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技术与环境社会

宋代以来江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水利环境的变化与水利技术的发展，而是环境、技术与社会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水利事业的开展，往往会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尤其是夫役、经费、管理与地方利益。对于江南水利的大规模讨论始于宋代，历元、明、清而不衰，在整个江南几乎形成了人人争言水利的局面。不同的社会群体，出于各自地域、阶层利益考量，针对特定水利环境及其变化情况，提出不同的意见，乃至于著书立说，阐述己见。原本纯粹的水利与环境问题的探讨，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讨论，演变成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治水技术之争往往只是表面现象，具体技术的改变是水利环境变化大背景的反映，更深层的则是地域原因、利益之争、政治斗争、家族亲友关系等利益的博弈，此外更涉及选任官员的个人素质，以及人力、费用的筹集与使用等问题，由此使得江南水利更加复杂起来。

江南水利的复杂，首先体现在对历代水利人物的评判上。清代邵长蘅总结历代水利议论：“谈吴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较宋人亟议复五堰，复十四斗门，治吴江岸；明人亟议浚吴淞，浚浏河，导白茆港，类皆祖郏氏、单锷诸书。”^[64]对于开创“江南水学”的郏亶、单锷等人，其水利议论均为后人所重视，历代皆有所传承，但存在着不同的臧否评价。有高调赞扬者，宋代薛季宣推崇单锷：“单锷《吴中水利书》，其言宣泄陂堰之宜，曲尽古今之变，即采而用，禹迹无难复者。……单君之论于吴之水害，真膏肓之针石也，读其书者其可忽诸！”^[65]明代屠隆认为：“昔人之推水学者曰郏亶、曰单锷，郏亶详于治田，单锷详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举矣。”^[66]清代陆陇其更予以辩证的分析：“前代治东南之水者，宋莫详于郏亶、单锷，而明莫详于夏原吉。郏亶主于筑堤捍田，而单锷主于涤源浚流。亶之说，可以防一时之害；而锷之说，可以规百世之利。故急则宜从亶，而缓则宜从锷，二者相时而举之可也。”^[67]钱泳也评价道：“郏亶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68]也有以己之所见为准，对各种人物加以非议的，明人姚文灏不认同郏亶，其在编《浙西水利书》时，“于宋不取郏议者，为其凿也”“以其大指失之，故不得而录也”。^[69]清代康基田批评单锷：“单锷本毗陵人，故多论荆溪运河古迹地势……独于淞江体势，未得要领。”^[70]清代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则对二人全盘否定：“郏之说不尽可用，单之术及身试之而民怨沸腾，则水利之不轻言也。”^[71]对于这些评判显然偏听则暗，比如郏亶的具体治水活动由于政治原因以失败告终，在退职后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家乡：“已而归，治所居之西积水田曰大泗灢者，如所献之说，为圩岸、沟洫、井舍、场圃，俱用井田之遗制。于是岁入甚厚。即图其状以献，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72]对于纷杂的水利人物及水利议论，我们必须在清晰了解水利环境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正如朱长文所言之“至于群言众说，各有见焉，择其可行者裁而行之，斯善矣”^[73]。

在治水体制上，吴越纳土之后，治水之权收归朝廷，其虽有治水之举，但多为中央派员管理，治水者不解下情，成为当时治水一大弊端。郏侨曾论：“暨纳土之后，至于今日，其患始剧。盖由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至天禧、乾兴之间，朝廷专遣使者兴修水利。远来之人，不识三吴地势高下，与夫水源来历，及前人营田之利，皆失旧闻。受命而来，耻于空还，不过遽采愚农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见为长久之策。”^[74]李庆云亦曾批评道：“在上者，惟取夏秋之税，而不知治水之源委；在下者，求遂衣食之愿，而每遭连年之旱涝。”^[75]上官不解下情，小民又只顾眼前之利，由此导致水灾频繁。

针对这一弊病，时人也早有相关对策议论。范仲淹特别提出，江南的地方官在选择任命时要“择精心尽力之吏，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原因就在于“畎浍之事，职在郡县，不时开导，刺史、县令之职也。然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而有毁。守土之人，恐无建事之意矣。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浙漕之任及数郡之守，宜择精心尽力之吏，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为朝廷之忧，且失东南之利也”^[76]。既见水利之难，也反映了对这一地区水利事业的重视。明代给事中吴严评论：“东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浚下流，曰修筑圩岸，曰经度财力，曰隆重职任。”^[77]针对江南地区的特殊情况，设置治水专官，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www.xing528.com)

