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重技术轻设计
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但中国目前是一个缺少核心技术的制造大国。中国是第一大玩具制造国,70%的玩具生产在中国,但没有自己的品牌;中国是第一大小商品生产国,例如打火机80%生产在中国,但因为缺少知识产权,受到欧盟《产品安全条例》贸易壁垒的限制;中国是第一大彩电手机生产国,但50%的核心技术在外国人手上;中国是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旅游纪念品生产是世界之最,但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外国游客在北京42个景点购置纪念品平均每人只花费1.63元人民币;中国是第三大外贸出口国,但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只有2%,产品50%是贴牌,25%没有商标;中国专利中保留15年以上的有2000个,但其中1100多个是外国人在中国申报的;100个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亚洲占10个,日本7个,韩国3个,中国为零。[62]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是大,但却不强,中国制造业主要是“贴牌”生产,“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快速跟随者’,为自己赢得‘世界工厂’这一称号。其他制造业国家能够做和已经做了的事情,中国现在能够以更廉价的成本完成。但是要想成功地竞争为全球经济第一,中国需要成为一个创新领袖,为世界提供新产品和服务。”[63]在重视自然资源的今天,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将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将简单的制造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利用你的廉价人力资源和消耗你的自然资源,污染你的环境,给你一点小利,而自己却获取更多的价值。他们不断开发新的技术与设计,在研发上一直走在你的前面。
没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再强大也是不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一种产品,并不是仅仅以最终组装为目的。从开发阶段开始,经过设计和实验,到追求制造更好的产品,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组装制造不过是一个最终的阶段而已。目前日本和欧美汽车厂商在中国所开展的生产活动,仅仅是一个最终的阶段。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就嚷嚷什么‘中国的发展很令人畏惧’,那是不懂制造业的人们的一派胡言。”[64]你看国外的战略家们是多么的清楚。当年英国放弃本国的制造业,转而抓工业设计继而抓创意产业,正在全力将伦敦建设成为世界的创意之都,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我们确实发展了,国家现代化的程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绝不能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低技术的制造业,其生产过程普遍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资源和劳动力的廉价。我们不少人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竞争力津津乐道,以为我国从此可以与技术先进国家抗衡,其实,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先进国家的这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要去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而是“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的生产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90%均被外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最佳方式的全球运作,对中国产业形成了极大的竞争优势”。[65]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劳动力的廉价吸引资本的到来,其实只能证明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并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并不丰富,因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是建立在对国内资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中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分流了那些发达国家科技含量很低的加工组装产业的压力,也方便了它们调整产业结构和保持领先,帮助了资本向更加高端、更加精尖的领域的集中。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外国企业在建立品牌,中国企业在贴牌加工,你创造的价值,很大一部分要交给品牌拥有者,自己获得的利润很低,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商场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这种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32美元,商场的毛利是18美元。中国企业因为获利低投入研发的费用就少,这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90%的欧美跨国公司都已经把创新融入了他们的企业战略,80%都建立了全公司的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都把利润的10%投入到了研发当中。有55%的创新来自于与大学、研究机构和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交流。而大部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很少,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没有研发。照此下去,中国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因此,中国只有走自主研发,走创新的道路,尤其要用优质的设计来振兴民族工业的发展,才能建立与先进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的市场很大,国外的设计机构早已对中国市场的设计需求“垂涎三尺”,纷纷加入中国境内的设计服务。中国企业总以为自己是本土专家,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的研究比较不以为然,缺乏踏实的态度。但是真正对设计研究感兴趣的,还是国外的公司。他们对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心理、需求等方面,潜心研究,下了很大的工夫。
笔者在设计实践中有这样的感受:承接国内企业的设计,你与他们谈关于该项目设计的研究时,对方的反应十分微弱,他们的要求就是帮助搞一个“漂亮”的外形,时间给的非常急迫,常常整个设计方案就只给一个星期,整个设计工作也就个把月就完成了,你没有时间从设计的角度去做深入的市场调研,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设计思考,甚至没有时间认真地做设计方案,一切都在“快”中结束了。而国外的企业完全不是这样,比如我们为韩国三星电子(中国)研发中心做“高端手机”概念设计研究项目,当笔者与他们谈到从研究中国高端人士的生活方式、生活行为方式入手时,他们立即表现出高度的首肯,光《设计企划书》就推敲了12稿,调查研究除了普遍抽谈、一般访谈、深入访谈、同业研究、市场研究外,还要建立中国高端人士的“三星模拟人”,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设计目标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便于准确地提出设计概念,然后在“设计概念”的指导下开展概念设计工作,这个时间要花半年以上。目前韩国三星在研究中国未来三至五年以后的手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日本索尼上海创造中心在研究2010年中国的消费产品是什么样子的,德国西门子公司正在开展“视野2020”计划,我们从他们的工作中再一次感到我国企业在设计理念上的落后。国外企业十分重视与高校的合作,我院这次与三星的设计研发合作是三星与中国高校合作的第三所院校。德国西门子已经在全球100多个高校建立了“高校联络办公室”,与高校进行联合攻关,其中中国高校有16所。这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国外的企业比我们更清楚,要想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必须整合当地的资源。
