近百余所。”[74]这些水利设施是配合大圩体系而设置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持内河高水位。当然泥沙淤积河道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此北宋范仲淹提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御其来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闸外，工减数倍矣。旱岁亦扃之，驻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灾。涝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75]杭州湾沿岸地区，由于咸潮危害严重，自唐代以来就不断修筑海塘，将海塘连成一线，至南宋时基本上捺断了这一方面的港浦。
长江口一带，浑潮影响比较严重。自元代开始，部分支河开始置闸管理，但这些闸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支河，承担重要排水任务的干河并不置闸，“干河之潮不可御，支河之潮可御，堰闸者，为支河之通潮者言之”[76]。
雍正十年（1732）的大潮灾以后，长江口南岸开始逐步修筑海塘（规制上逊于杭州湾沿岸），许多小港浦也都被直接堵塞河口，仅留下几条较大的河港通江，大多建闸控制，而其内河支流上也大都筑闸坝控制，比如太仓地区：“除娄江、七浦上原洪阔，海潮所不能壅者不必置闸外，其诸屡浚屡塞，如杨林入七浦、湖川，入娄江之处，与盐铁塘南出娄江，北通七浦者，皆不可无闸。”其他如石婆港、千步泾之类的小河浜，“则多置木窦，而又旁通月河，设为
坝，每遇大旱大涝，用以济窦闸之所不及吐纳，且以便小舟之往来”[77]。黄浦江沿岸通潮港浦的情况与之相似：“江与浦通，宜使江水入浦，不可使浦水入江，江入于浦，则江利而湖水平，浦入于江，则江塞而湖水壅。其言于建闸利害最明。顾西北之闸主蓄水以利舟楫，吴淞之闸主遏潮以拒沙泥。”建闸控制成为重要的水利任务，“置闸留坝，尤邑境通潮河港最急之务”。曹锡桐就建议：“上海水利，与他处异。他处水利宜乎连，上海水利宜乎断。断非使水不通流之谓，其谓浑潮所入之港俱堵截，夫而后河港可深。……故为今日上海水利一劳永逸之计，莫切于通浦处筑堰建闸。……建闸各处，只宜放水启之，平时常闭以蓄水，则邑民受无穷之益矣。”[78]
闸的设置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首先是数量，毛节卿建议：“今欲置之（闸），必须兼古制，通时宜。每河阔三丈者置闸一座，六丈者置闸二座，多寡以是为差。”[79]由于大小河浜上都需置闸控制，因此数量非常多。早期的闸坝主要分布在塘浦等次级河流上，随着吴淞江的的淤废，也开始在其上置闸，比如元代的任仁发在吴淞江置闸十座，“开江身二十五丈，置闸十座，每闸阔二丈五尺，可泄水二十五丈”[80]。其次是闸的位置，设闸有近里与近外之别，宋代赵霖对塘浦置闸有过系统的讨论。他认为：“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置闸莫利于近外……古人置闸，本图经久。但以失之近里，未免易堙。”因此置闸当以近外为上，其利有五：
置闸若利于近外。置闸而又近外，则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两涨落。今开浦置闸，潮上则闭，潮退即启。外水无自以入，里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则泥沙不淤闭内，使港浦常得流通，免于堙塞，二利也。濒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咸潮多则堰断，决之则害苗稼，筑之则障积水。今置闸启闭，水有泄而无入，闸内之地尽宜稼穑，三利也。置闸必近外，去江海可三五里，使闸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积。假令岁事积治，地里不远，易为工力，四利也。港浦深阔，积水通流，船货木筏得以住泊，官司或可拘收税课以助岁计，五利也。[81]
