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人物分析：归有光与《三吴水利录》

对水利问题复杂性的分析，最终还要回到具体人物的身上。唐宋以降，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文化重心，作为典型的水乡泽国，水利在江南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由于此，对于江南水利问题，历代涌现出诸多的讨论者与实践者。在这些人当中，归有光并不是最有名气的，却是一种类型人物的代表。他在文坛负有盛名，推崇写实的唐宋古文，具有相当的社会威望；虽从未从事过具体的治水事业，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观，对水利、马政等“时务”问题积极建言；纵观其人生履历，在60岁后外出做官之前，他主要生活在昆山—安亭一带，其家园、田产等也皆位于吴淞江边，水利问题又与归有光家庭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使其必然要对此有所建言。透过对归有光及其所著《三吴水利录》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太湖水利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别号震川，人称震川先生，明代昆山人，后徙居安亭（今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但之后八次应试不第，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移居安亭二十余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授长兴知县，累官至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著作有《易经渊旨》《马政志》《三吴水利录》《震川尺牍》等，多收入《震川先生集》（40卷）。《明史》有传，归庄、汪琬、孙岱等先后为其作有年谱^[83]，民国时张傅元、余梅年作有《归震川年谱》，对其生平、家世、著述、政绩等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84]

归有光在明代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董其昌曾评价他“前非李、何，后非晋江、毗陵，卓然自为一家”，与王慎中、唐顺之并称为明代三大散文家。归有光与同时代的茅坤、唐顺之等人共同反对当时流行的空洞无物的文学描写，推崇文风淳厚和描写平实的唐宋古文；而屡次应试不第、长期蛰居乡里也使他有机会关注到社会基层的实际问题。因此，归有光并不崇尚空谈，而留心于水利、马政、防御倭寇等实际事务。他自己也说道：“有光学圣人之道，通于《六经》之大指。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观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忧于心。”^[85]因此，他关心水利，著录《三吴水利录》，以表达自己的经世主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历史上来看，唐宋以降，随着开发力度的加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与此同时，该地区水利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水旱灾害的发生日趋频繁，因此，水利问题也成为时人讨论的热点。而最主要的水利问题在于，吴淞江排水不畅导致其日益淤废，进而影响到整个流域的水利形势。针对这一问题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方法，从宋代的范仲淹开始，郏亶、郏侨父子，单锷，元代的任仁发、周文英、潘应武、张弼等人都有深入的议论与对策。至明初，夏元吉治水时实行“擎淞入浏”，实际上放弃了对吴淞江干流的疏浚，而使江水横趋刘家港入海，同时开浚范家浜，形成了黄浦江水系，由此导致吴淞江更趋于淤废。归有光长期居住的昆山、安亭一带，位于吴淞江中游沿岸，正是吴淞江河床淤塞最为严重的地段。“当时堤防废坏，涨沙几与崖平，水旱俱受其病。”^[86]在这种背景下，归有光留心于水利之学，辑录历代之说而成书，如他所记述：“某生长东南，祖父皆以读书力田为业，然未尝窥究水利之学。闻永乐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吴，朝廷赐以《水利书》，夏公之书，出于中秘，求之不可得见，独于故家野老搜访，得书数种，因尽阅之，间采其议尤高者汇为一集。”^[87]其子归子宁也追述其父编书之志，“先君尝有志于经国之务，因居吴淞江上，访求故家遗书，得郏氏、单氏与任氏诸书，择其最要者，编为《水利录》四卷”^[88]。这就是今日所见之《三吴水利录》。

《三吴水利录》全书共四卷，后有续录，除第四卷和续录的文章为归有光自己撰写外，其他主要是辑录前人作品；其书并未注明成书时间，从内容上来看，当是归有光徙居安亭、考中进士之前所作（嘉靖四十四年即1565年之前）。该书为《明史·艺文志》著录，并收入《四库全书》，另有《借月山房》《涉闻梓旧》等本^[89]，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主编《丛书集成》，据《涉闻梓旧》本影印出版，是目前较常见的版本。

归有光总结前代水利之学后认为，“自唐而后，漕挽仰给天下，经费所出，宜有经营疏凿利害之论，前史轶之。宋元以来，始有言（江南）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复之文，引涂说，非较然之见。今取其颛学二三家，著于篇”^[90]。因此在前三卷中“采集前人水议之尤善者七篇”，主要辑录了宋代以来讨论江南水利的郏亶、郏侨、苏轼、单锷、周文英、金藻等人的水利议论。第四卷中“自作《水利论》二篇以发明之，又以《三江图》附于其后”，在其水利论中对历代治水议论进行了评价，并提出自己的水利见解。具体篇章结构如下：

