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政策执行成本研究

关于食品安全政策执行成本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从经济学或是公共管理视角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成本分析理论或是分析模式。

6.1.2.1　基于HACCP体系的监管成本分析模式

就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而言，无论是多部门监管（如美国）或是一部门监管（如欧盟），这些国家都在各自政府的监管模式之下，普遍在食品链的各环节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体系，并基于HACCP体系开展了各项食品安全控制、检测与管理活动。因此，对于以HACCP体系为基础的监管成本分析，成为一些学者所关注的学术热点，着重从个人和公司的角度分析了HACCP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经济影响，评估了HACCP的量化实施效果并且将运营成本归入管理系统成本之中。马尔多纳多（E.S.Maldonado）等人从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评估了墨西哥肉类工业实施HACCP系统的状况，指出虽然相关企业由于投资了新设备以加强对产品的微生物测试的举措而增加了运营成本，但是通过HACCP系统的全面实施，企业降低了产品中微生物的数量，提高了企业整体的安全控制水平。这一研究是首次对HACCP进行系统的量化，通过对其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更好地解释HACCP系统存在的意义。食品监管的收益较为明显，但监管所需付出的成本在衡量上却存在很高的难度。奥林格（M.Ollinger）等学者通过对监管费用进行的实证研究，量化有可能驱动监管成本的直接或间接经济因素，建立一个有关HACCP成本的基本模型，解释了直接或间接管制以及私人行为对监管费用的影响，对于政府和企业进行监管控制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这些围绕HACCP体系的成本/研究，通过对品质成本的关注，进而以一定的数学模型计算研究了特定质量水平下相对的监管费用，并通过对费用的回归分析，进而明确监管中的关键控制点。

6.1.2.2 成本收益分析

朱莉安（M.A.Julian）等学者通过对美国开心果行业的监管模式评估^[1]，分析了政府职责和私人行动之间的集体行为效益，并给出了成本与收益之间正相关的结论。即食品中潜在的危害直接对消费者的需求产生影响，可通过加大食品监管力度来促进消费需求。在研究中，朱莉安等人假设了3个参数，并以此建立了分析模型：①潜在的市场条件，包括国内和出口的需求弹性、库存需求弹性、长期而言需求的年增长率、新增种植效益的弹性；^[2]无市场秩序的影响；③加入市场秩序后的影响：相对于无市场秩序的参数加入了遵从成本和认证对需求的作用。建立在上述3个参数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表明，不管相关食品安全的政策具有正向的影响力，相关的体系认证资格、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产品质量等级的规定，将会为食品生产厂商、消费者和社会带来净收益。这样的研究分析，简单地支持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政策及监管投入。

6.1.2.3　输出定向分析函数模型(www.xing528.com)

该模型的提出是基于食品安全规制存在机会成本的理论②。按照该理论，限制公司行为的食品安全法规一旦出台后将给企业带来“效率损失”，进而对“经济收入”产生影响，这种收入的变化就是遵守法规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因此食品安全规制的“机会成本”可定义为，用来加强食品安全所用的生产资源的隐藏价值，这种隐藏价值可通过适当增加销量来提高收入。这是所有衡量执行成本中一种更精确的衡量成本收益的方法。虽然传统的执行成本反映的是投入需求的明显变化，但这里所讲的机会成本却是通过重新分配输入而放弃的价值。除考虑成本出现的明显变化外，还需评估执行加强食品安全政策的经济性分析。因此，在评估食品安全监管效果时，应将公司执行成本和有效运作机制效果有机结合。通常会计学、工程学和计量经济学三种方法可以被用于评估食品安全监管的传统成本。其中，会计学方法是根据由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成本来衡量法规对就业、资本存量和其他投入的影响；工程学方法将工程数据和经济数据有机结合，如投入成本；计量经济学方法将统计技术和行业数据相结合来估算成本。

在输出定向距离函数里，涉及3个假设和约束条件，分别是：①非意愿产出的弱可处置性（Weak Disposability of Undesirable Output，WDUO）；②非意愿产出的自由可处置性（Free Disposability of Desirable Output，FDDO）；③产出的零结合假设（Null Jointness of Outputs，NJO）。其中，所谓的“非意原产出”是相对于“意原产出”而言的，就食品安全而言，“意愿产出”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提供的安全的食品；而“非意愿产出”则是指食品安全所存在的风险。可处置性是指企业在处置这些“非意愿产出”时的可选择方式、范围和效果。当一家公司可通过购买新设备来降低风险和承担粮食持续可变成本（如劳动力）时，则该公司会失去较为理想的输出这些风险和成本的机会，这就是弱可处置性的本质所在。所谓NJO则反映了“非意愿产出”永远是“意愿产出”的副产品，即在任何一种食品生产水平下，生产经营企业均需承担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的零风险只有在食物生产为零时才会实现。在模型中，两种产出被假定为是有关联的。在配合有关食品安全规定时，如果企业简单处置“非意愿产出”，就会带来某种形式的成本。为此，该公司必须分配资源，以减少不必要的输出。因此，对一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来讲，对于“非意愿产出”方面的控制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产品的风险程度，而对风险控制的把握与具体处置则反映了企业在经营活动时成本控制的水平与偏好。输出定向分析函数模型可用于估计食品安全法规的机会成本和食品风险的影子价格。通过比较食品风险中的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得到安全食品所愿意的支付，可以更好地理解对公司和消费者来说更安全食品的价值所在。

6.1.2.4　交易成本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是公共管理学领域较为常用的一个分析方法。通过对相关管理部门间的交易成本的分析，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指标体系来反映公共管理的质量和运行水平。对于行政监管而言，将交易成本作为考虑监管执行力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利于对行政监管的有效性作全面的分析与把握。行政监管成本控制的方法运用，将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概念引入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从而使得对于行政监管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数学模式关系的研究成为可能。一般而言，不同的监管交易模式对应着不同的收益成本因素，需要从交易强度、交易频率和需要知识的类型三个方面来评判其监管模式中的交易成本属性。在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的研究中，“监管活动的最佳强度”^[3]指标的提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指标反映的是执行监管制度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交点，通过对这一指标的分析，可以评估某一监管方案的优劣性，并分析该监管设计的风险类型，进而得出结论。以“监管活动的最佳强度”为核心的交易成本分析，是基于环境、政府联邦制度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而提出的评估区域生物技术管制制度的概念框架。该框架制定了设定方案和评估标准，主要用于确定权衡的对象以及权衡的影响因素，包括监管系统涉及的范围、该范围的体制结构、当地的融资模式、企业与监管机构各自的职责、监管制度的转变等因素，以及在整个国家总体水平上所进行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