赵霖综合了五个方面的考虑，认为置闸宜近外。但闸座过于靠近河口，则易受到潮水的冲击，因此后世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与讨论。明代薛尚质以常熟的实际情况出发，也认为置闸宜内：
置闸岂宜近逼江海，合无去浦口六七里，或八九里，一以杀水势，且避其崩没；闸外抵海口不远，纵有淤塞，就著本司并营卒治之，则事易易永，无费国劳民之患。仍于闸傍既凿月河以杀水势，又恐沙土善崩，如福山石闸尚存，其月河三倍阔于本港，何哉？本为杀水势，反为水啮，致深阔也。愚又以为月河上下口，并宜置小闸以制之，则无旁啮之患矣。[82]
而清代黄与坚则认为置闸于内了无成效，当以靠外为宜：
古之治水者，浚河置闸，尝先后行之，然有行之无甚效，因其不效而寝废者，以置乎内而不置乎外也。闸以拒浊水之至，若置于内而水道迂且折，其来急，其去缓，一日之间，潮将下而汐又至，是清水无出口荡涤之时，而沙土之停留于内者，日有其再，此致塞之由也。[83]
顾士琏总结各地建闸实践后发现：“常熟白茆闸、上海薛家浜闸、太仓七浦闸，皆设于近海数里之内，专主外遏浑潮，内澄清水。”他认为在河口不必置闸，应当将注意力放在支河置闸之上，“前论不必置堰闸，以大干河海口而言也，若中干河以下及支浜等，堰闸诚不可无，盖为蓄湖水之利也”[84]。
但并非所有治水者都认可置闸的措施，元代的周文英就曾激烈地批评都水监的置闸措施：“前都水监于江面置闸节水，终非经久良法。且如见置闸三处，本意潮来则拒入江之水，潮退则放江水决潮。殊不知江水之源筑塞，水势细缓，内水外水高低无几。又闸之相去不远，决放之水既浅且缓，又乌能冲激潮沙而不积于江也。”[85]尽管明清时期曾多次在白茆、浏河甚至吴淞江上置闸，但其效果不彰，关于其利弊的讨论也始终没有平息，比如清代名臣陶澍督办江南水利时论及此事：
惟吴淞江口建闸一事，则不但不究其害，而群且议以为利。谓潮来下版，可以遏沙，潮退启版，清水仍可畅出，其说似是而实非。夫吴淞为《禹贡》三江之一，与岷江、浙江并列，乃天地所以吞吐阴阳之气，非如无源之港汊，可以扼其吭而为之节也。海潮既能挟沙而来，即能挟沙而去。如岷江、浙江，其委未尝置闸，而沙固未尝淤也。况江身亦自有淤泥，尚欲藉潮退之势推卸以入海。一经置闸，内外隔绝。潮水之挟沙而上者，无江水为之回送，而沙停于闸外矣。江水之挟泥而下者，无潮水为之掣卸，而泥停于闸内矣。臣此次遵旨覆勘工程，由青浦、华亭至上海，亲见黄浦无闸而海潮鼓荡，江面阔深，吴淞江有老闸，又有金家湾新闸，而沙泥停积数十里，水小如沟，船只往来，反俟潮水为之浮送。询问土人，佥称老闸建自康熙年间，甫成即圮。新闸成于乾隆二年，亦止虚设，难于下版。缘闸距吴淞、黄浦合流之处仅六七里，全潮灌入，非闸所能御。该处沙土松浮，一经下版，闸身震动。是以徒有岁给闸夫银两，毫无实济，转足以阻碍船行，停滞沙泥。[86]
总结来说：“建闸之位置，须先测其地势，审其情形，盖潮汐之浸袭，与内水之宣泄，均宜详加勘察，始得决定闸址。”[87]建闸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当地的土质、水力状况等因素，预作处置，以求稳固，“濒海皆浮沙，海潮湖水内外冲啮，闸底桩木之处，一有罅隙，渐次流空，而易崩损，白茆、七浦、斜堰等闸是也。故闸虽十设而九废耳。必欲置之，须于近浦实田之中，开深倍于河底，纯用砖石，不用木桩，贯以灰沙，筑成之后，实土如田，使无虚处积水，灰沙自然胶融，年余之后，乃开通引水，由闸而行，将旧道坝作平地，则闸可永久”[88]。
置闸的材料，有木闸与石闸两种。早期以木闸为主，如宋代《吴郡志》记载：“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闸，用柏合抱以为楹。盖古渠况今数深数尺，设闸以限松江之潮势耳。”光绪《海盐县志》记载，宋嘉祐元年，李维几于松江横塘口置常丰闸，“置木为闸，中阔一丈二尺，两堍各高一丈六尺五寸，以时启闭”。元大德八年，任仁发疏浚吴淞江，“复开江东西河道，置木闸”。早期置闸多为木闸。至明清时期，因木闸长期沾水，易腐，不耐久用，多改为石闸。