卷一：《郏亶书二篇》《郏乔（侨）书一篇》；卷二：《苏轼奏疏》《单锷书一篇》；卷三：《周文英书一篇》《附金藻论》；卷四：《水利论二篇》《〈禹贡〉三江图序说》《松江下三江口图叙说》《松江南北岸浦》《元大德开江丈尺》。四卷正文之后附有《续录》一卷（《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寄王太守书》）和归子宁所著附录一卷，书后附有清代道光年间蒋光煦（《涉闻梓旧丛书》的编者）的跋语。

该书前三卷主要是辑录了宋元以来主要的江南水利著作，有保存文献之功。尤其是单锷的《吴中水利书》和周文英、金藻的著作，由于长期没有单独成书，因此寻觅不易。更为难得地是，归氏在收集时是全文著录，基本上未作改动，对于使用者来说较为便利。归有光自己的水利思想，则集中反映在第四卷中，他自己总结道：“有光既录诸家之书，其说多可行，然以为未尽其理，乃作《水利论》。”^[91]在阐述其水利观点时，归有光又对历代诸家治水之说进行评点。

对于郏亶，归有光予以高度推崇：“郏大夫考古治田之迹，盖浚畎浍距川潴防沟遂列浍之制，数千百年，其遗法犹可寻见如此。昔吴中尝苦水，独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复知其为害，而堤防一切，废坏不修。今年雨水，吴中之田淹没几尽，不限城郭乡村之民，皆有为鱼之患。若如郏氏所谓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水犹有大于此者，亦何足虑哉！当元丰变法，扰乱天下，而郏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废其书。至其规画之精，自谓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虚言也。”^[92]

与对郏亶的态度相反，对于单锷“修复五堰、开通夹苧干以减少太湖来水”的水利主张，归有光持反对态度。他严厉批评道：“单君锷，本毗陵人，故多论荆溪运河古迹，地势蓄泄之法，其一沟一港皆躬自相视，非苟然者。独不明《禹贡》三江，未识松江之体势，欲截西水入扬子江，上流工绪支离，未得要领。扬州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盖泽患其不潴，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专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犹恶腹之胀，不求其通利，徒闭其口而夺之食，岂理也哉！”^[93]

元代周文英首先提出了放弃吴淞江下游，向东北方向另辟排水通道（浏河、白茆等），对此归有光评价道：“周生胜国时，以书干行省及都水营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后伪吴得其书，开浚诸水，境内丰熟，迄张氏之世，略见功效。至论松江不必开，其乖谬之甚，有不足辨者。寻周生之论，要亦可谓之诡时达变，得其下策者矣。”明代华亭诸生金藻提出了“正纲领”的意见，认为黄浦扩大是夺吴淞江之嫡，治水时应当正纲领，恢复吴淞江的干河地位。对此，归有光评价道：“近世华亭金生纲领之论，实为卓越。然寻东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终犹未明。诚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而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而屡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为娄江、东江，今江既细微，则东江之迹，灭没不见，无足怪者。故当复松江之形势，而不必求东江之古道也。”^[94]

归有光的这些评论，不能说毫无偏颇，但无论褒奖还是批评，都有其独到之处。他的评论，又与其治水思想密切相关。归有光认为江南水利的问题主要在于吴淞江淤塞，排水不畅：“所谓吴淞江者，顾江自湖口，距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为民所围占，而与水争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议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浚浦港，以求一时之利，而松江之势日失。所以沿至今日，仅与支流无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岂非治水之过与？”^[95]他认为历代以来治水的失误在于：“徒区区于三十六浦间，或有及于松江，亦不过浚蟠龙白鹤汇，未见能旷然修禹之迹者。”^[96]这一见解相当有洞察力。(www.xing528.com)

通过对前人的评伦，归有光的治水思想也得以体现：“某迂末之议，独谓大开松江，复禹之迹，以为少异于前说。”^[97]其主要的水利观点可归纳如下：“余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98]“故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阔深，水势洪壮，与扬子江埒，而后可以言复禹之迹也。”^[99]但限于当时的人力与物力，“复禹之迹”显然比较渺茫，比较现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为：“略寻近世之迹，开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慢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100]

为了从经典理论上寻找支持，归有光特别对“三江”进行了考证，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观点。《尚书·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历来经学家多以松江、东江和娄江解释为三江。这一看法也极大了影响了历代在江南地区的治水措施。为此，归有光对“三江”进行了仔细的考证，他认为传统的“震泽所以入海，明非一江也”，是“顾夷、张守节妄注地里之误”。他考证道：

