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水利事业往往受政治、学术等因素影响，张含英曾指出，中国古代的治水事业，由于受到尊经崇古思想的制约，即使有所发明创新，也往往不得不引经据典，以附会经典来寻找理论依据，这在黄河的治理中尤为明显。[58]在江南地区的水利史中也有类似现象，尤其是三江为核心的“三江水学”，因与儒家经典《尚书·禹贡》关系密切，对于太湖水利史的进程影响也最大。《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就是太湖，世所公认。对于三江的解释，自汉代以来有多种不同说法，莫衷一是，争论颇大。清代钱泳曾总结道：“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59]从理论争论上来看，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禹贡》所指的三江，是否就是太湖分流入海的三条河道。
《禹贡》作为描述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所言河流情况自以名山大川为主，故三江皆为“扬州川”。从自然地貌来看，长江下游干流自身，并不存在分流入海的情形。[60]由此导致历代学者在考订三江时陷入了经典记述与实际地理情况不符的情况，故而三江之争中，长期掺杂着对经典的附会与糅合，尤其是历代经学家抱经守典，即吴骞所论，“自汉以来，诸儒释三江者纷纶纠错，几于聚讼。由三江非一，又有经流源委之不同，古今堙通之异势，说愈繁而岐（歧）愈多”[61]。多种因素的纠葛，使得三江问题长期难以明确。
综合来看，在太湖水利史上，对于三江的认识，有一个“《禹贡》三江”向“太湖三江”的概念转移。[62]《禹贡》所提三江，是指“扬州”地域的大河流。在早期的古汉语中，“江”是长江的特指。当时太湖流域只是扬州的一部分，太湖可能有多条入海水道，但达不到古人所说的“江”的级别。除了《禹贡》外，《周礼·职方》也说道“东南曰扬，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所论的“三江”也是就九州观念中的“扬州”地域而论。因此，后来汉代的经学家解释三江时，一般认为是北江（今长江）、中江（今荆溪）和南江（今钱塘江），班固《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条云：“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63]后世依之，文献中的中江之说正是此论的地理依据。
自唐代以后，亦有人采用郦道元、张守节等人的说法，认为“太湖三江”就是“《禹贡》三江”。其主要依据是庾仲初的《扬都赋》：“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64]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道：“三江者，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庾仲初、张守节所言，是由松江一江下流至分水口（三江口），分为三支，分别从东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入海。从地理实际出发，陈吉余等通过对表层沉积物的分析，发现在太湖的尾闾地带，存在着三个显著的线形低砂地带向着太湖辐集。这三个地带，两个与娄江、吴淞江符合，另一个则由淀泖地区向着东南至海盐附近。沿这一地带在地貌上是一低洼地区，比起附近的地面低数十厘米至1米，证明了太湖尾闾过去曾经有着三条入海的河流。[65]这是太湖三江的地理基础，随着唐代以后江南地区的开发，其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太湖三江之说也更加常见。即三江为娄江、松江（吴淞江）和东江，都是太湖的排水通道。但刘河并不是娄江，东江也早已无迹可寻。清初顾祖禹说得很清楚：“（娄江）上流自长洲县界接陈湖及阳城湖诸流，又东益汇诸浦港之水，势盛流阔，入太仓州界，为刘河口以入海。近志以此为吴淞江，《一统志》以为三江口，皆误也。《辨讹》云：自唐、宋以来，三江之名益乱，东江既湮，而娄江上流亦不可问，土人习闻吴淞江之名。凡水势深阔者，即谓之吴淞江，而至和塘自娄门而东，因意以为娄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66]之所以会有太湖三江，王建革认为主要起源于对三江口的附会。唐代之后，随着太湖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地区的水利形势也开始被关注，太湖三江被附会成《禹贡》三江。[67]三江口最早见载于东汉袁康《越绝书》，但语焉不详。《吴地记》中这样描述三江口：“一江东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东北流，二百六十里入于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泽，此三江之口也。”[68]《中吴纪闻》亦载：“松江之侧，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郦善长云：‘松江自湖东北径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谓此也。三江，即《禹贡》所指者。”[69]
单从字面来看，三江口乃是三江分流之口，而且“一江西南流入震泽”也可能将河水的流向记反了，与之前庾仲初所述有比较大的不同。之后相关的争论也很多，有不少人对此进行辨析，比如明代归有光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盖松江之有娄江、东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实一江耳”“说者徒欲寻求二江，而不知由松江细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见”，因此，以三江口来附会三江，并“以此解松江下之三江口，非以为《禹贡》之三江也”。[70]清代的李慈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71]。尽管学理上的辨析已经较为清楚，但以“太湖三江”为“《禹贡》三江”的思想在学术史与太湖水利史上仍然非常流行。