只用闸门控制，难保长期有效。由于滨海沿江地区土质疏松，闸基不牢，往往难以经受潮汐的往复冲击，严重的话，“不须一月，闸便崩坏”；同时闸门设置以后“启闭所司，必设官而可，设夫而可。则去淤又无良法，终非计之得也”，需要投入的工力和人力成本太大。因此，又有人主张用坝筑断：“计莫若于开浚之后筑坝海口，外以捍浊潮，内以蓄清水，则三害可免，而淤泥不及矣。”其技术亦非常精密：“筑坝之法，有滚水坝，有涵洞。滚水者，坝基高于水，低于岸，拒潮而不绝潮，约略水势，沙积有限，既不病稼，又不淤河，有利无害之术也；涵洞者，作于潮河坝上，有石有木，木形为凶器，而无前后和，置之土坝中，为通水之沟窦，亦拒潮而不绝潮之法。”但筑坝也有缺点，“但筑滚水坝，如坝基系草，则怒潮驾风，不阅月而入大海中矣。易之以石，则高底浅深，造为死局，无能伸缩，高则水不能来，低则水不能御”[89]。后来为了综合闸坝的优点，往往是“闸坝并设，相互为用，则为效尤宏”。清代常熟的周昂总结道：“建石闸以截洪涛，附闸内外筑滚水坝，以时启闭。”滚水坝与拦潮坝“性质稍异，而护闸与拒潮之功用则一”。常熟的白茆河口就筑有此类滚水坝，“邑东白茆海口，向有大坝，外捍浑潮，内蓄清水，以为一劳永逸之计，策至善也”。因此要闸坝互补，“故惟石闸、草坝并建，闸仍设板，遇旱则滚水坝系土所筑，不妨开一路以引之来，即有沙淤，浚之亦易。如遇伏秋风信，内河水既满溢，外潮又漫，则下闸板以截之，则害可免，而利得沾耳”[90]。也有的地区设置水窦，“通彻海潮河港……于港口筑垒土坝，安置透水大漕，名曰水窦。潮来闭窦，遏浑咸之潮；潮退启窦，泄湖泖之水”[91]。水窦的设置比较普遍，尤其是在清代江南海塘修筑之后，长江口沿岸许多通江港浦被筑断，主要就是靠这种水窦来沟通内外水流的。(www.xing528.com)
对于闸坝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毛节卿主张：“每九月至二月，常川扃闭，朔望则启中闸，以通海船。傍开月河低堰，以通小舟之行小港者。或湖水溢下，则潮退而悉启之。其三月至八月高田用水，则启闸以进潮。或雨泽满盈，足以灌溉，则亦闭之，以清江流。”同时要设置专人看守，“每闸各置亭一所，岁拨闸夫二名，和雇近闸居民世掌其事，有失则罪之”[92]。民国《宝山县续志》也记载了当地对于闸堰的启闭章程：“大水则启，水退即闭；大旱则启，水足即闭。大水启者，盖在春秋之间西水盛涨之时，则启闸以泄泻汇入大海，不致有横溢之虞；大旱启者，以通外海来潮，资田畴之灌溉，此为设闸之本意。”[93]沿江地区尚且如此，沿海地区的闸坝管理制度就更加详密，近海的川沙地区对闸的管理也非常严密：
一、开闸时须等闸内、外水位相平，闸门才能彻底启闭，而且省力易举，因此在内外水位接近时刻就要迅速掌握时机，马上启闭。
二、为达到以上两点目的，管理员每日须观测随塘河水位一次，并每十五分钟观测潮水位一次，并为研究水闸排水量、进水量起见，在水闸启闭前后及启闭过程中，每隔十五分钟记录内外水位一次，作成记录，以便推算水闸进水量及排水量。
三、为了解气象晴雨起见，管理员须观测雨量、风向、风力，如遇连日带有南风，即将发生咸潮，须将潮水尝过后才能放进，否则有妨农业生产。
四、管理员每旬须将观测所得内外水位、风向、风力、雨量及放水、进水记录向委员会、县府、海塘工务所汇报一次。[94]
尽管闸门管理严格，一旦遇到大旱时节，仍然需要引用潮水进行灌溉：“倘遇大旱，必需海潮，仍可暂决以资灌溉，水足即塞。”就连极力反对使用潮汐灌溉的耿橘也说道：“若大旱之年，湖水竭，江水盛；大涝之年，江水低，湖水高，不妨决坝以济之。”[95]实际上，这种情况才是真实的社会情形，如上海县在康熙十七年（1678）大旱，“五月十六大雨后，竟大旱，至七月十六日方雨。有潮水地，花、稻、豆，件件俱好，甚至倍收”[96]。其他地区亦有此种情况，南汇县“先浚包家桥港，引闸港之潮入，时值少雨，水流滔滔，直达于东之一团镇，田之栽稻者得充灌溉，并告有秋”[97]。嘉庆十九年（1814）“夏秋大旱，是岁羸，惟江湾、大场均傍走马塘，朝潮夕汐，戽水不干，木棉尚稔”[98]。川沙地区，道光十五年（1835），“是夏旱，塘内川港几涸。六月十八日，海潮冲坍第十三段獾洞三处，洞各阔三丈，深丈余，据衿业曹汝德等呈请缓筑，过水济农”[99]。
