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引发的水力工程挑战

潮汐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极大地影响了江南的水利格局，也给当地带来了繁重的水利任务。总的来看，太湖流域东北通江各港浦，患河港的淤淀甚于潮水；东南通海各港，患海潮的侵袭甚于淤淀。两地情况不同，港浦的发展变化亦因之而异。东北诸浦虽有所变化，并设置闸坝等水利设施，但始终保持着和江海沟通；东南方面杭州湾沿岸，则因潮灾严重，随着防海工程的不断修筑和日益巩固，出海各港逐渐被捺断，终至全部封闭。具体来看，依照北田英人的分类，不同的潮汐性状不同，其影响的内容、方式与力度也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水利任务，除了海塘堤坝的修建外，还有闸、坝、堰的设置与管理以及频繁的河道开浚任务。

表3-3　潮汐性状与水利任务表

资料来源：〔日〕北田英人《八至一三世纪江南の潮汐と水利·农业》，载《东洋史研究》1986年第47卷第4号。

海塘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人们对海堤的别称。其修筑的历史悠久，目的有二：防止海洋咸水的灌入和潮汐能量对陆地的侵蚀。而长江口和杭州湾沿岸潮汐性状的巨大不同，导致了两地在海塘修筑上的许多差异。前文已经述及，杭州湾沿岸海水含盐量较高，类似喇叭口的特殊地形导致能量巨大的涌潮，而在地势上，这一带又高于腹内低洼地区，一旦海水侵入，其危害就会特别巨大：“张泾堰坏，海潮大入，云间、胥浦、仙山、白砂四乡荡为巨壑，漫及苏、湖、秀邑，不复可耕。”^[134]故这一带的海塘（又称浙西海塘）修筑最早，《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135]通海的河流，至迟到南宋时期，就已经大部分阻断，或置闸控制。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邱崈《奏筑捍海堰状》描述：“华亭县东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御咸潮，其十七久皆捺断，不通里河。独有新泾塘一所不曾筑捺，海水往来，遂害一县民田。”^[136]也正缘于此，新泾塘上也修筑了堰闸控制潮汐。至明代成化七年（1471）遭受特大潮灾以后，东南沿海大筑海塘，旧有通海港浦全部封闭。^[137]

自此以后，经历代尤其是明清时的大力修建与增补，东南沿海形成了完整的沿海海塘体系，政府不但全部堵塞了东南出海的港浦，而且在险要地段大多建为石塘，坚固异常。“自宋以来，滨海居民为防盐潮，纷筑海塘。现自黄浦江出口处起，南迄杭州，已成一气。”这导致了水系格局的变化，原来单独入海的东江水系的港浦，大多折向东北，汇黄浦入海，“浙西一带已不复有出海之水口，而均以黄浦为其尾闾矣”^[138]。(www.xing528.com)

江南海塘是清代对苏南昭文、太仓、镇洋、宝山、川沙、南汇、奉贤、华亭、金山九县厅江、海塘的统称，长度总计约592里。这里紧邻长江口，其潮水以淡潮为主，潮汐的能量也远比杭州湾沿岸小得多，故其修建时间较晚，而且除了宝山县境内有6里石塘，华亭县境内有40里石塘以及金山县境内有部分石塘之外，其余皆为土塘。古东江淤塞以后，杭嘉湖地区的河流折向东北，这里的河流还要承担整个太湖的排水任务，因此许多河口并未堵塞，与杭州湾沿岸形成鲜明对比，“（吴淞口）自此以北，水口皆开（即海关各口）；自此以南，水窦皆闭……因江海淡潮有益，浙海咸潮有害也，岂非江水强、浙水弱之故？”^[139]这里潮汐的主要影响是其所带来的泥沙导致河道淤塞，因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修筑挡潮闸、堰。潮汐的地域差异是导致两地海塘出现如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140]在长江口地区，情况也有特殊之处，这主要是由浑潮引起的。由于浑潮挟带的泥沙常常淤塞河道，因此人们往往采用筑坝、置闸的方式来防止浑潮的泥沙，比如常熟的徐六泾：“白茆之北有通海之口，曰徐六泾，前此与内水不通，有田家坝以东拒潮。故其西支河，皆水深土沃，号为膏腴。康熙三十年间，田家坝决，浑潮阑入，河以是日淤，田以是日瘠。”^[141]吴淞江自宋代以后，河道日趋衰落，元代开始置闸管理，元僧维则有《松江观闸》诗云：“官忧水害难疏凿，横江四闸同时作。潮来下闸潮平开，闸内不通潮往来。”明清时期，吴淞江的地位被黄浦江所取代，置闸更多，清代张宸曾论述：“于江口宋家桥为始，迤西至沪渎以东置闸三座，设夫以守之。外一闸少启而多闭，内二闸以时启闭。盖内闸以通舟楫，故启闭不妨于频。外闸以遏潮水，非潮涸江涨，不轻启也。”^[142]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多年平均输沙量在5亿吨左右。大量的泥沙在河口处受到海洋潮汐的顶托而回流进入内河，形成浑潮。沿江各河，水情有所差异。除了主干河流黄浦江总汇杭嘉之水，又有淀山泖荡诸水以建瓴之势，“从上灌之，是以流皆清驶，足以敌潮，虽有浑浊，不能淤也”^[143]，其他河流均受严重影响。浑潮所挟带的泥沙严重淤塞河道，其淤塞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明代叶盛描述：“（浑潮）来一日，泥加一箬叶厚。故河港常须疏浚，不然淤塞不通舟楫，旋成平陆，不能备旱涝矣。”^[144]清代曹一士曾形象地计算：“以海潮之来，浑入而清出。计一潮之淀，厚及一箬。一日两潮，厚几一钱。一岁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钱，二尺余矣。江之深止一丈五尺，岁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145]