太湖一江西南上为松江，一江东南，上至白蚬湖为东江，一江东北下曰娄江。不知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经》所谓长渎历河口东，则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贡》之三江。惟班固《地理志》，南江自震泽，东南入海。中江自芜湖，东至阳羡入海，北江自毗陵北入海。郭景纯以为岷江、松江、浙江，此与《禹贡》之说为近。盖经言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特纪扬州之水。今之扬子江、松江、钱塘江，并在扬州之境，故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泽入海，经盖未之及也。由此观之，则松江独承太湖之水。故古书江湖通谓之笠泽，要其源近，不可比拟扬子江。而深阔当与相雄长。范蠡云，吴之与越，三江环之，则古三江并称无疑。故独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阔深，水势洪壮，与杨子江埒，而后可以言复禹之迹也。^[101]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提道：“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谓安亭江者，了不可见。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顾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称。”^[102]他的结论是：“《禹贡》之文本不相蒙，二江并是吴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并无三江。”“吴淞江之所以为利者，盖不止此，独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103]在这里，归有光否定了长期流传的太湖三江就是《禹贡》所记三江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一观点对于江南地区的治水工作有着消极的影响：“某（有光）诚恐论者……或泥张守节、顾夷之论，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虽劳，反有支离湮汩之患也，但欲复禹之迹，诚骇物听。”^[104]由此也更加强调了他“专力于淞江”的论点。

在实际治水工作中，某些地方如常熟、太仓的官员与百姓认为，他们所处的地方并不濒临吴淞江，因此不需要参与吴淞江的修治。对此，归有光评论道：“江水自吴江，经由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吴淞江之所以为利者，盖不止此。独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东北江海之边，固皆高仰，中间与无锡、长洲、昆山接壤之田，皆低洼多积水，此皆太湖东流不快之故。若吴淞江开浚，则常熟自无积水。”^[105]由于吴淞江的通塞关乎整个江南地区的水利，虽然吴淞江的水利地位下降，归有光认为对此仍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对于归有光的治水见解，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有诸多学者对其予以推崇，如清代丁元正言：“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海瑞）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先生经术之发为文辞者，其效已可概见。”^[106]钱邦彦评价道：“自来言吴中水利者，自宋迄明不下数十家，而得其要领者，惟震川氏最为近之。震川氏产于昆山而侨居安亭者也，熟复吴淞古道，故言之最确。”^[107]晚清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历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在治理江南水利时，亦亲作挽联，将归有光的水利贡献置于文学成就之先：“儒术岂虚传，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篇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108]

但由于对传统经典的解释与主流不合，很多学者及官员认为，归有光虽“见解独特”，然“语多偏激，脱离实际，不足取法”。从明清的治水实践来看，归氏的主张也只被海瑞等少数治水者所采纳。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寻其（吴淞江）湮塞之流，则张弼《水议》所谓‘自夏原吉浚范家浜直接黄浦，浦势湍急，泄水益径。而江潮平缓，易致停淤。故黄浦之阔，渐倍于旧；吴淞狭处，仅若沟渠’。其言最为有理。有光乃概以为湖田围占之故，未免失于详究。”^[109]这显然是对归有光的一种批评。

但归氏的看法也有其可取之处，“然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其所云‘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确中要害。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110]。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吴淞江趋于衰落，黄浦日益扩大，这是整个江南地区水利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但对于吴淞江沿岸地区，尤其是下游冈身地区的嘉定、宝山等地而言，该河仍有一定的灌溉功能；从整个江南地区的水利形势来看，维持吴淞江的排水功能也仍有必要。四库馆臣的评价在这一层面上还是较为允当的。

当然，我们现代人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与评价归有光及其水利议论，以发现水利问题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自宋代以来，关于江南地区水利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从地理上来看，江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由于时代、利益的局限，诸多水利论著的作者，也往往是从本地区、本家族乃至本阶层的利益出发来讨论水利问题的。归有光的田园就位于吴淞江边，水利不兴导致当地的灌溉、排水都有困难，这种情况见于归有光的记载：“自昆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吴淞江之旁。”当地正处于太湖东部高低地分界区，“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无所泄。屡经水旱，百姓愁苦失业”^[111]，他的家庭田产亦在此地，“予妻治田四十亩，值岁大旱，用牛挽车，昼夜灌水”^[112]。显然，吴淞江的河流状况直接关系到归有光自家田园的生产与生活。同时，水利的兴修也关系到当地赋税和劳役的征收与豁免，与当地社会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吴淞江的淤废和水利不修，直接导致昆山、嘉定两县沿江支流塘浦的淤塞，“吴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嘉定）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河道淤塞、水利不兴最终导致当地人民逃亡，赋税逋欠。而“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由此出发，归有光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非开吴淞江不可”^[113]。在这里，归有光成为该地区的利益代言人，为本地争取利益。显然，归有光的水利议论与其为民兴利的政治志向有关，但也难免有为自身谋私利之嫌。

对归有光及其水利著作的剖析，为综合理解明清时期的江南水利树立了范例：在阅读为数众多的相关水利著作时，除了应当对其人其书的时代与环境背景有所认知外，还应当了解这些作者们的生活地域、时代特征、社会地位与政治主张等。从这些方面出发进行综合性的理解，方可对江南水利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