早在宋代，东、娄二江即已不可见，只有吴淞一江通水。但随着太湖三江概念的流行，为了迎合经典论述，人们又开始寻找三江。由于位置相近，人们往往将浏河（有至和塘、太仓塘等不同称呼）指为娄江，而将东南入海诸港浦指为东江旧迹。同时，吴淞江作为三江中仅存的一江，其主导地位被固定化，并一直维持了下去。这一思想可称之为“三江水学”，虽然其概念和内容前后有所变化，但对后来的治水议论和治水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吴淞江早在南朝时就已经有淤塞情况出现，但当时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至宋代，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变化，吴淞江的淤塞情况开始加重，吴中地区水患加重，为此政府也曾数次开浚，虽基本上维持了通畅的局面，但淤塞的趋势一旦出现，就难以扭转。至元代中期，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地势涂涨，日渐高平”，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由刘家港分泄水的建议。之后，周文英明确提出了“弃吴淞江东南涨之地”，实施导淞入浏。这一设想在明初为夏元吉所采用并付诸实施。夏元吉采用了周文英的建议，实属创新之举，但他仍从三江观念中去寻找理论依据：“臣因相视得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难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湖泖之水，此即《禹贡》三江入海之迹。”[72]
然而令夏元吉没有想到的是，导淞入浏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吴淞江、浏河均未能维持其主流地位，倒是当时不起眼的黄浦日益发展，最终取代了吴淞江的主导地位。自黄浦扩大，历来有人目黄浦为“乱流”，尤其是金藻提出所谓“正纲领”“顺形势”：“七郡之水有三江，譬犹网之有纲，裘之有领也……湖水分于三江，江水入于大海，初无与于浦也……松江乃东西之水，其势大而横……黄浦乃南北之水，其势小而纵。……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东，必藉东西之江以泄之，则为顺而驶；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则为逆而缓。”[73]即黄浦的出现与扩大，与经典中的三江体系是相违背的，金藻目的仍是维持、恢复吴淞江在三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一观点，早在明代的归有光就有所阐发，他认为：“千墩、新洋、黄浦，皆乱流也，水道何由而顺乎？”[74]为了证明其观点，归有光重新解释《禹贡》三江，认为三江的概念是“顾夷张守节注地理之误”。“松江之有娄江、东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实一江耳”。因此“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75]归有光进而批评当时泥于三江之说的治水事业，“诚恐论者不知此江之大，漫与诸浦无别，不辨原委，或泥张守节、顾夷之论，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虽劳，反有支离湮汩之患也，但欲复禹之迹，诚骇物听”[76]。(www.xing528.com)
尽管理论上争论得很厉害，但由于浏河与黄浦相对通畅，已成事实上的大河，面对如此形势，也有不少人从现实出发，将吴淞、浏河（或白茆）、黄浦重新解释为三江。尤其是到了清代，虽然大开吴淞江之议仍如前，但官员和学者都承认黄浦江是泄水大川了。郭起元直接说道：“今浏河口，即古娄江故道；大黄浦，即古东江遗迹；吴淞，即古松江也。”[77]清顺治时的江宁巡抚土国宝称吴淞江、大黄浦是苏松泄水之大道。雍正间的张宸讲：“宜使江（吴淞江）之水入于浦（黄浦江），不可使浦之水入江。”[78]雍正、乾隆间叶凤毛《三江说》一文中说，太湖五路水道泄水入黄浦江，吴淞江是五路中之一路，所以，“黄浦江者，乃震泽之尾闾也”。乾隆中，巡抚庄有恭《三江水利疏》中，将吴淞江、娄江、黄浦江列为三江；常州通判张世友称，黄浦江“水势浩瀚，不但远胜娄江，亦大于松江数倍”[79]，吴淞江亦要靠黄浦江泄水。清钱中谐著《三吴水利条议》认为，太湖治水不必复泥三江之故迹，也未可专恃吴淞一江，“今以吴淞为纲，而以刘河、白茆为之辅，则浙西有三大川，可无虑水之溢；以七鸦、许浦、杨林诸泾浦为之纬，则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广其趋下之路，亦可无虑三大川之壅”[80]。主张保持黄浦的泄水效能，让它承泄太湖东南委输之水，并浚吴淞、白茆、浏河，组成“今日之三江”。这些议论，可以看作是对太湖三江理论的修正。从实际情况来看，淞塞浦畅，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变化。更多的人虽然不便悖逆经典，也提出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动，如王炳燮云：“《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此言水利之权舆也。震泽即今太湖，三江之说不一。就苏松而言，则不必远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东江、娄江，故久湮，惟吴淞一江，尚仍其旧。则就今日而言，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之水道可也。明季以来，言吴中水利者，以刘家河、白茆河合吴淞江，为湖水入海之三大支，以当古之三江。”[81]清初顺治年间，太仓知州白登明开浚朱泾等河道，顾士琏等辑其资料命名为《娄江志》，其《凡例》云：“自娄门至昆山则名至和塘，太仓塘犹称至和者，州未建时隶昆山也。自州西关起，东迤于海，则名浏河，总为娄江。”亦反映出此种认识。
当然，由于受三江水学的影响，吴淞江为泄水正脉之说仍然很有影响，所以在明、清时期，官府曾多次大事开浚。钱泳曾言：“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82]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江苏巡抚刚毅整治水利时，仍对吴淞江进行开浚。结果自然是随浚随淤，劳而无功，吴淞江终于退化成太湖地区不起排水主要作用的一条次要河道。反而是范家浜不浚自深，最终发展成为代替吴淞江并胜于吴淞江的唯一排水大河黄浦江。在清朝的近三百年中，黄浦始终通畅，吴淞、浏河、白茆等河，屡浚屡淤。明清的太湖治水事业中，吴淞江的疏浚工程占了很大比例，这也正是三江水学在实际治水工作中的影响。
表2-1 明初至民国时期疏浚吴淞江概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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