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地区进行水利营田建设历史由来已久。“宋臣何承矩于雄、鄚、霸州、平、永、顺安诸军筑堤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溉田；元臣托克托大兴水利，西自檀顺、东至迁民镇，数百里内尽为水田。”[1]明迁都北京，每年漕运到北京的漕粮已达400万石。明朝中后期，黄河泛滥，决溢频发，加之北方农民起义时起，漕运频繁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在北直隶地区发展水利营田的主张又重新受到重视。弘治年间邱浚重提“元臣虞集京东滨海一带水田之议”，认为应当从“闽浙滨海州县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往京东沿海地区，“筑堤岸以拦卤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如此“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2]。嘉靖年间，兵部尚书李承勋建议在天津一带“开通陂塘，筑堰引水，以种稻田”。[3]但这些建议多未能实施。万历初，工部给事中徐贞明上疏，应当改变神京“仰给东南”的局面，认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认为直隶地区应该营建水田，发展农业生产，并指出其可能性——“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4]徐贞明被贬官后，对京畿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绘制地图，作《潞水客谈》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论证北京开发水利的必要和可能，主张先在京东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营建水田，继而推广于京畿其他地区。万历十三年（1585年），徐贞明被任命为尚宝寺少卿，受命前往京东地区实施水利营田，第二年便在京东永平府东西100余里、南北180里的范围内营田3.9万余亩，取得一定成效。后因朝中北方缙绅害怕自身利益受营田侵害而加以反对，最终徐贞明被罢官，其主持京畿水利营田也随之中途而废。[5]此后，又有汪应蛟、左光斗、卢观象、张慎言、董应举等人相继在京畿地区开展水利营田，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最终因种种原因而作罢。[6]
清初，针对直隶地区水患问题，已经开始着手治理。如康熙二年（1663年）夏，直隶地区水患成灾，清廷即派员视察，并对附近“凡堤岸之应修者，实行培筑，淤浅之应疏者，实行挑浚”[7]，但因清廷立足未稳，只在小范围内对直隶河道堤防进行一些修整。康熙亲政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在解决三藩问题以后，国力日渐强盛，便尤其注重河务、漕运等事。此时，直隶地区治理水患问题自然就受到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注，进而提出应将直隶地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以及发展垦荒营田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如“欲劝垦荒，当先治水，水患全除，则荒地不劳劝而争辟矣”。（吴柽《牧济尝试录·垦荒》）在畿辅水利事业取得一定成绩后，一些大臣提出应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营建水田，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修子牙河及筑大城、河间、献县等堤岸”，上《请开河间府水田疏》，认为“南方水田之法行之畿辅往往有效”，并以涿州为例，“囊者涿州水占之田一亩，粥钱二百尚无售者，后开为水田一亩典银十两”，而河间府“一带原属洼下水乡”，“静海、清县上下一带”“献县、交河等与正定接壤之处”等处皆可兴水田，并指出此举能够“资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8]。同年御史刘珩建言，认为“永平、真定近河地，应令引水入田耕种”。对此建议，康熙有所采纳，“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见令引水耕种”，但同时指出“水田之利，不可太骤。若剋期齐举，必致难行”。[9]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康熙对这一建议并不以为然，说道：“昔李光地有此请，朕以为不可轻举者，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当时水大，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涨之水，其涸甚易。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10]此后，部臣仍多次重申这一建议，康熙仍坚持“此事暂宜存置”，但“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
[1]［清］朱轼. 畿南请设营田疏. 清经世文编. 卷108：工政十四.
[2]［明］邱浚. 屯营之田·海田. 明经世文编. 卷72.
[3]明世宗实录. 卷112. 嘉靖九年四月癸亥.
[4]［明］徐贞明. 西北水利议. 明经世文编. 卷398.
[5]李成燕. 明代北直隶的水利营田［J］. 文化学刊，2009（5）.(www.xing528.com)
[6]蒋超. 明清时期天津的水利营田［J］. 农业考古，1991（3）.
[7]清文献通考. 卷6：田赋考六.
[8]［清］李光地. 请开河间府水田疏. 雍正. 畿辅通志. 卷94.
[9]东华录. 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庚戌.
[10]清史稿. 志111：河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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