宋代前期不甚重视太湖流域的治理，将吴越钱氏开江、撩浅等治水机构废去。但因水灾频繁，朝廷仍然采取了一些措施。神宗元丰六年（1083），设苏州开江兵八百人，专治浦闸；徽宗崇宁元年（1102）置提举淮、浙澳闸司官一员于苏州。南渡以后，朝廷较为重视水利，孝宗乾道九年（1173）置堰官于亭林，理宗朝曾一度恢复撩浅制度：“创立魏江、江湾、福山水军三部三四千人，专一修江湖河塘。”^[78]但因北患不断，军政费用浩大，朝廷更汲汲于搜括财富，水利大坏。元代治水比较曲折，成宗大德二年（1298）设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路，由任仁发等负责，开浚吴淞江、淀山湖及练湖等，之后废置无常：大德五年（1301）罢都水庸田使司，八年（1304）又立行都水监于平江路，泰定元年（1324）复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松江，明宗天历元年（1328）复罢之，顺帝至正元年（1341）复设都水庸田使司，历尽曲折，周而复始，难以稳定发挥其作用。^[79]

明代在地方普遍设置治水官，宪宗成化八年（1472），改设水利佥事（浙江按察带衔）；九年（1473）添设苏、松、常、嘉、湖五府劝农水利通判，属县县丞各一员。^[80]但官员品级不高，主要负责日常的圩岸修筑、低级河道的疏浚等工程，且废置不常。重大干河（如吴淞江、白茆等）的治水事业一般都是由中央高级官员（如部臣、巡按御史等）直接负责，“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81]。由于职权、见识、能力的差异，各人治水的效果也大不相同。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重臣，如夏原吉、徐贯、俞谏等，由于是皇帝钦派，位高权重，有可能取得成功；但也有失败的风险，如万历末年的许应逵等人。二是部臣，多由具有技术经验的工部官员担任，代表人物有姚文灏、傅潮、林应训、颜如环等，其治水效果一般较好。因为他们具备专业技术背景，且与其职权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部臣姚文灏、傅潮、林文沛、颜如环四人，专职勤事，劳绩于今未泯。”原因在于“盖部郎甲榜初硎，朝气方锐，事体归一，不辞琐屑。又官秩未尊，可与巡抚每事咨决，巡按亦得旁察短长，凡出行省视，驺从稀少，不糜供亿。职列京衔，不受各差节制，假以玺书柄操，举劾府佐州县长，并势分相临，呼吸立应，上下各便”^[82]。第三类是地方官员如府县长官等，位卑权小，兴作困难，除了耿橘等少数能员干吏外，大多没有显著成绩。清代基本沿用明制，但随着督抚制度的稳定，重大水利工程一般均由总督、巡抚或布政使直接负责。从历史轨迹来看，江南地区在宋元之时还有开江兵、都水监等专职机构，至明清时反而没有像黄河、运河那样有常设的高级治水官，临时委官，事毕即归，这也是江南水利问题难以彻底解决的重要原因。

政区对水系的分隔对整个江南的治水事业也有所影响。明初嘉兴、湖州二府划归浙江，由于水系格局的变化，浙西杭、嘉、湖三府之水要转向东北借道出水，王凤生对此种情况进行了描述：“计郡（嘉兴）水之由秀水出平望者十之四，由善、平二邑归泖湖者十之六。今淞、娄二江淤塞不通，在江省尚难宣泄，故秀邑之水无所归输。黄浦之流甚畅，似于善、平出泖为宜。然淞、娄二江浅狭，不能受水，苏松积潦并太湖洪流泛滥，而横趋淀泖，惟黄浦是争。故浙西水口，先为江境所占。黄浦虽深通，岂胜两省下游同时并纳？将彼此抵触，不克畅流，为害一耳。”^[83]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近代，由于太湖流域分属江、浙、沪三省（市），又无统一的水利机构管辖，专职负责的太湖流域管理局仅有协调之权，“负责省际水事纠纷的调处工作”，无实质的管辖权，二省一市的水利矛盾仍然相当突出。^[84]三方共同修筑的太浦河工程久拖不决，直到1991年发生了影响整个太湖流域的大洪水之后，太浦河工程方才最终打通。江浙边界的“零点事件”，以及2013年3月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均反映出政区对水系的割裂影响仍然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