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节,我们仅选取少数能代表秦汉陶瓷包装特色的式样进行阐释。从考古资料来看,罐式和壶式包装容器,可谓秦汉陶瓷包装容器中的大宗,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多用于盛装食物和贮藏酒水,但是在造型上区别不是很大。不过,也发现有一些造型特别、包装性能优越的陶质容器。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西汉时期的“罐头包装”: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现的23 件印纹硬陶罐,出土时全部储藏有各类食品,这一批陶罐应属战国包山楚墓密封罐头式包装的延续。其包装特征如下:罐口用草和泥填塞,填塞方法是先用草把塞住罐口,再将草把的上部散开捆扎,然后用泥糊封,有部分罐上还缄封有“轪侯家丞”的封泥,以起到防伪、防开启的作用,同时在颈部还用麻绳系有竹牌,以标明罐内所盛食品,起到了现代标签的功用。由此可见,这批陶罐在包装结构的设置上与包山楚墓出土的12 个密封式食品陶罐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与包山陶罐相比,其在制作工艺上稍显逊色而已。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自战国、秦汉以来用于食品包装的陶罐在用材上多以硬陶为主,这可能是由于部分食品在包装过程中需要透气,要采取透气性相对较好的陶质容器,但同时又因软性陶质容器较易损坏,所以防损性、防震性等性能相对较好的硬陶便成为首选的对象。用陶质包装容器,特别是硬陶容器来盛装、贮存食品在汉朝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在目前发掘的各大汉墓中均发现有实例。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容器中盛有小米,洛阳烧沟汉墓发现的部分陶罐上则刻有“黍米”“稻米”类的文字。可见,当时陶质包装容器仍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尚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
与罐式包装容器不同的是,壶式包装容器在这一时期不仅作为酒的包装,同时还兼具贮藏日用食品的功用。如洛阳烧沟汉墓发现的部分釉陶壶在出土时不仅内壁黏附着一层相当厚的黄色物,而且壶外还附有表示贮藏日用食品名称的诸如“监”等铭文字样。壶式包装固然在秦汉时期充当了部分食品包装的功用,但事实上仍是以储存酒水的功用为主。就形式来看,秦汉时期的陶壶中出现了几种特殊的形制,如茧形壶(如图5-1 所示)、蒜头壶、匏壶以及带系扁壶等。(www.xing528.com)
图5-1 茧形壶
除食品和酒水包装容器以外,还有盒和奁两类陶瓷质包装容器。秦汉时期的陶圆盒,造型上仿青铜礼器,呈子母口,钵形盖,盖顶弧圆,腹部微鼓下收,平底微内凹。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秦汉陶圆盒一般应属随葬礼器的范畴,而少有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过,出土的陶圆盒中,还有一种素面陶圆盒被用于包装食品。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六件圆盒中,有三件素面陶盒出土时盛装有可能用小米制成的圆饼。与陶圆盒不同的还有一类用于日常生活使用的陶方盒。如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52 件陶方盒中,一件藏厨房用刀一把,一件器表上粉书有“白饭一盍”四字。可见当时方盒多用来盛装或者储藏食物。从这批方盒来看,其造型与漆方盒大体相同,为立体长方形,有长方形盒盖,且部分方盒的盒身全部套合于盒盖中,这不仅满足了使包装贮藏内装物不易渗出或者抖出的防护需求,而且还美观大方,便于开启。难能可贵的是,这批盒式包装容器中还有一件在盒内设置分隔结构的方盒,其虽然制作粗糙,但却是目前发现的陶瓷包装容器中进行器内结构设计的最早实例,可谓开启了我国陶瓷包装容器中进行器内分隔式结构设计的先河。与陶盒不同的是,陶奁普遍被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洛阳烧沟的150 余座汉墓中共发现了161 件陶奁,每个墓葬中少的有1~5 件不等,多的达7~8 件。出土的这些陶奁中,在发现时有部分盛装肉食一类的食物和漆木、铜制一类的梳妆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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