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利环境的变迁与塘浦圩田体系崩溃

依据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该地区水利的主要问题在于，太湖之水必须通过地势较高的冈身才能排出，而冈身高地的灌溉问题也需要予以考虑。在唐宋时期的塘浦大圩体系中，冈身地区实际上需要尽可能与西部圩田体系保持一致，使用太湖清水灌溉，而尽量少使用潮汐灌溉。唐末五代时塘浦圩田体系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围岸障水，使湖高于浦，浦高于江，江高于海，然后为建瓴之势，而江海常通”。对这种水利格局，历代均有清晰的描绘：

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非专为阔深其塘浦，以决低田之积水也。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门、斗门以潴蓄之，是虽大旱之岁，阜之地皆可耕以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地，常获丰熟。此古人治低田旱（高）田之法也。^[9]

这一塘浦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对高田、低田两大区域微地貌的巧妙利用，来协调解决灌溉、排水两大难题：

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而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且苏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别无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之流。故塘浦因而阔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专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10]

这一水利体系的精髓，也为后世所认知，如南宋的黄震论述道：“塘浦元计一百三十二条，浦之阔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驾行高处，而吴中可以无水灾。”^[11]清代顾士琏亦有相同看法：“盖冈身如仰盂，内地如盂底。围岸障水，使湖高于浦，浦高于江，江高于海，然后为建瓴之势，而江海常通。”^[12]

当时的塘浦圩田体系，采用高筑圩岸的方法提高内河水位，使横塘纵浦体系中的各级支流汇入干河，最终进入吴淞江入海；这种设置非常符合水利工程学的原理。根据当时记载的塘浦尺寸，可以计算出塘浦值（B为平均河宽，H是平均水深，单位都为米）为1.2～2.2，这种高圩大浦的设置，采用减小值以增加流速，从而增加了塘浦泄洪能力，减少了泥沙的沉积。^[13]同时，为了配合这一体系，在河口置闸、在冈身西部设置斗门来控制水流，使西来的太湖清水浸润冈身高地，“其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14]，从而构成一个完善的水利体系。这一体系解决了西部低洼地区的排水问题，冈身高地的灌溉问题也得到缓解。潮汐灌溉在这一体系中作用不大，尽管在滨江邻海和吴淞江沿岸低地有部分地区直接利用潮汐进行灌溉，如唐代陆龟蒙记述道：“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庐门外有沟，通浦涤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甚巨。”^[15]临江的常熟地区也是如此，“每遇潮至，则于浦身开凿小沟以供己用，亦为堰断以留余潮”，但由于沿海的昆山诸浦，“通彻东海，沙浓而潮咸”，对咸潮要严加防范，“皆作堰坝以隔海潮”。不过当时沿海高地区的开发程度还非常有限，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潮汐灌溉在水利中的作用还不为人所知，地位自然就不够重要。当时社会对治水的主流意见，集中在对低田区排水问题的议论，如郏亶所述，“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为人所见，而税复重。高田远于城郭，人所不见，而税复轻。故议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16]。

从北宋开始，这一水利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五堰、吴江塘路和长桥等工程使得太湖来水不畅，吴淞江水流力量减弱，浑潮涌入，导致河道日渐淤塞，水旱灾害频仍，最终大圩体制逐步解体，“民田既容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西来清水不能与潮水相抗衡，潮汐挟泥沙而入，造成河流的淤塞。水流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向所谓东导于海，而水反西流是也……向所谓欲北导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同时，冈身地区的开发，以及两熟制和稻麦轮作、稻改棉等种植制度的变化也使得其用水量增加，由此直接导致冈身高地的灌溉日益困难，“积岁累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数百里沃衍潮田，尽为荒芜不毛之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们很早就采取了相关行动，“冈身之民，每阙雨，则恐里水之减，不给灌溉，悉为堰坝，以止流水”^[17]。(www.xing528.com)

宋代的治水活动，主要就是为了修复原有的塘浦水利体系。从时人的论述来看，潮汐带来的咸潮、浑潮等危害虽然存在，但并不严重，显然是塘浦圩田体系的功能还在发挥其作用。潮汐灌溉当时虽然在滨江沿海的部分地区存在，但在整个江南地区的水利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自然也较少被治水者所关注。

