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环境与技术的复杂性的分析

江南地区水利的特性，首先体现在水利环境与水利技术的复杂性方面。在水利环境上，滨江沿海的地理位置，使得江南地区水利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一般地区。在水系格局上，江南水乡泽国河网密布，“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浏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31]。不同水体的具体名目则更为复杂繁多：“浙西地面，有江、海、河、浦、湖、泖、荡、漾、溪、涧、沟、渠、壕、塘、港、汊、泾、浜、漕、溇等名，水有长流活水、潴死水、往来潮水、泉石迸水、霖霪雨水、风决涨水、潮泥浑水、两来交水、风潮贼水、海啸淫水等性。”除了些名称之外，在崇明岛上还有“滧”“洪”这样的特殊河流称呼。在这种情况下，“河名水性既异，则整治方法亦殊”^[32]。复杂的水情，使得其治理方略也有所不同，“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33]。

因此，在治水时要针对不同的环境情况，来解决具体问题。宋代朱长文曾云：“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34]元代任仁发总结道：“治水之法，须识潮水之背顺，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缓急。寻源溯流，各得其当，合开者开之，合闭者闭之，合堤防者堤防之。庶不徒劳民力，虚费钱粮。”^[35]之后明清时期总结江南的水利对策，总计有以下几种：“治田之法、分支脉之法、开淤塞之法、疏远流之法、浚下流之法、障来导往之法。”^[36]历代水利著作中列举使用治水工具也多种多样，“浙西治水之具，有水闸、水窦、斗门、门、堰门、水碶、水、堰坝、水函、石仓、石囤、籧篨、土埽、剌子、水管、铜论、铁筢、铁锹、木杴、木井、竹、木匣、水车、风车、手戽、桔槔等器”^[37]，其适用环境与使用方法也各不相同。

单从水利技术层面来看，江南水利的情况已然非常复杂。而以上所述，还仅局限于内河水系的情况。不能忽视的是，该地区的河流水文还受到海洋潮汐的严重影响，其范围所及，“舟有行止，必随潮之涨退；田无潦潴，必因潮之盈缩。其导引汲取家至户到，则备物致用之无穷”^[38]。潮汐的作用及其影响范围的变化，不仅限于沿海地区，其对整个太湖流域的水利事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带来了与之相关的水利任务，如堤坝堰闸的修建、频繁的河道疏浚，而且导致了高田区蓄水灌溉与低田区排水防涝、上游排水与下游防潮之间的矛盾，使得整个流域的水利问题更趋复杂化。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潮汐及其带来的浑潮泥沙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对感潮地区的土壤与农业耕作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包括感潮地区施肥方式在内的农业生产格局，并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与社会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

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河流体系发生过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入海通道“三江”，“三江”的演变趋势是三江（唐以前）—塘浦（唐末五代）—泾浜（宋以降），河道大势转移明显，旧有的三江体系日益衰落，吴淞江的主干位置为黄浦江所取代，同时塘浦泾浜等中小河道增多，河网呈细碎化，如太仓地区，“环州境皆水道，纵则有浦，横则有塘、门、堰，以堤防之，泾、沥以流泄之，小而曰浜、曰漕、曰沟、曰潭，布列其间，不可胜纪”^[39]。太仓位于地势较高的冈身地带，相对于太湖以东低洼地区而言，其河水道之数已经算是较少的，低洼地区河网的密度之高可想而知。不同等级的河流，在流域内的水利地位不同，其治理的方式也大不相同。由于牵涉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单纯的水利问题往往上升为社会问题，使得水利问题政治化、复杂化。(www.xing528.com)

从自然条件来看，江南是在整体上呈碟形的低洼地，但区域内水利条件的差异相当明显。从地势上来看，“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州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尤低于苏州，此低之最低者也”^[40]。从西北部的镇江经常州到东南部的苏州、松江，地势差异更为明显，镇江地区，“据京口上游，其地高于苏、松数十丈，水势趋下，如骏马下坂”，因此“镇郡水政之便宜，与苏、松、常未可同类而语”^[41]。常州府的情况与苏松地区也不一致，明代的唐顺之在与人讨论救荒问题时对此有所比较：“苏、松、常、镇并为邻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势之浅深迥然不同。或遇水荒，则苏、松特甚而常、镇尚可；或遇旱荒，则常、镇为剧而苏、松得利。试以运河测之，则常州水止尺许，而苏、松尚有至于丈余者，此其地利、水势显然可见，恐明公以为苏、松未尝告荒，而常州独若哓哓然者。”^[42]由此，不同的救荒情况反映了各地区的水利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合四府而言，则常、镇常苦旱，苏、松常苦涝”。在常州府内，其情况亦有差异，“合一郡而言，则梁溪（无锡）、荆溪（宜兴）常苦涝，兰陵（武进）、澄江（江阴）常苦旱；合两邑而言，则武进常苦旱，阳湖常苦涝”。原因在于，“武邑滨江地多高仰，阳湖滨湖地多卑下”，因此“濒湖多苦潦，濒江多苦旱”。治理的关键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高者利在明其源，源明则旱涝有资，卑者利在悉其委，委悉则农桑攸赖”^[43]。即使在情况较为类似的、地势较为低平的苏州（清代分出太仓）与松江地区，亦由于冈身地带的存在而分为高田区和低田区。两个地区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出海三道泥沙易壅，浚不及时，则嘉定、太仓、常熟高乡之水反泻，吴邑山乡之水顺倾，吴江、昆山、长洲、常熟之低乡，宁不为壑？”^[44]由此导致不同区域在水利上有不同的要求，大致情况是，“松江东乡惧旱，宜闸水以种田；西乡惧潦，宜作堰以截水”^[45]。这是其相似之处，两府之间在水利、农产等方面仍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46]

这些区域水利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流域内部不同地区的工农业结构、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李伯重等据此将整个太湖流域划分为“稻作区”（包括常州府属诸县、松江府属西部县及苏州府属诸县）、“蚕桑区”（湖州府东部诸县、嘉兴府属西部诸县、苏州府属南部诸县）、“棉稻区”（太仓州大部、松江府东部诸县、苏州府属沿江诸县）的分异。^[47]水利、环境与经济方面的不同，也导致了赋税上的差异，从苏州、松江到常州再到镇江，赋税、徭役呈递减趋势，“国税徭役自常而镇，则例渐轻，兼有夏麦输租，不似苏松之仅征秋谷，穷檐蔀屋，皆精治田”^[48]。由水利环境与技术引发的影响已经不止于农田水利，而是深入到整个江南的社会经济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