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其《东方的遗产》中说:“中国人对于艺术家、艺匠和工匠是不分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制造业,所有的制造业都是手工业;工业就像艺术一样,只是把人格表现于东西上。因此,当中国人忽略了像西方人透过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方便的东西供应老百姓时,中国人就自己做出比任何国家都富有艺术味,种类又繁多的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把字写在吃的器皿碟子上,懂得享受的中国人要求每一件东西都要有美的形式和出众的外表,以及那象征高度文化的织品。”[2]中国人在造物方面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哲学见解的,在汉族特殊族群的服饰制作方面也同样如此,这其中包含着他们对生活观、自然观和价值观的独特见解。
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服饰同属于中国传统服饰范畴,其款式结构与缝制工艺受传统着装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服装文明起源于大陆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先民们在靠天吃饭,与大自然协调生存中追求“天人合一”,过着安定平稳的农耕生活,他们崇尚和谐与清虚,注重内省与和谐。因此,对世界的宏观认识,表现在穿衣的具体事件上,就是将服装和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中国传统服装的平面宽大并不是因为中国古人没有认识到人体生理结构的复杂性,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和谐、自然的浑然一体的状态,将人体故意地忽略是一种自觉而非无知,从而在服装的结构上,没有前后片、衣身和袖的分割以保持最大的完整性,呈现出平面的“十”字结构形式可以说是上天神授不可擅动[3]。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服饰在裁剪、制作中受此观念的影响,它不以人体各部位尺寸为参考基准,而是参照旧衣服以丈量法裁制,即选用尺码合身的旧衣服为参照物,将面料沿纵、纬向各对折一次,同时沿前中心线对折旧衣服,使折边对准面料的纬向布边,肩线对准面料的经向布边[4]。
在制作方式上,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服饰的裁制均在平放的案板上完成,不需要试样或修正,属于静态式制作过程,裁成的衣片为直线型、平面状、整片式结构,肩部成为受力支点挂穿着整件服装,有“自由穿着的构造”之称。在制作方法上,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服饰均采用平面裁剪的方法,结构线的分割部位主要在大襟、接袖、侧缝等处,以此形成简单的“板块缝制”,其结构变化保守,造型封闭含蓄,注重服装服制。在装饰技艺上,有别于西方在服装上的立体塑型,中国传统服装裁制时注重工艺装饰,尤其注重在平面上对图案、纹样的布局,其工艺装饰形式多种多样,广泛应用于门襟、领面、袖口、下摆等边沿部位,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服饰普遍采用滚边、贴边的装饰手法,通过反复与交替达到韵律变化的视觉美感,即所谓一马平川也可风光无限。(www.xing528.com)
在装饰上讲究“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造物思想,强调服饰制作是为满足保护身体,御寒保暖等实用需求,而服装装饰工艺的应用多为顺应这一需求所做的必要修饰,实现“技”与“艺”的互动共生。
《考工记》提出“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并指出“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5],“工巧”指的是对材料进行加工制作,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物体上的投射,而《考工记》所指出的造物的“良”则是代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工巧”与自然的规律、阴阳的五行、材料的合宜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尊重自然、尊重材质特性,与自然相生相长的造物过程,而惠安女和高山汉女性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有限的物质资源,他们就地取材、因材施物,从而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她们所创造出的服饰正是体现了这种传统的造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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