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消费的内涵与外延：近十年来宽窄之变

研究者对“语言消费”的界定在近十年间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与国内“语言产业”研究的开展以及学界对语言产品（服务）特性的认识不断完善有关。国内“语言产业”研究系统的开展始于2010年，这一年也相应成为“语言消费”研究发展的标志性时间点。

（一）随着对“语言产品（服务）”界定的清晰，“语言消费”的外延也相应从窄到宽

2010年之前，研究者将“语言产品”界定为语言类教科书和音像制品；将“语言服务”界定为语言培训、语言翻译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将围绕“语言学习”展开的消费活动称为“语言消费”，包括购买语言学习资料、参加语言培训和测试等。也就是说，在这一时间段，受对“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界定较为狭窄的影响，研究者将“语言消费”的范围仅划定为“语言学习”方面的消费。这一界定在今天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客观来看，或许也是与当时业界与学界对“语言产品（服务）”的认知相吻合的。

2010年之后，随着国内学者对“语言产业”研究的关注，“语言产品”的概念也逐渐清晰，以语言为核心要素或主导要素，以满足某种语言需求为目标的产品形态，包括语言出版、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测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康复、语言会展等业态的产品，都被归入“语言产品（服务）”，对这些语言产品（服务）的消费，都属于“语言消费”。亦即，对以上“语言产业”所属各个业态所提供的所有语言产品（服务）的消费，都属于语言消费。

如果说这是从“语言产业”的视角对“语言消费”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的话，那么，李宇明教授对“语言服务”的界定，则又进一步拓展了“语言消费”的边界。他认为，“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的服务，都属于“语言服务”。根据这一界定，在语言产业所提供的商业化语言产品（服务）的基础上，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语言事业机构提供的非商业性或者具有“语言福利”性质的语言产品（服务）也都可以作为“语言消费”的对象，如语言标准、语言数据等；而且，除了个体的消费者外，政府部门也可以作为“语言消费”的主体，如对来自科研机构的语言决策咨询方面研究的消费等。(www.xing528.com)

（二）根据研究视域的不同，“语言服务”的主体从语言行业拓展到非语言行业，在一定范围内拓宽了“语言消费”的边界

不论是在语言产业还是语言事业的研究视域下，“语言消费”的对象都须是以语言为核心要素或主导要素，以满足某种语言需求为目标的语言产品（服务）。但是如果将“语言消费”研究拓展到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那么，“语言服务”的主体随之相应扩大，可以从语言行业拓展到非语言行业，因为，语言存在于一切交流之中，在任何消费活动中都离不开对语言的使用，包括产品说明等书面语言、服务人员的口头语言等。这些伴随于其他消费活动的语言行为，虽然不同于以语言为核心要素或主导要素的语言产品（服务），但是其对于文化的传播、经济活动的进行、社会的有序发展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而，有研究者将金融、交通、医院、饭店、商场以及工商、税务、公安等窗口行业的从业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时所伴随的语言作为“语言服务”的内容，继而将“消费者”在这些场所购买产品或服务、办理业务时所接受的语言作为“语言消费”的内容。但需要明确的是，消费者在就餐、购物等过程中并不是以满足某种语言需求为目标，而是以餐饮、购物为消费目的，尽管从业人员的“语言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但并非其最主要的消费内容。所以，有必要将这种伴随式的“语言消费”与前一种以消费语言产品或服务为目的的“典型性语言消费”进行区分，并且明确其特定的含义与适用的研究范围，避免将“语言消费”概念泛化。

综上，“语言消费”包括了以语言产业为供给主体的“典型性语言消费”和以窗口服务行业为供给主体的“伴随式语言消费”。除此之外，还涵盖了对以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科研院所、社会公益机构为供给主体的语言政策、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语言教育、语言数据、语言康复等服务的消费，这一类消费可以归入“典型性语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