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权力中心协同进化：客体导向的实现

治理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分享。从大的方面来讲，这种权力的分享包括立法权的分享、行政权的分享、管理权的分享。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该是基于社会治理的综合性社会化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行政监管到社会共治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需把握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7.2.4.1　把握并协调食品安全多元化主体及其利益关系

食品安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传统的食品行政监管模式中，食品安全关系被简单化，突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把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关系定格为“管”与“被管”的对立关系，从而忽视和弱化了其他相关主体的存在，以及各主体间基于利益协调的相互关系。因此，在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制中，必须充分发挥各相关主体的作用，包括政府、企业、消费者、社会相关组织、媒体等，并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作用，把食品安全的“对立关系”调整为利益“共赢”关系。这样才能使食品安全保障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和组成部分。

7.2.4.2　重视客体导向原则在食品安全关系调整中的作用发挥

客体导向是利益协调和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任何一个两极或多极的关系中，根据相互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形成主体与客体之分。如在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行政监管部门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基于行政监管的“主/客”体关系。通常在这些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往往是主体导向，而关系中的客体处于被主导的地位，从而形成“主”强“客”弱的局面。这种格局极大地限制了客体作用的发挥。客观导向原则就是要在关系主导方面充分尊重客体作用的发挥。在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方面，就是要给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更多的利益表达、权益维护、发展选择等方面的主导权。客观导向原则的应用，是实现由监管向治理跨越的重要环节。客观导向原则，促进了客体在关系中的作用发挥，从而为治理结构中的多元主体平等协调和处理利益关系创造社会基础。

7.2.4.3　确定基于各方利益共同协调下的食品安全目标

在行政监管模式下，食品安全的目标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通过法律或技术法规（如强制性技术标准）等形式加以确定，并以行政强制的手段作为确保目标实现的途径。在这个模式中，利益被简化，手段被强化，过程被弱化，结果被绝对化。由于各方利益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利益实现的过程受到局限，造成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目标的社会性冲突加剧。因此，实现食品安全保障社会共治的进程，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在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的基础上，以共治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协调手段，确定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能够为各方接受而不是武断的社会食品安全目标。

7.2.4.4　社会化食品安全的网络治理模式(www.xing528.com)

网络化治理是对现行等级制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进化。网络化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并重新确定和协调社会各种资源以创造公共价值。网络治理模式的建立要基于政府模式演进发展和变化的累积。除了传统层级制政府管理模式外，融会了至少四种公共部门形态的变化和趋势，即第三政府的发展、协同政府理念、数字化革命的影响和公民选择意识的觉醒。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注意政府替代组织的培育。政府职能调整和转变的关键，除了理念和决定之外，还需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即接受职能转移的载体。也就是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能在转移给市场或社会时，是否有相应的载体来承接这些转移。因此，需要培育和促进相关政府替代组织发展。替代组织包括私人公司、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组织。

②要重视政府机构平台和协调作用的发展。在网络治理中，协调工作是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促进治理网络发挥效果的关键。在现有的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中，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来充当治理结构的协调者。这是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新的角色定位。从守夜者到划桨者、掌舵者、服务者，再到协调者，这正是政府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变化的轨迹。

③要建立和夯实权力责任体系的社会基础。基于法律和自律的责任体系是治理网络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在治理环境下，主体利益的多元，责任的确定和遵守成为治理能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健全的法律、道德与信仰，有效的自我管理机制等，对于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模式的建立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其中，道德、信仰和自我管理机制的建立较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更需要充分的时间以及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

④公民作用的发挥。无论是在传统政府模式还是治理模式中，起最后决定性作用的从来都是公民。而在治理模式下，公民的作用则更加显性和直接。尊重和鼓励公民参与是治理结构的标志性特点之一。在治理模式下，公民不再是等级式服务运行体系中被动接受服务或产品的顾客，而是成为市场、社会活动的责任方与选择方之一。

⑤要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网络化的协调与沟通，意味着社会合作总成本的提升。为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标杆来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即在资金、人员、技术、信息、权威、舆论、信仰等方面，达到价值观的认同，成果的分享和过程的透明。通过资源的整合，治理各方的关系由对抗型转变成合作共享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