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社会身份的象征

所谓服饰，在中国古文献中，较早连用是在《周礼·春官》篇中，《春官·典瑞》云：“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在现代汉语中，“服饰”一词，指的就是衣服和装饰，意义较为清晰，“服饰”一词不但包括服装，且包含了佩戴的玉器等装饰。

中国古代服饰形制复杂，其目的既不是美观，也不是实用，而是服从“天人合一”的观念，“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制定衣与裳之制，就是“盖取诸乾坤”的上天下地、上阳下阴之象。因此，衣上而裳下，衣尊而裳卑。

自有贫富悬殊、私有制确立与阶级分化以来，穿着就成为人们社会地位标识与身份认知的符号。服装制度是彰显社会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春秋繁露·服制》说“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天子、将军、百工商贾和刑余之人，都有等级分明的服装要求。

图17　十二章纹

据说，从舜的时代开始，就已有了衣裳的“十二章”之制，即天子的服装可以有十二种图案，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而诸侯的服装只能用后八种图案；卿用后六种图案；大夫不过食禄丰厚而已，只能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则只准用藻、火两种图案。平民的衣物不得有纹饰，所以有“白衣”“白丁”的说法。

这就是汉代贾谊《新书·服疑》所说的“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后汉书·舆服志》也说“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多穿麻布衣服，所以“布衣”成为庶民的一个代称。(www.xing528.com)

《国语·鲁语下》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诸侯的大夫在虢地会盟，楚公子围的前面有两个执戈的卫兵侍立。蔡国大夫公孙归生与郑国上卿罕虎去会见叔孙穆子。穆子说：“楚公子的服饰很是华贵，不像大夫，或者倒像个君主了。……现在当大夫的陈饰起诸侯的服制来，说明他有想当诸侯的野心。如果没有这种不臣之心，他哪敢陈饰诸侯的服制来会见其他诸侯国的大夫呢？”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犯禁的行为。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服装饰纹成为官衔品级的标志符号。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又有不同的图案区分类别与身份，文官一律以鸟类来区别官阶等级：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鸳鸯，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蓝雀；武官则用兽类区分等级：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罴，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衣冠禽兽”这句骂人的话倒真成了概括明代文武官员袍服纹绣的最简洁语言。

图18　明代官服

这种以服饰分等级的现象，不仅官场有，老百姓中也时兴。鲁迅笔下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就分成两等：上等人是穿长衫的，下等人是穿短打的。衣着不同，待遇也不同：穿长衫的是坐着喝酒的，穿短打的是站着喝酒的。穿长衫而坐不起雅座，只好站着喝的，只有孔乙己一个人。他没有自食其力的本事，实际上比穿短打的更潦倒，一只脚已经站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但他是万万不肯脱下那破旧的长衫的，他放不下“之乎者也”那点架子，另一只脚还要竭力在稍上一层阶梯上挨个边儿。

中国人爱讲规矩，服饰则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大宗，这显然是文明程度相对发达的表现。中国服饰从产生之初，就被划分出明确而严苛的等级规范。不同身份的人有了服饰差别，社会才有秩序。由此可见，中国的服饰形制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工具，并上升到文明象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