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末五代历宋至元代，水利志书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增多。在此之前的资料除了数量较少外，大多也都已佚失，只能在后人著作中寻得只言片语。现存较完整的宋代水利著作主要有三部，其中两部的作者是郏亶、郏侨父子，郏亶的水利著作为《吴门水利书》（后人所辑），包括《苏州治水六失六得》和《治田利害七论》两部分，其主要观点在于提出“治低田，浚三江”“治高田，蓄雨泽”，治水治田相结合的原则和“高圩深浦，驾水入港归海”的方案。郏侨继承父业，著有《水利书》，对其父的水利论点进行补充，两书皆保存在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之中。稍后则是单锷的《吴中水利书》。单锷是宜兴人，北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考取功名后，并未做官，而是在宜兴及太湖沿岸一带，专心研究地势河道，实地考察地方上的水利情况。“尝独乘小舟，往来于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余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5]其水利观点主要是拦蓄上游来水，开浚下游出水河道。这些著作不但对太湖流域的水利状况进行了论述，更提出了独到的治水主张，对太湖水利的相关问题皆有涉及，后世的水利论说或宗郏氏，或从单氏，大多不出其范围之外。[6]如清初陆陇其所云：“（郏）亶之说，可以防一时之害；而（单）锷之说，可以规百世之利。故急则宜从亶，而缓则宜从锷，二者相时而举之可也。”[7]元代国祚较短，最主要的水利志书是任仁发的《水利集》（又名《浙西水利议答》）。[8]任氏为松江青龙镇人，曾任都水庸田副使，主持过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太湖水利事业。任氏精于治水，于黄河、运河和海塘等水利事业均有建树，史称其“治河为天下最，大工大役，省臣皆委之”[9]。其水利主张主要继承范仲淹、赵霖等人，总结历代治水之法，“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提出“以开江、围岸、置闸为第一义”，并将其付诸实践，其治水理论与实践皆集录于著作之中。
除了这些水利专著外，还有许多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相关资料，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正史中的资料，《宋史·河渠志》和《元史·河渠志》两部正史河渠书，对于江南水利都列有专门篇章。[10]其他部分如《五行志》《食货志》等部分亦有相关内容。《宋会要辑稿》专列有“水利”一门，记录了不少当时的水利奏议及其施行状况，是非常珍贵的档案性材料；王应麟编著的大型类书《玉海》中亦有相关资料可供参考。从宋代开始，地方志保留至今的相当多，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卢宪《镇江志》、俞希鲁《镇江志》等方志，大多列有“水利”一门，辑录有相关资料。宋元时期，也留下了相当多的诗词歌赋文章等，其中关于水利的内容非常丰富，多保留在后人所编的宋元文献中，如《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元文类》等，尤其是范仲淹、沈括、苏轼、杨万里、陆游、杨维桢等人的诗文集，颇为值得注意。宋元时代留下的几部农书，如陈旉《农书》、楼
《耕织图》和王祯《农书》（又名《东鲁王氏农书》）等，其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水利技术与农田水利发展状况，值得参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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