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偏好影响的是监管的手段和现实方法。就手段和方法而言，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无疑是最佳选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相关行政部门的技术偏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于将各类新技术手段应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偏好，在不同监管体制（分段监管或一部门监管）中都是高度的一致。“制度＋科技”似乎正在成为各类行政监管中一个常见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偏好对行政监管的影响必然被放大。
对食品安全监管影响最大的技术有两大类，一是检测技术，二是信息技术。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最古老的技术支撑。当英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在1820年运用化学手段对假冒伪劣食品进行检测并加以曝光时，检测技术就开始深入地嵌入食品安全之中。甚至可以说，正是检测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应用，才掀起了食品安全的大幕。随着科技的进步，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体系已然成型并不断发展，包括传统的理化指标检测和微生物检测，以及伴随新的生物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毒性检测和基因检测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刻，以至于人类的社会历史被冠以信息时代的称谓。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顺理成章。这些年来，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创新持续不断。按时间顺序，可以排列出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的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项目：
一是以数据网络化处理为核心的“金”字工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的系列“金”字工程，是政府部门大规模启动行政工作信息化的大工程。“金”字工程的实施主体全部是国家各职能部门，目的在于实现电子化政府。“金”字工程包括：金税、金财、金贸、金关、金审、金卡、金农、金水、金盾、金桥、金旅、金智程和金卫，以及金质工程等。
二是以网络视频技术为核心的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电子监管系统。该系统利用网络视频，把视频摄像头安装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网络将视频信号传回监管部门，以至于监管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对食品生产的现场进行实时的观察。该监管技术首先在广东省试点，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后，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三是以网络条码技术为核心的电子监管码系统。2007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国质检质联〔2007〕582号）中，决定对纳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CCC）管理的重点产品实施电子监管。并且明确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9大类69种重点产品必须在2008年6月底前全面实施电子监管，所有产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上市。电子监管码通过专门的监管网对每件产品赋予唯一的电子监管码，实现“一件一码”管理，将电子监管码对应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动态信息实时采集到数据库中，通过覆盖全国的无缝网络、支持数百万家企业数千万亿件产品的超大型数据库和专业化的客户服务中心，其目标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络实现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到餐饮消费的食品全过程电子监管链条，以及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质量追溯系统。
四是以无线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移动监管系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高速无线网络技术，把信息管理系统从办公桌上带到了监管现场。其目标在于实现监管工作的全程信息化，通过使用掌上电脑等终端设备，做到现场监管电子化，所有的监管信息和监管文书等都可以直接由电子设备产生。移动监管系统是武装到现场的监管信息化管理系统。截至2013年，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金”字工程中，食品安全移动监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移动监管、特种设备移动监管等子系统都已投入实际应用。
此外，信息技术中的新领域和新趋势，如云技术、大数据等，正在成为新一轮行政监管技术手段创新的新目标。
技术手段在行政监管中的应用，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监管工作的局限性，在监管实际中不能对技术手段的应用效果抱以太大的希望。实践证明，许多技术手段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并没有成功。把摄像头安装在生产车间的电子监管系统，在河北昌黎县假葡萄酒事件中，被证明对于行政监管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相关监管部门被追责的一个方面。电子监管码系统的最终成功并不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而是在药品监管领域。相对于食品这种广泛消费的商品，药品的有限性是电子监管码系统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移动监管系统的设计初衷，在实际应用中遭遇到工作效率的瓶颈，一个掌上电脑的工作速度和工作便利，在特定工作环境下远不及传统的工作手段。而发展了20多年的“金”字工程，仍无法突破数据管理系统的门槛。
技术只是监管工作的辅助手段，而不能替代监管，更不能替代监管中人的作用。技术手段只有恰如其分地融入监管过程之中，才能发挥技术的优势与作用。任何忽视人的作用与地位而试图以技术为核心去重新构建监管模式或系统的尝试最终都将难逃失败的结局。再好的技术手段，都无法检测和发现人的诚信缺失。包括食品安全监管在内的行政监管工作，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实现这种监管的最佳手段与形式，莫过于人对人的模式，即只有人才能对人实行最有效的管理。
本章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视角，对政策执行力作了不同以往传统模式的分析，把对政策执行力的分析研究，推进到了微观操作层面。传统的政策执行力过程，往往只重视政策执行的宏观效果，而忽略执行层面的微观因素。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政策执行力的“最后一公里”因素，虽然都处于微观操作层面，但是它们对于政策执行力的最终效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当对政策执力的分析由宏观进入微观层面后，对于政策执行力的系统分析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更加突出的彰显。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个性差距与偏好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往往被淹没在行政事务的表象之下，从而使得许多经过精心设计的政策在现实执行中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进而向公共治理方面发展的过程，经济成本与社会心理的影响因素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不仅是出于提升政策执行力的需要，也是创造和维护和谐社会治理环境的需要。
【注释】
(www.xing528.com)
[1]Julian M.A.，Henrich B.，Richard S.G.，Demand Enhancement through Food Safety Regulation：Benefit Cost Analy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alifornia Pistachio Industry.Contributed Poste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6th Tr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Queensland，Australia，2006-12-18.
[2]Bo-Hyun Cho，Neal H.H.Measuring the Impact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An Output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Selected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Denver，Colorado，2004-8-1.
[3]Birner，Regina，Linacre，Nicholas A.Designing Regional Systems of Biotechnology Regulation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Regulatory Governance.Accra，Ghana：2007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fric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AAAE），2007.
[4]李长健：《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摘自2013年上海某地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食品抽查经费统计表。
[6]《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09年。
[8]资料来源：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2011年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处。
[9]资料来源：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2011年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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