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水资源配置效率与投资机制

1.水库水资源配置的两种效率

这里笔者借用诺斯关于经济的“可适应性效率”来证明水库水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两种效率。诺斯认为“适应性效率”^[3]指的就是制度相对于市场竞争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这是一个动态的效率，反映市场结构对新形势的持续适应力。而“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只要价格机制是灵活有效的即可。水资源配置中同样存在两个效率，即规划效率和运营效率。规划效率相对应于配置效率，运营效率相对应于“适应性效率”。

水库效益发挥的大小既取决于水库的规划，又取决于水库的实际中的调度运行。设水库效率为η，规划设计效率为η1，实际调度运行的效率为η2，则η=η1×η2，只要η1和η2中任何一个效率不高，就会导致η的低值。η1决定于水库库容，包括兴利库容、死库容、防洪库容等指标的选择。η2决定于在特定降雨和产生径流条件下，水库控制运行的实时调度。

链接：北京市官厅水库2000年7月3～4日暴雨调控情况。受高空低涡与偏南暖温气流的影响，2000年7月3～4日北京西北部地区下了大雨和暴雨，有些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据报汛资料统计，官厅山峡雁翅站2天降雨量314mm，清白口284mm，三家店243mm，沿河城190mm。按照规划，预报洪峰流量为1511m3/s，预报洪水总量为3427万m3，但实际比预测洪水总量少723万m3，预报精度仅为74%，实测最大洪峰流量比预报大1545m3/s，预报精度仅为51%。

从上面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水库效率具有规划性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两个效率。前者可以预先设计，而后者无论如何都要随机应变，相机抉择。

2.产权制度保证水库运行的效率

产权制度的清晰会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产权制度不可能决定资源配置的具体方法，即不决定具体的操作方式，但是，在既定前提下却决定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调节机制和外在调节机制及两者的结合。产权制度安排主要有政府安排与市场安排两种。由于水资源具有以上产权结构特性，因此，水库水资源配置制度安排为两者相结合的复式供给机制。流域水库水资源的规划是保证水安全的重要阶段和措施，具有完全的政府安排特性。在水库运行阶段，是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配置，当水经过取水设施供应到最终用户时水就变成了商品，属于典型的“私人物品”。所以水库水资源的配置过程是一个从公共产品到私人产品的演变过程。(www.xing528.com)

（1）水库完全私有化投资的局限。首先是水库投资具有巨大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是指投资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与可避免成本相对。由于水库建造之前，首先必须勘探设计，在勘探设计中存在项目不可行的可能性，这种不可行既可能是由于地质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政策处理原因引起的。水库前期工作中投入巨大，如果项目不可行的话，相应沉淀成本也巨大。与这种巨大的沉淀成本相伴随的是高风险。因此，适当的政府投入可以减轻由于沉淀成本问题带来的风险。

其次是巨大的外部性无法内部化。一方面水库从防洪的角度看，完全是一个公共物品，水库对下游一定范围经济主体都能起到保护作用，减少洪水的侵袭。这种利益由于无法形成比较小的单位，量化到每个经济主体，因此，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另一方面，水库水资源的管理不仅仅是水量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水质的管理，如果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将缩短水库使用寿命或降低水库的利用效率。再者，上游为了发展经济，兴办大量耗水企业，企业排出的污水将降低水库水资源的价值。因此，水资源管理不仅在水库本身，更重要的是上下游。

（2）完全政府投资的低效率。长期以来我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水库完全靠政府投资并不会带来高效率，产生这种低效率的原因是水安全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管理上的低效率。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政府投资与水安全所需投资相比明显偏小、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和运行管理的无效率。这方面笔者作过实证分析：政府投资的项目比私人投资的项目在造价上要高出5%～10%左右，管理绩效明显低。另一方面公众认为水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非安全状况应该归咎于政府不作为。这种过分依赖于政府的社会心理忽略了公民、集团在水安全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所能够且应该作出的贡献，比如采取节水措施。

（3）二元结构投资机制。浙江小水电工程投资的水库已从单一的国家或集体投资到单一的私人或股份制投资，目前再从单一的私人或股份制投资发展成为混合投资产品。同样我国防洪水库工程也正在走向混合投资：水库水资源中私人物品部分由市场化投资，而公共物品部分由政府投资。

本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水库中的水资源的产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多年。事实上我国水利工程与水电工程的分道扬镳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水利与水电的分离最终造成了资源浪费。从理论上解决了水库的产权问题后，可以整合水利资源和水电资源，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