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包装最初主要以实用器的形态出现,然而出于审美、情感、精神等的内在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陶瓷包装很快便表现为实用、形式审美融合的形态。从那时至今,包装在满足其功能的同时,通过装饰美化,体现审美的精神功能。作为人类生活、观念意识所释放的产物,装饰不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文化信仰的自然反映,可以说装饰技艺的演进在见证了人类造物、审美历史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陶瓷包装的艺术审美。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我国古代陶瓷包装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陶瓷包装无论是从包装的目的,或者材料的选择,或有造型的确立,还是在结构的处理上,均应以保护商品、便于流通为目的和宗旨,古代陶瓷包装也不例外,简易、经济、实用是它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原则。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由于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所以陶瓷包装在设计的宗旨、风格等方面以实用为基调,以保护商品为目的,力求简易、经济和实用。这种实用性表现在研究选材的方便性时,一般是就地取材,不对材料进行深加工;在包装物的制作方面,无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都注重技术上的简单性。
古代陶瓷包装虽然不是特别追求造型的独特性和装饰的繁复性,但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均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现存实物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瓷包装就体现了吉祥文化思想的物化特征。如西安半坡及临潼姜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纹样中的鱼纹,就有双鱼联体、三鱼联体、一体二头、鱼腹中藏人、鱼鸟相连等多种形式,还有人首鱼身的“人面鱼纹”。这类鱼纹被大量运用到作为包装容器的器物上,实质上都是原始先民用以寄托氏族子孙繁衍昌盛和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年年有余的吉祥纹样(如图1-1 所示)。(www.xing528.com)
但是,由于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古代包装的用材与装饰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制约,从而导致古代陶瓷包装在上述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如:地理环境的不同,带来了交通工具的差异,使得为满足交通需要的运输包装的要求明显不同。一般而言,在古代南北方分别以水上交通和陆路交通为主,而水、陆交通对包装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瓷器包装,陆上运输对防震的要求高,水上运输对防震要求相对低一些,正因为如此,北方一般用木桶加填充物作为包装,并发明了一种用植物豆、麦等在瓷器内发芽,通过豆根形成根网作包装缓冲材料的做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七夕》中说道:“又以箓豆、小豆、小麦于瓷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而南方则用木桶、竹编物,并以草一类的绳子对瓷器进行简单的捆扎。《陶说》中记载:“每十件为一筒,用草包扎装桶,各省通行。粗器用茭草包扎,或三四十件为一仔,或五六十件为一仔。一仔犹一驮。菱草直缚于内,竹篾横缠于外。水陆转运,便于运送。”这些陶瓷的包装方式相对较为简单,却也极为有效地保护了陶瓷产品的安全。再如,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所带来的物产、经营结构、生产方式的差异所滋生的风俗习惯,乃至文化观念折射到陶瓷包装的造型与装潢上,更是显而易见的。如农耕民族求天和、求人和、求天人相和的意识,在原始社会时期频繁出现于彩陶包装上,或具象或抽象的植物、动物形象,无不蕴含着古人对天时地利的顺应和祈盼自然惠泽的殷殷之情。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对天人之和的内心诉求,蕴藏着人间世界或伦理或道德的人文教化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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