二、“拿来主义”的陋习不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以大规模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开始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市场缺口巨大,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主要是在功能和技术方面。因此,国内企业的自主设计和开发基本上处于盲区,一方面中国刚刚接触到工业设计的概念,还不甚了解工业设计的真正含义,“设计”就成了测绘国外的产品;另一方面国内引进的大量是国外淘汰出市场的东西,重复引进生产线又使得产品的种类和品种都较少。即便建立起来的加工基地,主要是外来加工,设计是由外国企业做好的,我们自己不需要设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企业为争夺市场,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开始注重结构调整。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提出了要求,加上因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引起通货膨胀及外贸出口受阻等各方面的原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外向型企业都受到冲击,沿海地区企业在出口定单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转向国内市场。过去靠的是“外来加工”方式而今需要自己进行市场开发,这时设计被企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这一时期企业对设计主要采取的方式是直接购买国外同类产品,在基本结构和功能原理上,对产品进行仿制,从产品主体至局部都采取直接仿制或近似性仿制。这种“拿来主义”的设计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企业也得到了利用国外优秀设计为企业带来的利益,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种花钱少开发快的“捷径”使企业尝到了甜头,我国企业普遍的急功近利想尽快富起来的心态,使他们逐步养成了依赖“拿来”的陋习,即使某些企业家有了初步设计的认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愿加大自主开发增加产品的成本。“这也是我国制造业一直没有走出引进—模仿—生产—再引进—再模仿的怪圈的原因”[66]。这样一种普遍的状态,使我国企业好像已经长成“大人”了,却始终“断不了奶”,维持企业生存发展最重要的“营养”——新产品,要靠别人供给,成为巨大的“婴儿”。正应为这样,中国企业以模仿国外产品为主要手段来发展企业,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严重延误了中国设计队伍的建设,就像在吃麻醉剂,短时间内,它可以刺激产生成功的幻觉,但长期服用,它将在不知不觉间破坏肌体,使你丧失身体健康并把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来的“奶”,但是一旦别人不供“奶”了,这个婴儿就只有死亡了。记得南京有一家灯具企业委托我院做投标北京故宫和天坛的环境灯具,公司老总告诉我们,他们是最大的灯具企业之一,在灯具产品设计上“我们抄国外的,国内其他企业抄我们的,现在要针对北京故宫和天坛这样的环境,我们没有地方抄了,别的企业也抄不了我们了”。这位老总毫不回避抄是企业开发新品种的直接方式,而且一旦这次专项设计投标结束,他们还是会回到继续的抄的“开发程序”之中,这样至少可以省掉一笔设计费。“在别人正在起劲地模仿表面看起来类似的仿制产品的时候,正品厂家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因此,仿制的产品很快就会被淘汰,而又不得不开始新的仿制。所以,在这样拼命努力去仿制的期间,就不能积累起技术。因此,如果想要以此追赶和超越别人,那等于是梦中之梦。”[67]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的企业去思考的问题,我们绝对不应该为简单模仿享受到利益,再看对方又无能为力而感到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学会模仿而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和不能建立自己的设计研发体系,模仿别人的产品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看起来搞到了技术而且还可以赚钱,其实不可能得到有系统有程序的技术设计开发上的提升,这样的工业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因而也永远形不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企业家对工业设计的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
中国相当多企业家对于工业设计的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往往看重技术、管理和广告的作用,肯在这方面投入,而不肯对产品的委托设计给出合理的价格。某些企业可以在办公楼的装修上数百万地大把花钱,也可以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投入广告或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唯独不愿意在产品开发设计上作出相应的投入。上海曾经做过一项调研表明,上海企业领导了解工业设计概念的仅占18.6%,把工业设计列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到11.3%,上海还是我国思想活跃、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英国设计委员会对英国企业的研究表明,74%的快速增长的企业认为,设计在过去的十年对于他们保持竞争力方面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其中95%的企业使用设计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100%的企业相信产品的设计工作能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63%的企业相信设计是一个创意过程,它使想法变成现实,42%的企业相信设计是一种能够使其与众不同的商业工具。[68]芬兰大约80%的传统企业在使用设计师,所有产业平均来看,大约41%在使用工业设计。[69]与这些技术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对工业设计的价值认知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产品的品牌非常重要。今天的市场竞争实质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意味着高附加价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但是一家企业的品牌的形成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企业视觉形象的塑造,而在于创造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美国耶鲁大学企业管理教授科利斯与哈佛大学企业管理教授蒙哥马利提出“资源竞争力”的观念,认为资源是企业创造更大的整体竞争优势的核心。[70]这个资源就包括了产品本身。一家企业知名度再高,工作环境再好,产品不好,品牌不能建立,即便技术很好,但“人”与“物”的关系不好,即设计得不好,这个品牌也难有“美誉度”,没有“美誉度”的知名度,是不能长久的。因此,产品本身要好。