这一趋势持续发展至明代，江南地区的水利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的结果是塘浦圩田体系的崩溃和黄浦江取代吴淞江。这种变化对潮汐灌溉造成了重大影响：首先，主要感潮区域从吴淞江流域转移到黄浦江流域，同时潮汐影响深入内河，浑潮的危害随之加剧，导致潮汐灌溉技术复杂化。时人对当时的水利形势变化有着清楚的认识：“海高于江，江高于浦，浦高于湖，湖水不能冲突，即使吴淞、娄江、白茆尚在，不尽救低乡之潦。”^[18]西来的太湖清水不敌浑潮的力量，导致浑潮影响越来越大。明代叶盛将浑潮与塞北风沙相提并论：“来一日，泥加一箬叶厚。故河港常须疏浚，不然淤塞不通舟楫，旋成平陆，不能备旱涝矣。”^[19]甚至有人做过精确的计算：“海口一日两潮，每潮淀积一箬，一岁积七百二十箬，又无湖水冲涤，潮益浑，一升水，二合泥，来强去弱，最易淤浅。”^[20]不仅通江沿海诸港浦备受浑潮泥沙淤积之害，其影响甚至已经深入到内河水系，“顾会（浦）而东，水力渐微，潮汐淤沙，几成平陆，岁旱则涓滴绝流，潦则停潴而无所宣泄，水利不修，农田大病”^[21]。这些地方河流的来源都转而以潮水为主，“自松江既堙，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资潮水。……每岁所开塘浦，还为潮汐所填淤，三岁而浅，四岁而堙，五岁又须重浚，亦无一劳永逸之法”^[22]。部分地方志书在记载河流时，甚至将河流的源委颠倒，“向时通浦之港以浦为委者，今惟浦水为来源”。因此，不仅“沿海之区，俱赖潮水以资灌溉”，内地许多地区也“惟引黄浦来潮以资灌溉”。^[23]南汇地区甚至是“邑之命系于海浦之潮，潮通则田畴皆熟，塞则禾苗尽枯”^[24]。当时的治水者很清楚地观察到，“（清水）来水甚微，灌溉之利转赖浑潮，而置有本之水于不问，旱暵频仍，所由致也”^[25]。面对环境的变化，以环境为基础的水利技术体系要有相应的变化，“宋时引清障浊之法，已不可施于今”^[26]。

由于清弱浑强已是必然之势，潮汐灌溉只能利用泥沙含量较高的浑潮，感潮地区在享用潮水灌溉之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所带来的种种危害。这一问题成为明清江南治水者讨论的热点，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中尤以明代耿橘对常熟地区的论述最为详细。

耿橘作为常熟地区的地方官，熟悉当地的水利情况，在其《常熟县水利全书》中，他首先描绘了常熟地区的水利灌溉情况：“正北、西北、东北、正东一带小民，第知有江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浚深各河，取湖水无穷之利，第计略通江口，待命于潮水之来。当潮之来也，各为小坝以留之。朔望汛大水盛，则争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则坐而待之。”耿橘将清水与浑潮进行比较后认为，湖水利处多，潮水灌溉则有四害：“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息之停；江水浑，灌田田瘦，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则泯然矣。”然后，耿橘总结了浑潮的种种危害：“夫江水宁惟利小，抑且害大。彼其浮沙日至，则河易淤，来去冲刷，而岸易崩，往往浚未几，而塞随之矣，厥害一。江水灌田，沙积田内，田日薄，一遇大雨，浮沙渗入禾心，禾日枯，厥害二。湖水澄清，底泥淤腐，农夫罱取拥（壅）田，年复一年，田愈美而河愈深。江水浮沙日积于河，而不可取以为用，徒淤其河，厥害三。况江口通流，盐船盗艘扬帆出入，百姓日受其扰，厥害四。”^[27]

耿橘所言，是就受淡潮影响的常熟地区而言。在白茆塘以南地区，距离长江口较近，更易受到海洋咸水的影响，除了耿橘所言的四害外，使用潮水灌溉还存在以下危害：“海潮内入，一遇淫雨，势益汹涌，来迅去迟，停蓄内港，助雨之力，啮堤冲岸，遂成巨浸……高乡濒海，田多斥卤，物不忌咸……低乡习于清水，稻沾咸味，苗辄损伤。……濒海之处，介虫族生，螃蜞类蟹，两螯锋利，遇稻辄伤。若浚白茆，此物即随潮而上，延及水乡，千百为群，恣其戕贼。”^[28]

面对着潮汐灌溉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耿橘认为当地的农业灌溉应当专用湖水而不用潮水，“取湖水无穷之利，无日无夜无时而不可灌其田”，这就是著名的“水利用湖不用江为第一良法”。为了应对潮水灌溉带来的诸多危害，耿橘力主筑坝：“沿江大小港浦淤浅者，随急缓浚之。浚之时必于港口筑坝，浚毕而坝不决，则湖水不出而江水不入，清浊判于一堤，利害悬于霄壤，而此河亦永，永无劳再浚。”^[29]耿橘专用湖水灌溉的观点，是对旧有塘浦灌溉体系的追述与怀念，虽然他在常熟地区大力宣传和推行清水灌溉，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农民“狃于旧习”，不肯放弃潮汐灌溉。显然，水利环境的变迁是个人能力所无法扭转的，类似的情况也曾在其他感潮地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