浑潮带来的泥沙大量淤积，对河道形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顾士琏考察太仓地区的河道后感叹道：“尝考太仓水道，干支八百五十条，今存者有几？”^[146]由此给感潮地区带来了极为频繁的河道开浚任务。从朱批谕旨、水利书到地方志再到文集、笔记，从干河“三江”到泾浜溇渎，关于开浚河道的记载绵绵不绝。据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统计，明代大小程度不同的治水活动在1000次以上，而清代更高达2000次以上。治水活动除了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出外，也对当地社会影响巨大。频繁的河道疏浚，其原因除了前述的泥沙淤积，导致“朝浚而夕淤”之外，尚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首先，泥沙的性状导致疏浚时困难极大。“海口之泥俱系浮沙，干则钯不能入，起不成块；湿则足不能立，筐不能盛。”这使得开浚十分困难，“前人多用木排接脚吊盘取泥，百倍艰难。夏原吉谓滟沙淤泥，浮漾动荡，不可开挑”^[147]。比如宝山地区，“河港悉与海通，潮汐往来，泥沙日淀，而浚之之工数而难；嘉定之地，其河港去海远，水清无泥，而浚之之工省而易”^[148]。当然不是完全不可开挑，只是此类泥沙的挑挖、运输困难而已。历代疏浚河道时，为了省事往往将挑挖的泥沙直接堆放在河岸上，除了导致地势堆高，形成特殊的“坍冈田”外，一遇风雨洪水，泥沙又坍入河中，再度形成淤淀。在平原水网地区，纵横、干支河流互相影响，也会影响到疏浚的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清代曹一士曾经建议：“于干河之密迩者，视势强弱别择而专浚之，以杜分夺。其干河相去较远势宜并浚者，则于两干之中互通之支置闸其间，使每干所分之支出纳各注一干，以免会潮。又复疏导干河，使之曲折及远，虽有乘潮入口之泥沙，而每干各泄其支流，则势迅而刷沙自易，庶乎不虞淤淀。”^[149]这个建议看起来非常合理，但难以实行，一个令人困扰的现实情况就是政区分界与水利分界的不吻合，导致了很多的水利矛盾问题，“惟自各县递分，或同此一水而当两界之交，或其源在彼而利在此，则有会浚、协浚之例”。但协作很难实现，各自为战反而经常出现，最终的结果是“即纵河皆浚，其横河又以会潮而淤，大舟皆不甚便利”^[150]。各县的实际水利情况和利弊又不尽一致，使得问题和矛盾更加复杂。川沙厅（今浦东新区）位于黄浦江以东，其水利“遥藉申浦”，其境内“二十保由吕家浜，十七保由长浜，以达白莲泾入浦”。白莲泾这条排水通道，却在南汇县境内入黄浦江，受浑潮泥沙影响，“自乾隆三十九年开浚，亦渐淤塞”。为了维持农田灌溉、交通等，“各图衿业先后呈请”，由于地属两县，利益不同，“俱以地属南境，南汇工多而利少，川沙工少而利多，致各存畛域，推诿延缓”，两县之间合作难成，最终历经“七次勘丈，十一次通详，迄无成功”。^[151]更进一步来讲，由水利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日本学者森田明在其著作中曾以浦东的马家浜为例，详细分析了这种矛盾及相关的社会问题。^[152]从感潮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相当的普遍，种种的社会矛盾往往使得工程难举或难见实效，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河道的淤塞。

此外，频繁的河道疏浚工程，对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民力不堪常役”是很大的问题。清代张宸论及上海地区水利：“海邑自二十五保至二十三保至二十七保、二十九保、三十保，沿江一带，田之弃而不耕者，一望黄茅白草。即可耕之地，亦俱折粮下乡。上海止十五保，而因吴淞江塞以使之抛荒者，且有五保。若开浚之后，涝有所泄，旱有所蓄，五保皆膏腴矣。今涨江之升科者，为数无几，亦皆下乡折粮也。开而后沿江百里，变荒田为熟田，变下田为上田，变折粮为上粮者，不知凡几也。其利也，岂独一乡一邑哉。”^[153]这一论述本为论证开江之利，却从侧面证明了河道淤塞之重及开浚之难。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感潮河道的淤塞问题日益严重，感潮区内河道水系日益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