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女是惠东地区的原著人口。但是，在古代当地属于蛮夷之地，并没有汉族人口居住，然而惠安女却是汉人的一支，然而通过对目前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得出惠东人群是古百越人的残余，是在民族迁徙、融合中经历历代汉化而演变的汉族人，而民族迁徙与融合是惠安族群演变发展的重要途径，汉化又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直接诱因。
从原始起源来看，惠安女源自百越人这个已基本得到诸多历史考证，并在当今学术界取得广泛的认同。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蓝达居在《论闽越海洋人文的传承变异》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惠安东部族群应该是百越时代生活在福建沿海地区的闽越族群。”[1]东汉初年，汉民族从入闽开始便在血统上将惠安族群汉化，据历史记载，三国时期山越人从浙南、闽北、闽东南下，从而使畲族与闽人、惠东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畲族又受河南、光州的影响，因此汉族的入闽带来了土著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文化在面临冲突时亘古不变的是落后民族文化为先进民族文化所侵蚀，形成前文化崇拜后文化的结果，铁具时代代表先进农耕文化的汉族入闽后，原住民闽越族狩猎、捕鱼的生活方式逐渐受到威胁和影响，其原始经济类型逐渐被取代”[2]，随着汉人人口的逐渐增加，闽越人的人口被逐步汉化。
王铭铭教授在《逝去的繁荣》一书中把惠安女定义为“边缘族群”，他指出：“从三国延续到唐中期，主要的特征是大量南下华北移民的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农业开发、市场网络的形成和经济文化区的一体化的初步实现。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区内，这个区域分布在戴云山脉之西南部，它的核心地带在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和由东、西溪汇流的晋江流域的泉州，以及比较迟发展起来的厦门，其地域包括一片相当广大的内陆山地和濒临海岸的都市及近海岛屿，它的原住民是广泛分布于福建各地的闽越人。闽越人的原有经济类型包括随山而居的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生活方式，沿海而居的自然渔业以及平原地区初步的小型农业。华北汉人自三国后入闽以来，把华北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当地，对这个区域的土地进行了开拓。随着汉人农业的逐步传播，闽越人的原始经济类型渐渐被取代，同时随着汉人人口的大量繁衍，闽越人的人口被逐步边缘化，最后或在山区与部分汉人结合演变成边缘族群，或在平原地带完全被汉族人口取代，甚至在血缘和文化上均被汉化了。到了唐初，从华北移入该地的汉人逐渐成为该区的主要居民。”[3]陈国华先生也在《惠东南奇异服饰人族源管窥》中指出：“百越之后裔，惠安更是百越之首闽越之腹地，同百越这些土著少数民族比，北方，中原的华夏族形成开化较迟，因而惠东南应是百越之一支。”[4]
只有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条件才可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惠东族群与古百越族的支系间存在着服饰和某些习俗的接近，但并不属于少数民族范畴。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惠安女作为汉化的闽越族更接近真实的情况，在区域族群人文互动过程中，作为海洋人文化代表的惠东族群既表现出固守自己文化的一面，又表现出向汉族学习的一面，使得汉越族群的人文界限越来越模糊。
同时，一部分学者还认为惠东“异服之人”属于百越人中的疍民。疍民[5]，是海洋民族百越族群的嫡传后裔，秉承百越族群“习于水性，善于用舟”的海洋人文性格。《华阳国志》、《北史》、《隋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后山谈丛》、《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史料均有对疍民的记叙。人类学家林惠祥认为：“疍民今多住闽江及珠江下游，以舟为家，生活风俗颇异于陆上人民。” 蓝达居在《论闽越海洋人文的传承变异》一文中指出：“他们是闽越人中生活于沿海沿江部分的后裔，除了共享闽越文化的特征外，又有自身的特点。他们主要分布于河口海汊沿海，有各种不同姓氏，以渔为业，常居舟中，但亦有居海畔岸上，有的住‘水栏’，饮食海产，只在疍民内部通婚，具有丰富的海洋知识，善于用舟，善识水性，具有妈祖神灵信仰，等等。其人文特征与百越族群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还认为“福建惠东沿海是疍民族群的活动空间……福建沿海疍民是闽越海洋人文的传承者”[6]。(www.xing528.com)
疍民原本一直生活于水上，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和“迁海”令，使大量疍民上岸，开始陆居生活。陆居生活的疍民与陆地上汉族移民发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互动越来越频繁，经过长期的融合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惠东族群。开海以后，疍民社会的男人们大多重新回到海上生活的传统中，而陆上的生活事务便落到妇女们手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惠东地区男女社会劳动海陆分工的方式。
陆居生活的疍民与陆地上汉族移民族群发生接触联系的社会场合越来越多，人文互动越来越密切。这种互动有冲突对立，也有合作。经过长期的融合，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惠东族群。郭志超《福建惠东长住娘家习俗的历史透视》一文中也称：“惠东文化特质与疍民相似，应源自疍民。历史上惠东的汉民应与疍民发生过文化接触，产生文化涵化。也就是说，历史上惠东沿海地带曾有疍民分布。”[7]同时郭志超认为“异姓族人以改姓为契机迁入某姓村落或其势力范围，是移民史常见现象。在惠东，特别是沿海地区，改姓或冒姓的情况较突出”，疍民大多是通过这种方法融入汉族群体的。这与蓝达居所认为的“改变在人文体系中的边缘角色，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之一，是获得为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身份符号或标志。姓氏通常充当这样的符号标志。疍民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姓氏，而这些姓氏与汉族姓氏是相容的，表明疍民的姓氏命名方式来自汉化。惠东崇武郊区的居民姓氏有五十六姓之多。据调查，崇武郊区的居民认为其祖籍都是来自中原或省内附近汉人。祖籍之说不可靠，而姓氏来源却是可信的。惠东部分人认为他们源自陇西李姓，这不过是一种伪托。唐代李世民乃陇西李，李是大姓。少数土著为避免受歧视地位，往往伪称自己是某一大姓的后裔，借以提高族群地位”[8]见解一致。这种通过推崇祖先来推崇自己，获得“精神胜利”的做法在人类中是相当普遍的。
因此，通过目前的研究可知，惠安女所属的惠东族群是百越族群的疍民经过长期与汉族融合而产生的汉族的一支特殊族群，这一说法应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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