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质包装容器的特点与优势

瓷器较之陶器质地洁白而半透明，胎体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这是因为瓷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 300 °C 左右，器表罩施的一层釉经过高温烧制，胎釉结合牢固，加上其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均较为理想，耐酸耐碱，又有抗冷、热急变之功能，贮存的食物不易发生化学变化；而且由于瓷器比陶器更坚固耐用，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再加上它的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广为烧造。因此，在六朝时期，瓷器在出现后便迅速获得认同和喜爱，也逐渐取代了很多应该由铜、漆器所做的包装容器。随着瓷器烧制技艺的进步和提高，瓷器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理想的包装容器，而且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六朝时期的江南制瓷业迅速壮大，窑厂广布，如浙江地区，以产青瓷包装容器著称，这一时期瓷器的胎质、釉料、造型等方面都比以前有长足的进步，越州、婺州、瓯窑等窑所烧瓷器胎质和釉面光泽度均有较大提高，种类也比以前更为丰富。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镂、雕、堆和模制等，因而能够制成盒、奁、方壶、扁壶等各种不同造型的器物，品种繁多，样式新颖，所烧产品富有装饰性，瓷器与陶质包装容器相比，满足了实用功能和审美统一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瓷器在烧制成功后，就立刻渗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六朝常见的瓷质包装容器有罐、壶、盒、槅等。瓷器作为包装具有其他包装材料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古代的酒类、茶叶、酱菜的包装等多采用陶瓷制品。《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制作各种酱的方法。其中多为将豆酱、肉酱、鱼酱、虾酱等原材料，“内著瓮中”“盆盖”“泥密封”“勿令漏气”。尤其强调要“用不津瓮”，并特别说明“瓮津则坏酱”，强调要用不渗水的瓮才行，而这一时期，气密性较好瓷器的成功烧制正是顺应了这一特殊包装的需求。六朝时期的很多瓷质包装容器是在吸收前代陶包装容器设计精华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与变革性。

首先，瓷包装容器造型随着审美及制作工艺的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作为传统陶质包装容器，这一时期的有关考古发掘显示，由于受到当时“魏晋风度”“秀骨清相”等美学观点的影响，许多陶瓷包装的形态也一改汉代古拙风格，向着修长挺拔秀丽的风格转化。在造型上呈现为由东汉末三国初的腹部圆鼓腹径大于通高，器形短胖稳重；到东晋初最大腹径在器物中部、器形变高、直径与通高相等，装饰少，经济实用；南朝时器身变瘦变高，显得较为修长，胎质薄，不脱釉，花纹繁多。造型的这种变化，从审美实用的角度去评价，体现出造型从丑陋到精巧，从不切实用到切合实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从席地而坐发展到桌椅出现以后垂足而坐的变革。而这种变化的实现，是建立在瓷器烧制技术基础上的。

六朝时期精美的日用陶瓷包装容器很多，如各种各样的盛装酒的瓶、盒（镜盒、药盒、油盒、粉盒、黛盒、朱盒、香盒、文房用品中的印泥盒）、罐（南朝青釉莲花罐、南朝青釉四系盖罐、南朝青釉刻花莲瓣纹六系罐）等等。此外，还有一种用隔梁把盘子分割成多个小格的多子盒（如图6-1 所示），今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亦称“果盒”或“多格盒”。这种叫“樏”的多子盒最重要的特征是用隔梁隔开成多个小格，因此也称作“槅”。在考古出土中发现的这类多子盒，也由最开始的陶器和木胎漆器，逐渐为青瓷制品所取代，子（格）的数量也从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五，到十七、十八不等，文献记载最多的达三十五子。流行的形制起初多为圆器，后多为长方形，有的带盖，有的不带盖，但大部分不带盖者均有子口，可以扣盖。这类器型包装常用于盛装和存放各类食品、果脯等。今天在快餐厅或食堂的饭盒，以及招待客人的果蔬盘上还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此外，六朝瓷包装容器造型形态变化万千，还追求造型美与艺术美的统一，这标志着制瓷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和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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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多子盒

图6-2　莲瓣纹青瓷盖罐

其次，瓷质包装容器纹样不断丰富，成为承载当时社会变迁，大众审美情趣的载体，具有极强的时代感。从东汉末到孙吴时期，瓷器刚刚出现，主要以满足实用为主，其纹饰十分简单，作为当时主要包装容器的四系瓷罐上的纹样主要是麻布纹。另外一些包装容器，如一般的瓷罐上的纹样，也只是传统陶器上的弦纹、联珠纹（花蕊纹）和半环纹。这种情况到西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瓷器上的装饰手法和纹样开始多样化，并且瓷器包装造型也流行仿动物的形状，如鹰、龟、羊等动物造型；在装饰上流行菱形网格及由此演变而来的菱形网格中增十字、井字、回字或短线构成装饰带，或以弦纹加花蕊纹、联珠纹等组成装饰带，有的器耳上刻画出焦叶纹；贴塑纹有铺首、朱雀、麒麟、佛像等。尽管在东晋时期，瓷器的纹饰一度又趋向简朴，但又开始流行以鸡首、羊首作装饰，且釉斑点彩更加普遍。

最后，瓷器釉质莹润，富有光泽，与当时的审美情趣相得益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认为的，魏晋人的生活与人格具有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影响和反映到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山水诗的艺术创作中，以及瓷器、园林和名士围绕生活方式等开展的设计行为和活动中，促成了追慕“清秀”的审美设计倾向。

以这一时期的青瓷包装容器为例，虽然仍然继承自商代出现原始瓷器以来就有的质朴特点，但是不以纹饰为重，而以釉色见长，青瓷的颜色给人以淡泊明净的感受，符合魏晋士人的审美心态。同时魏晋南北朝青瓷工艺的审美设计，艺术风格开始向轻盈、灵动等多方向发展，与追慕“清秀”的审美倾向相适应。总之，“清秀”“玄静”是魏晋南北朝主要的审美取向，它对于建构自然秀丽的审美意象，营造清真、清淡、清远的意境，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也为这一时期的陶瓷包装容器指明了装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