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人工水利工程，主要是塘坝、闸堰、洞窦等，影响到河流的通水状况，导致径流水文与海洋水文及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感潮区范围的变化。
塘坝包括海塘与内河堤坝。江南地区自唐代开始即有海塘的修建，以后历代屡有增补，尤其是明清两代大规模修建海塘后，形成了自江苏常熟至浙江宁波长达上千里的海塘。海塘修建后，许多原来直接入海的港浦被阻隔，潮汐也无法进入，导致感潮区缩小。浙西海塘基本上连成一线，不留任何缺口；江南海塘则因为涉及排水问题，在许多河口并不筑断，而改为建闸，以时启闭，潮汐尚可进入。潮汐变化最明显的是杭州湾沿岸，古东江原来从这里入海，受到杭州湾强潮的影响，是重要的感潮区。随着古东江水系的湮塞，潮汐难以深入，自南宋乾道年间筑断以后，潮汐就较少影响到这里，明代以后，则完全断绝；失去入海口后，这里的许多港浦折向东北流入吴淞江，以后又汇入黄浦江，由此开始受到长江口来潮的影响。比如华亭县，“海潮冲决，向在华亭之漴阙以东……迨明议开范家浜，近浦川港致虞淤垫。嘉靖间（为防御倭寇）将漴阙堵塞，南来之潮遂绝”[105]，而北境通浦各河，由于受到黄浦江来潮所带泥沙的淤塞，“亟宜疏浚”。黄浦江以东的陆地，是随着泥沙的沉积而逐渐淤涨出来的，历代为了开发滩地，重重修建了数道海塘，东西阻隔使得夹塘地区反而较少受到潮汐影响。长江口地区则以建闸为主，“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建闸的范围相当广泛：“古人治闸，自嘉兴、松江而东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扬子，沿江而西至于润州。一江一浦，大者闸，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内防旱潦也。”[106]为排水需要，长江口地区的港浦不像杭州湾那样完全堵死，而是保留了一些较大的港浦，吴淞江与黄浦江等大河也不能建闸。在部分地区的海塘上也留有水洞，以满足引潮灌溉和排水的需要。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修建了许多人工水利工程，同时围湖造田也日益严重。吴江长桥、东坝、崇德坝等工程约束了上游来源，减少了太湖的蓄水量，减缓了下游流速，“自溧阳置五堰而宣、歙之水不入太湖；宜兴开夹苧干则湖水西下常州十四斗门，径趋江阴而下扬子江；又崇德坝成则浙中诸山之水来亦纡缓，故太湖之水柔软无力”，下游流速减缓，流量也有所减少，在力量上更难与潮水抗衡：“不能尽涤潮沙，江身渐高，所以旋开旋塞也。”[107]在此情况下，河道容易被潮水所挟带的泥沙淤塞，加上河道被沿岸城市、集镇侵占，愈发束狭，尤其是吴淞江下游上海租界段，“两岸又为洋商填筑马路，自吴松大桥起，江北至铁大桥，江南至万安渡，支港进口狭束，受淤尤甚”[108]。这大大限制了潮汐沿吴淞江的上溯，导致其沿岸感潮区的缩小。其他主要感潮河流，如浏河、白茆塘等，情况与此类似。唯有黄浦江，为众水所趋，水势畅旺，在潮汐与径流的反复冲刷下，河道日益发展，元大德年间宽度仅“尽一矢之力”，到明万历时已发展到“横阔二里许”，成为潮汐上溯的良好通道，从而在其流域内形成了广泛的感潮区。[109](www.xing528.com)
在感潮区内部，某些地区为了防止浑潮的侵袭，在河道上筑坝来阻遏潮汐的影响，其也会影响到局部水文条件，比如上海县七宝镇地区（旧称蒲溪），“蒲汇塘东通黄浦，浑水内灌，开后易于淤塞”，故在道光十六年开浚之后，“士民连名具呈，恳留大坝，即蒙批准。遂得浑潮永障，清水长流，不至旋开旋塞者”[110]。嘉定县为了防止浑潮的倒灌，在南翔镇以东唐桥的蕰草浜上建筑石坝，以阻遏浑潮，效果相当明显，“自唐桥设闸坝，南翔迤北诸河得免蕰草浜浑潮侵灌，而东北乡每届浚河，虽亦留坝捍浑”[111]。但筑坝也截断了西来的太湖清水，影响到下游宝山县部分地区的灌溉，结果导致了长期的水利矛盾，这种矛盾在感潮区内相当普遍。另外一些地区则有可能因为河流的开浚或闸坝的毁弃，而受到潮水的影响。比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昆山地区“夏六月至八月不雨，时吴淞江初浚，潮水洊至，民田藉以灌溉”[112]，从而解决了灌溉的需要。黄浦江上游地区平湖等县南部，由于地处杭州湾沿岸的冈身高地，灌溉也较困难，乾隆五十年（1785）大旱，“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坊之耆老环吁请开（横桥堰）……（潮）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113]。在不同的环境变化背景下，不同地区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调整对潮水的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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