前几年国内许多企业欲演一场从国外企业手中夺回“喂奶权”的商战。有资料表明,上海市场上,国外品牌儿童食品占75%,国内儿童食品占25%,即便是中国的西部地区,外国儿童食品也占50%~70%,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吃的是外国的奶制品已是不争的事实。为夺回喂奶权,业界人士认为,练好内功才是迎战国外儿童食品的根本途径。[71]中国儿童不吃国内的奶虽然有营销战略的问题,但是缺乏系列化产品,模仿国外的产品,产品本身质量低劣也是重要的原因。虽然这是一个食品行业的案例,但我国工业产品市场何尝又不是这样?例如我国的旅游纪念品市场,有多少商品具有这种纪念价值?既非原产地,又无新创意,得不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纪念价值是旅游纪念品存在的理由和前提,纪念价值的创造,则依赖于三大基点:认同、表现和强化,并且缺一不可。旅游纪念品应该反映人们普遍认同的东西,唯有如此才更具有商业化的价值。这种普遍认同,必然是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积淀的东西,即便是创新,也需要具有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基础”。当然,光有认同基础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载体:一个恰当的“表现样式”,让人感到这种样式把自己的认知、感受、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强化是指“认同强化”,通常以恰当的材质、工艺、包装、通路等配套手段来达到强化的目的。要达到认同、表现和强化,设计必不可少。一件旅游纪念品的物质成本可能很低,但设计将使它的附加价值得到大大的提升。
制造业的这种状况影响了我国工业设计市场的形成,缺少就业需求的工业设计行业自然也就影响到学校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造成学校只满足于对产品一点形式美造型能力的教学,使工业设计沦落为仅仅是一个产品的“美容师”,工业设计的真正内涵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教学停留在浅层面上。高校的工业设计教育得不到发展,反过来也影响到制造业工业设计人才的集聚,最终还是影响到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得不到修正,将长期地影响我国工业设计事业和工业设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1]盖尔哈特·马蒂亚斯文,莫光华译:《看上去很壮观:1990—2005 年的中国设计教育——一个“局外人”的一番“局内”思考》,中国设计教育网。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P101。
[3]林德宏:《高科技引发新的教育革命》,载《新华日报》,2000年3月13日。
[4]黄哲武:《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经济学分析》,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128。
[5]孔祥羽:《科学定位,加快发展》,载《教育与职业》,2006年第1期。
[6]“Ecole”是法国的专有名词,也是学院的意思。
[7]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P306。
[8]潘懋元、谢作挧:《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26-27。
[9]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载《光明日报》,1999年2月25日。
[10]李源潮:《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江苏教育年鉴2006》,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11]〔4〕 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与马丁·特罗教授的对话》,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4。
[12]《部分高校扩招负债累累 今年起控制高校扩招》,阳光高考网,2007年3月9日。
[13]《吉林大学自爆欠下巨债,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搜狐新闻网,2007年3月23日。
[14]《我国高校贷款规模逾4 000亿破产隐患凸显》,搜狐新闻网,2007年3月20日。
[15]戚业国:《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质量观》,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32。
[16]刘振天:《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反思》,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140。
[17]戚业国:《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质量观》,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36。
[18]《大学应重视培养创业人才》,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14日。
[19]吴翔:《边缘与突破——对工业产品设计教学琐见》,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P11。
[20]袁振国:《大学应该培养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载《新华日报》,1999年8月30日。
[21]于杰:《大学生应着重提高“软能力”》,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5日。
[22]刘海峰:《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41。
[23]袁振国:《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P33。
[24]李小兵:《市场经济与价值矛盾》,载《我在,我思》,东方出版社,P69-70。
[25]戚业国:《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质量观》,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37。
[26]马兰等:《推动工科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创新新思维的创建与实现》,载《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纵横——2005国际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27][美]布鲁斯·汉纳著,孟悦、张妍译:《如何成为产品设计大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P1。
[28]无锡轻工业学院工业设计系从1986年开始招收理工科背景的生源学习工业设计,从此开始了艺术类生源、理工类生源“双轨制”的工业设计人才培养体系。本人留校后从1989年开始主要担任工科班的教学工作。(www.xing528.com)
[29]“98’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研讨大会”《关于工业设计学专业参考大纲研讨会记录要点》。
[30]许喜华、陈皓:《“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解读与设计本体论研究》,载《装饰》2005年第1期。
[31]潘懋元主编:《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178。
[3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P206。
[33]《美〈商业周刊〉:创新在中国障碍与生俱来》,2006年12月20日,人民网。
