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水利环境是在自然水资源丰富的基础上，施以人工改造形成的，自唐末五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河流体系与水利格局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江南的河流水系中，不同级别的河流在水利上的作用明显不同，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大有差别。明代吕光洵指出，三吴水利的关键之处在于，“导田间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归，而潴皆有所泄”[49]。清代钱泳则指出：“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50]唯有注重干支流的疏浚，使本地区纵浦横塘交错，排水通畅，才是解决水旱灾患的根本途径。
江南地区河流水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流域干河（三江）—区域干河（塘浦）—支河（泾浜）。流域干河如吴淞江、黄浦江、浏河、白茆等河流，数量不多，但关系到整个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在水利活动中极受重视，其治水活动往往由国家来承担和管理。区域干河数量略多，地位略低，其水利任务往往由流经的地区协作承担，如清光绪十六年（1890）开浚吴淞江，“照道光七年成案，以上海、嘉定、青浦、元和、宝山、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仓、镇洋十一州县承挑”[51]。最小的河流泾浜，数量最为众多，虽对地方民众有直接利益关系，“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52]。但支河由于细碎，最易被忽视，其变动也最大，“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力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53]。河流级别的具体划分标准，亦与行政级别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以嘉定县为例，“支干之分，古无标准，今差为四。曰境际河，全河之疏浚，举必谋及邻邑，邻邑之疏浚亦必谋及我邑者也，是为一等干河；曰全境河，纵横贯全邑，或几贯全邑者也，是为二等干河；曰隅分河……凡河流之利害偏于一隅，或几偏于一隅，或兼及二隅者也，是为三等干河。淤塞之疏凿，堤防之设备，皆当以全邑之力赴之。其他皆为支河”[54]。这是河流水系上的大水利与小水利。
从地势上来看，江南虽以水乡泽国著称，其内部仍存在着区域微环境的差异。就其东南部平原地区来看，可分为西部低田区和东部高田区两大部分。宋代郏亶论述过这种区域差异：
昆山之东，接于海之
陇。东西仅百里，南北仅二百里。其地东高而西下，向所谓东导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涨沙，南北七八十里，东西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谓欲北导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处，皆谓之高田。而其昆山
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55]
高、低田的水利情况不同，其治理之法也不相同：“吴中之田，近湖沿江，地皆卑下，平时积水已多，一遇久雨，众水毕集，常有水患；近山沿海，地皆高阜，不能引江湖之水以资灌溉，常有旱灾。……昔人治高田之法，有塘、有溇、有潭，凡潴水以灌田者皆是也；其治低田之法，则绕田四围筑堤，谓之圩。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故低田赖圩岸支河甚于都邑之赖城池也。”[56]自宋代开始，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高田区与低田区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则一大熟尔。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数州之水；而东北又有昆山、常熟二县
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则一大熟尔”。但当时低水田与高田区的经济地位并不对等，社会对其的态度亦不同，“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为人所见，而税复重。高田远于城郭，人所不见，而税复轻。故议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57]。(www.xing528.com)
南宋以后，随着冈身高地区与沿海滩涂区的开发日渐成熟，尤其是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推广与普及，高田区经济地位随之上升，形成了与桑区、稻区并列的棉区，其在水利上的要求也日益突出。“上流诸县，以江水通利，直达海口，使震泽常不泛滥为利。而下流诸县逼近海口，常患海潮入江，沙挟潮入，不能随潮出，沙淤江口，则内地之纵浦横塘亦淤，农田水利尽失，因之与上流诸县利害相反，而主蓄清捍浑。”[58]高地区与低地区即上游与下游的不同利益所在，是区域利益上的大水利与小水利。
在区域内部，乃至更为微观的圩田内部，也存在这种大水利与小水利的争端。在区域层面，圩田的防涝与排水功能，所关注的对象一般仅限于圩内之田，田主往往各自为政；要保持这种地区性水道的通畅，必须有地区之间的复杂协作，这种协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实施。在圩田内部，由于地势的高低差别（分为上塍田、中塍田、下塍田乃至圩心水面），往往具有不同的水利要求，单以修筑圩岸来说，“种高坵者十之五不筑，虽减收亦无大害，筑则似为低区均徭，未免劳力伤财；种低坵者亦十之五不筑，惟希冀水之不来，筑则高坵之人不肯协力，遂致力有不逮”[59]。同时，由于土地产权与使用权（即该地区常见的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离，以及产权的细碎，泾浜等小河沟也可分为“官沟”与“私沟”，经常出现“心力不齐”之弊。从心理层面来看，水宽民慢，“苟且偷安者十居七八”，社会心态上大众事先不预为措置，洪水时只能徒唤奈何。这是微观层面上的大水利与小水利。
纵观历代太湖治水方略，从其侧重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即治水派、治田派和综合治理派。治水派中，因着眼点不同，又可分为上节下泄派和下游泄水派。在太湖灌水出路的处理上，又有洪涝合流和洪涝分流两种见解。这些类派是互相关联的，但各有侧重，有主有从。[60]对于这些水利议论，显然不可偏听偏信，应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所处的情境与地域来具体分析和理解。前人对此也有所认识，“从来讲求水政，辨析利害，或著论，或著议，或著说，或对策，随时揆势，臆见异同，不相踵袭”。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然言持一家，议主一时，惠偏一郡一邑，或师古而悖今，或详今而略古”[61]。清代康基田批评单锷：“于淞江体势，未得要领。”[62]民国时人亦总结指出：“宋、元、明、清人之论三吴水利者，郏亶之眼光不出于昆山，单锷之眼光不出于宜兴，周文英之眼光不出于昆山、常熟，耿橘之眼光不出于常熟。”[63]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后人在对水利文献判读、引用时须加留意。
小水利一般代表个人、小团体乃至局部地区的利益，而大水利是整个地区、整个流域的利益所系；从根本上来说，两者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的操作时，又往往由于利益的不同、识见的差异而导致矛盾丛生。小水利钻法令的空子不断进行扩张的现象，可以说自有水利之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由于其一般是日常行为，影响往往只是局部性的，常常为人所忽视，只有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威胁到整个地区整体的大水利利益时，才有可能被重视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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