潮水资源如此珍贵，为了灌溉而争夺潮水资源产生的水利矛盾也屡见不鲜。同样是上海县地区，“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初七日，邻人争水，扛张伯英家水车两部。因伊在上水头，每潮到，两部牛车戽水，下流无涓滴故也”[100]。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小港多坼裂，盘龙江亦不通潮。农民鸠力开通水线，至有争水斗殴者”[101]。某些农民为了获得潮水来灌溉，往往行贿闸坝管理者，“买潮”灌溉，“旱而闸内耕甿，缘闭潮汐，枯灌溉，递鸠钱求勿闭，名曰‘买潮’”。[102]某些河道淤塞不通潮水后，就会经常遭受旱灾，如江阴地区，“北枕大江，潮汐之所往来。……本军旧有横河，自建寅门至平江常熟县凡五十里，旁为支渠，溉田甚广。自政和中浚治，至今沙涨几为平地。凡北江之潮，无自而入，故东南之乡多旱干之患”[103]。双凤里地区，“己未之旱，高田得潮而禾熟，低处反荒”[104]。
即使闸坝的设置与管理如此精密，由于灌溉和排水的需要，浑潮仍经常进入，导致泥沙的淤积，因此疏浚河口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然海口诸河，无论建闸与否，必当相时勤浚。浚必先从海口用力，疏去淤沙，毋令高涨，则顺下之性自利”[105]。引潮地区在享受潮水灌溉之利的同时，却不得不承受浑潮泥沙的危害，而泥沙的沉积又加速了河流的淤塞，以受影响最重的松江府地区为例，河流淤塞的情况非常严重：“自上海以西，循吴松之涯以至青浦，起东芦，抵米墅，其港十有七；上海以南循黄浦之北岸以至郡城，起龙华，抵官绍，其港十有五，循黄浦之南岸以至金山卫，起马家浜，抵米市塘，其港三十。大抵湮塞浅狭，或视旧减十五六，甚者且同平陆矣。”[106]河道淤塞情况之严重可见一斑，由此也带来了沉重的水利疏浚任务。像吴淞江这样的大河，往往十年左右就要兴大工挑浚一次，其他的小河挑浚就更为频繁，“每岁所开塘浦，还为潮汐所填淤，三岁而浅，四岁而堙，五岁又须重浚，亦无一劳永逸之术”[107]。同时，不同的水利利益需求也导致了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水利矛盾：“上流诸县，以江水通利直达海口，使震泽常不泛滥为利，而下流诸县逼近海口，常患海潮入江，沙挟潮入，不能随潮出，沙淤江口，则内地之纵浦横塘亦淤，农田水利尽失，因之与上流诸县利害相反，而主蓄清捍浑。”[108]许多地区为此不惜筑断通潮河港，由此在水利上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可以引潮灌溉的地区越来越少，最终潮汐灌溉只在沿江地带和黄浦江沿岸低地等少数地区有所保留，并只在特定情况下（主要是干旱时期）才予以应用。灌溉条件的恶化与丧失，逐渐改变了当地的作物种植结构：“曩者上海之田，本多粳稻。自都台、乌泥泾渐浅，不足溉田，于是上海之田皆种木棉、绿豆，每秋粮开征，辄籴于华亭，民力大困。华亭东南十五、十六保诸处，亦稻田也，自陶宅渐湮，其民惟饱麦糜，岁有饥色。今自闸港、金汇、横沥诸塘以南，其间大镇数十，村落以千计，田亩以百万计，所恃以灌溉者经流凡四，纬流凡十有二，今为潮泥污填，涓涓如萦带。卓见之士莫不寒心，以为数十年之后，金山以东大抵皆同上海，无复稻田矣。夫上海失水利而艺花豆，则一郡膏腴减什之五，将何以支赋税而裕民生乎！”[109]
清代高晋在分析江南的种植结构时认为：“（松江府、太仓、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种花者多，种稻者少……并非沙土不宜于稻，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种而获利轻……究其所以，种稻多费工本之故，则因田间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艰于车水。”[110]水利生态的变化显然与种植结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注意到潮水对农业灌溉的重要性，一些本无潮水利用的地区也积极发展潮汐灌溉，比如南汇县地区，由于地势较高，且受钦公塘等海塘的阻隔，不通潮水，故“塘东阡陌相连，时苦旱涝”，为此“开水洞，使海潮溢则塘东之水得泄于西，天时旱则塘西之水得通于东，遂为塘东民命所关”。[111]从而使潮汐的利用成为可能。
