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陶瓷包装容器考察

与明代一样，清代官窑主要仍集中在江西景德镇，其管理制度和措施也大致承袭明代旧制。但官窑和大量存在的民窑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与民间陶瓷包装容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编役制的废除与“官搭民烧”方式的实行。一方面，编役制度的废除，增加了工匠们的独立性，获得较多的自由，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普遍提高了民窑的烧造技术，因此在乾隆年间，“官民竞市”的局面表现十分突出。它们相互影响，促进了整个瓷业的进步，同时刺激着民间瓷质包装容器的发展。“官搭民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导致了官窑的名存实亡和民窑的发达。据乾隆时的《陶冶图说》记载：“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这不仅表明景德镇民营制瓷业发达，而且商业化程度高。而且从生产的规模、分工以及雇佣关系的实质来看，已经真正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阶段。清代由于官窑与民窑关系的模糊，使民窑瓷质包装容器的造型较前代更加丰富，许多昔日仅为官窑所烧造的器型大量流入到民间。各种篮、盒形制的瓷质包装容器应有尽有。这些包装容器大都沿袭历代传统式样，仿古风气十分盛行，普遍存在仿宋、明瓷器形制的现象。

顺治、康熙和乾隆时期的瓷质包装容器一般都比较古拙、丰满、浑厚。康熙时期的包装器型，式样之多，尺寸之大，制作之规范，更胜于明代。例如，瓶的形制多变，口小腹大称瓶，口腹大小相近称尊，口大腹小称觚；有一种口有双边，颈较细而短，瓶身直削称为棒槌瓶；另外还有梅瓶、胆式瓶、锥把瓶、蒜头瓶、天球瓶、葫芦瓶、油槌瓶、荸荠扁瓶、菊瓣瓶等。其他的包装器型还有将军罐、粥罐、鼓罐、日月罐以及各式各样的盒等。

雍正时期的包装器型制作较为秀巧隽永、工丽妩媚，器型的部位比例协调、恰到好处，不少器型还取材于自然界的花果形态，如海棠花式、莲蓬式、瓜棱式、石榴式、柳条式等。乾隆朝包装容器造型与前期相比更为繁多，并显得规整精细，新奇器物不可胜数。如转心瓶，由瓶心、瓶身、底座等分烧组合而成。瓶颈与内心粘连在一起，套于腹内，底部将器底座粘合封闭，腹部开光式镂空，可透视到颈部旋转的内心瓶上的图案，效果似走马灯。(www.xing528.com)

嘉庆以后，由于国力衰微，内忧外患，瓷质包装容器虽也有些前所未有的品种和造型，如荷叶式盖罐，但都较为稚拙笨重。后来到了宣统时期，由于受到新思想和国外瓷器发展的影响，造型风格才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在陶质包装容器的烧制方面，清代民间陶场可谓是遍布全国各地，地域性十分突出，主要烧制民间日用所需的罐、瓶和瓮等，作为包装容器多用于个体家庭贮存菜肴和酒等。与以往相比，在种类、制作技术方面并无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期的紫砂陶质包装容器，与明代相比，也有所发展，器型逐渐增多，如清朝宜兴顾景舟制的树纹小印盒，是仿树根形状而制，雕琢逼真、形象。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瓷质包装容器，不仅仅是以瓷器作为包装和盛装其他物品的容器。明清时期，瓷器外销频繁，大量的瓷器作为商品被销售到外域，除此之外，还有各地方陶瓷产区向京师上供瓷器，在瓷器的运输当中也产生了诸多包装形式，我们称之为瓷器的运输包装。除了传统的木箱盛装、草绳捆扎等包装方式之外，明清时期还出现了饶有趣味的瓷器运输包装方式，据明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中所载：“于京师见北馆伴口夫装车，其高至三余丈，皆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既细叩之，则初买时每器内纳细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牢确之地，不破损者始以登车，既装驾时，又以车上掷下数番，其坚如故者，始登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如此包装，可谓古代瓷器运输包装之典范，并对现代陶瓷包装设计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