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水文的影响因素较多，这里主要讨论海平面的升降与海岸线的涨坍对感潮区的影响。海平面的升降对于河流的水文状况影响巨大：海平面下降时，河流坡度比降增大，有利于河流的下泄，高潮水位也有所降低，潮流沿河流上溯距离缩短，感潮区相应缩小；海平面上升时，河流侵蚀基准面抬高，水流纵比降减小，流速相应减缓，泥沙沉积加速，同时导致高潮水位相应抬高，通海的港浦河汊若水势不壮，反倒成为海水内伸的通道，感潮区随之扩大。据满志敏、谢志仁等人的研究，唐至南宋为相对高海面时期，这是导致宋代江南地区水灾频繁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引起该地区海塘的修建与三江水系的变化。
两宋时期太湖地区水患频繁，其环境变化的背景是海平面的上升。北宋初年至南宋中期，海平面上升的幅度为1.5～2米，最高海面约比现代海面高1米。这导致当时苏州地区形成了广阔的积水区，“震泽之大，才三万六千余顷，而平江五县，积水几四万顷”[93]。宋末元初则为相对低海平面期，在此期间娄江、吴淞江排水通畅，它们均可行驶海船即为明证。元代至正以后，又转为相对高海平面期，这导致了吴淞江的全面退化，也最终促成了黄浦江的发育。明清时期总体上为相对低海面时期，但在元中后期至明初、16世纪上半叶、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分别出现几次相对高海面。[94]与之前相比，感潮区出现了向东转移的趋势，这是与海岸线的扩展密切相关的。
在6000多年前，冰后期海侵达到最大高度，海水内侵达到最大限度，当时长江在镇江、扬州一带汇注海洋。而太湖原是直通大海的海湾，与海洋潮汐息息相通。以后长江南岸沙嘴自西北逐渐向东南伸展，在强潮的影响下折向西南，最终与钱塘江口的沙嘴相连，在波浪的堆积作用下形成冈身，其外缘就是江南地区第一条海岸线，由此将太湖与大海隔绝。谭其骧、张修桂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4世纪时的海岸线还在冈身地带，此后海岸即迅速向东伸展。[95]
唐宋以前，长江流域植被覆盖较好，河流含沙量不大，河口的泥沙沉积量与侵蚀量相对平衡，海岸线的扩展较慢，涨潮流较少受到陆地的阻碍，感潮区范围自然较为广大。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长江流域人类生产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开发力度加大，水土流失加重，长江的输沙量不断增加。[96]尤其是黄河自12世纪中期后改道东南行，入黄海，大量泥沙也随沿岸流来到长江口地区，江口外的泥沙沉积量日益增长，不断有沙滩露出水面。人们为扩大耕地，不断在海滩前缘修建堤塘，自冈身向外，先后筑有钦公塘、老圩塘、陈公塘、新圩塘四条海塘，使堤内滩地在未堆积到最高潮位的高度时就脱离了江海的浸灌与冲击。此后的泥沙只能堆积在海塘以外，从而人为地加快了陆地的扩展速度，海岸线日渐东移。根据谭其骧的考证，从5世纪到12世纪约800年间，海岸线从冈身侧近推向里护塘一线，共达30余公里。[97](www.xing528.com)
在此之后，在自然淤积和人为工程作用下，岸线的扩展更为迅速，今天里护塘以东的浦东地区，正是陆地扩展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南汇东面的滩地，平均每年向前上涨50～100米。[98]从现有的水、沙条件来看，其增长趋势仍然比较稳定。
在杭州湾沿岸，由于喇叭河口导致潮涌力量猛烈，加之南北两岸地理形势的不同，自公元4～5世纪以来，总的趋势是南岸涨、北岸塌，北岸线在不断后退。这一趋势，在文献中的记载非常丰富。南宋绍定《澉水志》载：“旧传沿海有三十六条沙岸，九涂十八滩，至黄（王）盘山上岸，去绍兴三十六里……后海变洗荡沙岸，仅存其一，黄盘山邈在海中，桥柱犹存。”[99]明代的天启《海盐图经》亦载：“（海盐）东南五十里外之贮水陂与所谓九涂十八冈三十六沙，旧为限海者，尽为巨洋。”自元初以来，金山嘴一带岸线平均塌进约五里，由此导致金山嘴的位置不断地被蚀西移。[100]
总体来看，据陈吉余等人的测算，2000多年来南汇嘴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距离约为47千米，北缘长江口沿岸增长的面积约为3630平方千米，南缘杭州湾北岸受侵蚀坍没的土地约700平方千米。[101]海岸线扩展，意味着潮汐在进出内河时要经历更远的距离，其能量和流量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耗并最终消失。因此，距海远近不同，各地的潮候也会有所不同，即“江潮由海入江，逆流而上，故东西迟早不同”[102]，因此“内地之潮常后于海口，约差一刻至十刻许”，松江府地区的潮候，“吴淞江口最早，黄浦次之，郡城又次之，郡城与杭州同”[103]。距海较远的青浦地区：“此间潮候，以吴淞江、泖湖为大，皆迟于上海。”[104]在唐宋时受到潮汐强烈影响的苏州城，到明清时基本上不受潮汐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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