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回顾与评析

对于江南地区的研究无疑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经济史、社会史、农业史、水利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之丰富，在中国的区域史研究中居于显要地位。江南地区自古即是水乡泽国，自唐、宋以来，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所在，水利文献与水利议论亦是丰富多样，仅以水利志书为例，单从数量上来看仅次于黄河与运河。因此，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丰富。目前国内关于江南水利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水利史学界的研究、农史学界的研究和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以下分别简述之。

水利史学界的研究起步较早。民国时期为治理太湖，先后有太湖流域管理局、江苏水利协会、江浙水利联合调查委员会等机构，1931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水利学会，注重实地调查，推广新式水利技术，编辑出版有《太湖流域水利季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江苏水利局月刊》《水利委员会汇刊》等刊物，郑肇经、姚汉源、汪胡桢、李书田、胡雨人等人留意于水利史研究，并有不少著作、文章与调查资料等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主要有汪胡桢主编“中国水利珍本丛书”系列、李书田等著《中国水利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1949年之后，对于水利史研究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前身为创立于1936年的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江苏省水利厅以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水利史学界除了有大量的资料整理和实地调查勘测工作外，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太湖水利史论文集》（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86年版），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及《太湖水利史稿》（《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研究太湖流域水利问题的基本论著，除了对太湖流域水利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相关的重要问题予以探讨外，还在水利技术层面进行了较为完善的专业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此外，汪家伦、张芳编著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更名为《中国水利发展史》再度出版）、《中国水利史稿》（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周魁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卢嘉锡总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也有大量与太湖水利相关的部分，可供参考。更有一些调查勘测资料，如《苏南湖泊调查》《江苏湖泊志》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还有大量的学术文章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水利史学界的研究者多是专业的水利工作者，具备很强的专业技术背景。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层面，尤其是通过对古代水利工程文献的现代解读，复原古代水利技术的发展水平，并由此为今天的水利建设尤其是宏观的科学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15]正是借助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才可以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古代水利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作用，并由此扩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农史学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史也是农业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众多，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现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所做贡献尤为突出，其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农业史资料组，主要关注农业史资料收集研究工作。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后的研究成果除了陆续出版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外，对于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史研究也值得关注，其比较重要的集体成果有《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和《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农史组编辑1985年版），个人著作有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太湖流域塘浦圩田的发展历史与技术细节，并深入探讨了与塘浦圩田相关的水系变迁、圩田发展与围湖造田等问题。此外，江苏省农林厅编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太湖流域各地市农业部门编著的“农业史志”等亦颇有价值，可供参考。^[16]农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特点主要在于将水利史放在农业发展的视野之下，注重揭示水利事业在区域农业开发中的作用，有利于理解水利史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对与农业史相关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也很深入。

历史地理学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包含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个方面，尤以历史农业地理及环境变迁的研究为主。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三部著作虽是断代或区域性著作，但对太湖流域均做了重点关注。环境变迁方面的成果有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根福等《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1851—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著作皆为太湖流域所作的专门论著，对许多问题都做了极为深入的探讨。除了对一般性的水利发展史有所关注外，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成果更对农业生产力水平（包括稻麦复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市镇经济的发展）、区域开发、环境变迁等问题有深入研究，谭其骧、邹逸麟、魏嵩山、张修桂、满志敏、王建革、傅林祥等人对太湖流域的河道水系、海岸线（含海塘）与河口的复原及其变迁等问题的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17]

经济史、社会史学界也有诸多成果，如宋代经济史、明清经济史等研究，江南地区都是其重要研究对象，均有大量相关成果涌现。^[18]比较令人瞩目的是黄宗智、李伯重等人的生产力研究。黄宗智提出的“过密化”理论早已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论战，其成果集中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两部著作中；李伯重则是经济史学界“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成果问世，与农业经济相关的主要集中于以下5部著作中：《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黄宗智和李伯重所探讨的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史领域，尤其是大量运用计量、统计等方法来测算15—19世纪江南的人口、农业生产力以及城乡工业化等问题，大大加深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此外，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20](www.xing528.com)

国外研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始于冈崎文夫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弘文堂1940年版）等著述，并在此后形成专业学会的研究传统，其研究成果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学会是1965年成立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组织，该研究会主编了刊物《中国水利史研究》（每年1期），并出版《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书刊行会1981年版）、《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95年版）等集体著作。此外，佐藤武敏、森田明、好并隆司、长濑守等人亦有各自的著作、论文。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水利、水利建设、治水、灌溉、水运、社会经济史和水利的关系、都市水利以及水利和环境等，在此基础上对日本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的水利进行比较研究。^[21]此外，斯波义信、森正夫、川胜守、滨岛敦俊等人关于“江南”地域社会与社会经济、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与水利史有密切关联，值得关注和参考。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成果极少有中文译本，因此使用起来较为不便。^[22]除此之外，欧美一些国家的汉学界也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23]由于相关成果的数量实在众多，以上所列仅是将较有序列的成果列举出来，并未将所有成果包括在内，尤其是还有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限于篇幅后文篇章在引用时会加以注明，兹不一一列举。^[24]

历史在不断前进，史学也在不断发展，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可以发现既有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王家范总结明清江南研究的成果与缺陷，得出论断：“综合观察过去的明清江南研究群体，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一）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二）多数偏好于狭小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变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一定程度折射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复、开发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没有这方面的显著突破，新的局面就不容易打开。”^[25]这一评价是就当前最为热门的明清江南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而言的，但对于水利史研究来说，这一评价也是非常适用的。

具体来看，以往研究多以断代的短时段研究为主，“我国学者的区域研究，多以王朝兴废或政治事件断代，前后延伸不多。例如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者，所涉及时间常不出明清两代，甚至上不出正（德）、嘉（靖），下不出嘉（庆）、道（光），罕有上推至宋元，下延及清末民初者，更不用说更早与更迟了”^[26]。断代的短时限研究固然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细，但也容易使研究失之于琐碎，难以总结出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轨迹。就研究地域层面而言，范金民曾指出：“研究的地域范围，由于受资料的局限，实际上始终未能涵盖到整个‘江南’。既有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苏、松、太、杭、嘉、湖五府一州地域，而对江宁、镇江两府几乎未予注目，对常州一府也论者较少。”^[27]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检索与整理，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对太湖流域西北部地区的专题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质量与数量上，都与东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众所周知，自唐宋以来太湖流域（即江南地区）就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区”，那么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太湖流域西北部地区研究的缺失无疑是巨大的缺憾；目前的“江南”研究得出的结论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太湖流域东南部地区（即苏、松、太、杭、嘉、湖等府州）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并以一种“选精”与“集粹”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论证^[28]，因此这种研究的结论自然难以完全代表整个太湖流域的真实面貌。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为世人所关注，环境史学日益为学界所重视，以水利作为切入点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虽然水利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专注于水利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不少，但将水利、环境与社会三方面紧密结合的研究成果还并不多见，在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有待加强。^[29]

尤其是近些年来频发的海洋灾害，如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2005年8月影响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泄露等，都以其巨大的破坏性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激发了学界对海洋灾害的持续深入关注。海洋灾害及其影响研究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一批研究成果迅速涌现，使得相关研究大为增多。^[30]江南地区滨海临江，从历史资料来看，正是受海洋潮汐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这一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都被忽视；潮汐的影响并非是临时性的，而是始终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此种影响在过去的影响范围如何，发生过哪些重大变化，其发展变化有无规律可循，其影响、方式与力度如何，其变化趋势如何等，均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以上不足与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关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