沿江地带和主要通潮河流附近大多可利用潮差自流灌溉，但往往要利用涵闸控制，比如丹阳县沿江地区通过涵闸控制，调节内河水位，利用内河水位与田面之高差进行自流灌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泛使用，灌溉面积3万余亩。但由于涵闸较小、数量少、质量差及内河水系紊乱，引潮灌溉没有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建了40余座沿江涵闸，提高了灌溉质量，比如界牌乡1.3万亩的水稻田，在栽插期间可全部引潮灌溉，后巷、新桥两乡也以引潮自流灌溉为主。1959年，灌溉面积达33161亩。之后，界牌乡采取引潮和提水灌溉相结合的方法，1985年引潮灌溉面积为3.35万亩。[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江圩区的堤防上有很多扁形的木质涵洞用于引潮灌溉，20世纪50年代曾多次维修。1957年之后，逐渐改造成混凝土涵洞。[113]沿江往下，江阴、常熟、沙洲、太仓等沿江地区有大量的田地可以引潮水灌溉，其方式也大致相同。[114]
宝山县及附近江中诸沙，灌溉面积较大。据1959年的统计资料，宝山县有6.5万亩水稻田用自流灌溉，其中长兴4万亩，横沙2万亩，罗泾外圩0.5万亩。至1964年，长兴还有3万亩水稻自流灌溉。长兴诸沙、横沙和沿长江与蕰藻浜两岸部分地区利用潮汐引水自流灌溉，这些地区利用河边滩地，筑堤围圩，在圩堤下适当高度埋设木涵，当地又称之为木笼，俗名水柜。木涵用杉木制成，长方箱形，长度根据圩堤宽度而定，多在（7～8）米至20余米，内部净空在（40×80）～（60×100）厘米，板厚4～7厘米，底、盖板厚于侧壁板，两端装有倾斜约30度的活门。临江的外门控制引水或挡潮，临农田的内门控制蓄水和排水。使用时开启内门或外门，即可利用水位差进行引水或排水。圩内格田成方，每隔若干距离挖沟，纵横交叉，以达灌溉或排涝的目的。据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长兴、横沙两岛共有木涵564座（长兴诸沙443座，横沙121座），1956—1959年又增加215座。1959年全县有6.5万亩稻田用自流灌溉，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机电灌溉的逐步推广，利用潮汐灌溉的方式逐渐被代替。[115]
黄浦江上游松江、青浦地区泖河沿岸的低地可以利用潮差进行灌溉。自流灌溉的方法与宝山地区类似，圩堤下面适当高度埋设木笼（俗名“水椟”“水柜”），木笼用杉木制成，其形制与前述的木涵相似。长方箱形，木笼长度七八米至20余米不等，内部净空，两头装有倾斜约30度的活门，控制引水、排水。[116]
除了自流灌溉这一方式外，更多的是利用三车（即龙骨水车，动力来源于人力、畜力或风力）来提水灌溉。人力水车在近代机电灌溉技术普及以前，比较常见。嘉定县西部的外冈、安亭、望新等乡，地势低洼，水稻成片连作，多用风车和荷叶车（黄牛拉的小畜力水车）灌溉；东北部的华亭、曹王、唐行等乡，地势较高，除用牛车外，也用人力水车抢潮灌溉。[117]所用水车都是龙骨水车，也称翻车。车身为长约3米（从河岸横架到水面的距离）的木槽，槽面钉有与车身等长的润滑竹条，中置引水用的龙骨状循环木链，由木制斗板和鹤膝组成（两只鹤膝之间装一块斗板），利用齿轮原理，由动力带动龙骨木链，使斗板从河面将水引入槽，循环提升到岸上渠道，流入田间。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资料，宝山县有“三车”3770部。到1959年有6421部，其中人踏车4656部，牛车1589部，风车176部；到1963年减为2900部；1965年为1663部。以后随着机电排灌设备的普及，水车逐渐被淘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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