[34]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先生是国际创意产业界著名专家,版权、媒体及娱乐业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知识产权宪章的负责人和提供创意及知识产权咨询的创意集团的主席及创始人之一。他是Equator集团、电视投资公司、世界学习网及其他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创意商学院的主席。约翰·霍金斯先生是哥伦比亚国际互联网(ITR &Co)公司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该公司的顾问,曾经为美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中国中央电视台、欧盟委员会、IBM、韩国信息战略发展研究处(KISDI)、伦敦发展机构、新闻集团、日本公共广播电视台(NHK)、星空电视、墨西哥Televisa电视台、时代华纳、联合国及环球影视提供咨询。他曾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摩洛哥、波兰、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公司及政府提供咨询。约翰·霍金斯先生是多部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沟通在中国》、《创意经济》、《CODE:数字化经济中的协作及所有权问题》和《了解电视》等。约翰·霍金斯先生还是林肯大学创意产业领域的客座教授。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资料来自百度百科网)
[35]青岛工业设计协会:《霍金斯谈创意经济》,载《设计界》,2006年第1期,P40。
[36]王永生著:《创新方略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P124。
[37]向洪、王雪主编:《哈佛创新》,青岛出版社,2005年,P7。
[38]王永生著:《创新方略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P114。
[39]《美〈商业周刊〉:创新在中国障碍与生俱来》,2006年12月20日,人民网。
[40]青岛工业设计协会:《霍金斯谈创意经济》,载《设计界》,2006年第1期,P41。
[41]谭平:《成长的故事(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实验探索)》,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
[42]奚传绩:《关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载《设计艺术十五年》,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P110。
[43]奚传绩:《关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载《设计艺术十五年》,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P110—111。
[44]李乐山:《工业设计思想基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45]李乐山:《工业设计思想基础》。
[46][美]Gianfranco Zaccai:《中国设计:当前现状和未来机遇》,载《设计创造财富》,王晓红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P44。
[47][美]Gianfranco Zaccai:《中国设计:当前现状和未来机遇》,载《设计创造财富》,王晓红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P47。
[48][美]斯蒂芬·J·鲍尔著:《教育改革——批判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候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51。
[49]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P29。
[50]刘面拉:《工程人才如何培养》,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9月16日。
[51]潘鲁生主编,徐庆文著:《〈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概论〉前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P1。
[52]《江苏教育年鉴2006》,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53]刘海峰:《考研热中的冷思考》,载《厦门日报》,2001年11月27日。
[54]宫浩钦 周岚:《课程改革何处去?——关于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培养情况的调查报告》,载《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纵横》,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P67。
[55]刘海峰:《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47。
[56]奚传绩:《关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载《设计艺术十五年》,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P112。
[57]潘懋元主编:《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500。
[58]宫浩钦、周岚:《课程改革何处去?——关于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培养情况的调查报告》,载《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纵横》,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P68。
[59]访谈:《高校应该培养适销对路人才》,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7日。
[60]宫浩钦,周岚:《课程改革何处去?——关于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培养情况的调查报告》,载《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纵横》,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P68。
[61]潘懋元主编:《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507。
[62]以上资料来源:报纸,网络,电视采访国家知识产权局长的谈话综述。
[63]美国设计联合公司CEO Gianfranco Zaccai:“中国设计:当前现状和未来机遇”,《设计创造财富》,P43。
[64][日]唐津一著:《中国能否赶超日本——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差距》,徐朝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P5。
[65]岳健勇:《工业化:中国崛起的核心力量》。载《凤凰周刊》,2006年第1期。
[66]王晓红:《发展工业设计: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关键》,载《设计创造财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P136。
[67][日]唐津一著:《中国能否赶超日本——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差距》,徐朝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P20-21。
[68]Michael Thomson:《激励专业设计实践和国家设计政策的出台》,载《设计创造财富》,王晓红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P39。
[69][芬兰]Ilnona Tormikoski:《探索经验挑战潮流——芬兰工业设计的地位》,载《设计创造财富》,王晓红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
[70]张智翔等主编:《品牌之殇:中国品牌专业的误区与批判》,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P211。
[71]张智翔等主编:《品牌之殇:中国品牌专业的误区与批判》,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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