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生命线：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

“生命线”者，《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比喻保证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北京城之所以能作为金、元、明、清四朝的国都，保证其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是北京城的生命线。”

通惠河是由北京城东至通州的一段河道，又称里运河。它的前身是金代开凿的闸河。上文我们曾征引过《金史·河渠志·漕渠》的史料，说金朝迁都于燕，东去潞水（指潮白河流经潞县附近的河段）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因此，从金中都到潞水间的漕运河道，人称“闸河”。闸河是由金中都北护城河东到潞县的漕运河道。朝廷从山东、河北征收的大量粮食，顺着一些河道运到潞县后，再通过闸河转运到中都城。因此，潞县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金天德三年（1151年），升潞县为州，取“漕运通济”之意，命名为通州，这是今北京通州得名之始。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通州刺史张行信说：“船自通州入闸（河），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这话不仅反映了通过闸河向中都城转运漕粮的艰难辛苦，言外之意是嫌政府付出的代价太低了。之后，朝廷“遂增给之”。

为了增加闸河的水量，以利漕运，早在金世宗时就有创开金口河之举。《金史·河渠志·卢沟河》记载：大定十年（1170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也就是想引卢沟河水以济漕运。金世宗高兴地说：“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于是，让有关衙门的官员制定计划。按照计划，需要征调千里内的民夫参加挖河工程。金世宗念及民艰，诏命不要征调被灾之地的民夫了，可让百官的侍从人员助役。之后，金世宗又敕令宰臣：“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眼看就要动工的开河工程就这样废止了。转年（1171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奏请还是要开河引卢沟水以济漕运，“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1172年）三月，金世宗令人重新核实计划，回奏“只可五十日”即完工。金世宗很生气地训斥中书省臣：你们说需要八十天完工，但实际上只要五十天就行了，那三十天纯粹是妨农费工，你们为何不考虑到这一点？（原文是“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等到工程告竣，河渠开成时，因为地势高峻，河道落差大，又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结果不能行舟。也就是说，金代所开金口河以济漕运，竟未成功。虽说金口河济漕不行，但还有一定的灌溉之利（参见下文）。

元朝统一全中国，修建了大都城。元大都是全国的统治中心，城市规模远比金中都大，居住的官民及军队尤多，因此元大都对于漕粮的需求和依赖，更甚于金中都。正如《元史·食货志》所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换句话说，是江南的米粮供养着元大都。那么，江南的米粮是如何运到远在燕山前怀的大都城的呢？这就靠漕运。

元朝的漕运，曾是海运、河运并重同行。无论是海运还是河运，都是运用海水或河水之利。

起初，江南的米粮自浙西涉江入淮，再由黄河（时黄河由开封向东南流，经徐州、清江，东入海）逆水至中滦（在今开封北、黄河北岸）旱站，然后陆路转运到淇门（在中滦北百二十里，今河南淇县东南、滑县西南），再通过御河（隋永济渠南段，临清以北即今南运河）运达京师。这条漕运路线间有百余里的陆路转运，很是辛苦和不便。

至元十八年（1281年），开凿了济州河，即由徐州向北，经济州（今山东济宁市）向北至东平路（治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与大清河（今山东境内黄河）相接。济州河的水主要来自山东丘陵西部的汶河、泗河之水。这样，南来的漕船就不必循黄河逆水而上至中滦旱站，可经由济州河北入大清河，再顺水循大清河下至利津河口，进入渤海，北至直沽，再达京师。这条漕运路线较上面一条路程既近，且无陆路转运之苦。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大清河入海口泥沙壅塞严重，舟行困难，故漕船至东平路后，不得不卸粮于东阿旱站，然后陆路转运至临清，再通过御河运入京师。

起初，元代的海运之道，据《元史·食货志·海运》记载，是“自平江（今苏州）刘家港（在今江苏太仓市东北江边）入海，经扬州路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嶴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山东半岛东端）。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当即今天津武清区杨村），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可见，这条海运之道是紧傍黄海西岸而行的，不仅路远费时，而且多浅滩暗礁，其路险恶。这条海上漕运之道是哪年开辟的，不见记载。据《元史·世祖纪八》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用姚演言，开胶东河”。按胶东河当是胶莱河，因“东”“莱”二字字形相近而讹。胶莱河是连通胶州湾与莱州湾的一条人工河道。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海道漕运路程，使漕船不必远远绕过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而由胶州湾通过胶莱河西北行，可直接进入渤海，抵界河口。《元史·世祖纪十》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初，江淮岁漕米百万石于京师，海运十万石，胶莱六十万石，而济（州）之所运三十万石”。由此可见，胶莱河在元代漕运中曾占有重要地位，发挥过很大作用，但后来废弃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创开海运别道，自刘家港开洋，经过一系列的沙滩，过万里长滩后，“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指渤海），抵界河口（海河入海口）”。这条漕运海道较前者稍微径直。转年（1293年），千户殷明略又探出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趋）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这条海上漕道，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比前两条海上漕道都为便捷。

《元史·世祖纪十二》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尚书右丞相桑哥建言：“安山（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寿张县东）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万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芻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桑哥的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允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七月，“开安山渠成。河渠官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员外郎马之贞言：‘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诏赐名会通河，置提举司，职河渠事”。会通河开凿成功后，南与此前已开凿的济州河相接，北与御河相通，这样一来，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就基本定型了。

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元代大运河建设更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开凿和整修通惠河，因为它解决了漕粮自通州到大都城内的水运问题。在通惠河开通之前，大多数漕船只能驶抵通州，故通州设有都漕运司，亦建有大型粮仓。漕粮由通州运往大都城，一部分通过陆路转运，人推小车或牲畜驮拉十分辛苦，一年才运几万石；一部分是由坝河逆水而上，转运至积水潭，运量也有限。于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倡议开凿由通州至大都城的运粮河。《元史·河渠志·通惠河》记载：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元史·郭守敬传》亦说：“二十八年，有言滦河自永平（今河北卢龙）挽舟而上，可至上都；有言卢沟自麻峪（在石景山西北）可至寻麻林（在河北万全区西、长城内）。朝廷遣（郭）守敬相视，滦河既不可行，卢沟舟亦不通，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在今海淀区西北辛力屯附近）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于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听罢郭守敬的建议，高兴地说：“当速行之。”于是，重新设置都水监机构，特让郭守敬主管。在郭守敬的指授下，工程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天开始，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天完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据《元史·河渠志一》记载：“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这年七月丁丑（十三日），元世祖“赐新开漕河名曰通惠”（见《元史·世祖纪十四》）。随着通惠河工程的告竣，大批漕船便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今什刹海）。正如《元史·郭守敬传》所说：“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至是皆罢之。”这年九月初一，元世祖从上都回到大都时，过积水潭，亲眼见到积水潭里舳舻蔽水的盛况，高兴极了，重申新开的漕河名曰“通惠河”，并决定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以示奖励，还让郭守敬在旧职之外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

郭守敬时的通惠河上共修建了二十四座闸，即广源闸二，西城闸二，朝宗闸二，海子闸三，文明闸二，魏村闸二，籍东闸二，郊亭闸三，杨尹闸二，通州闸二，（补）河门闸二。上列闸名及闸数，见《元史·河渠志一》及《校勘记》相应之条。同书又载：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西城、海子、魏村、籍东、郊亭、杨尹、通州、河门诸闸，分别改名为会川、澄清、惠和、庆丰、平津、溥济、通流、广利闸，而广源、朝宗、文明三闸仍旧名。故《析津志》记载的通惠河的河闸是：广源闸二，会川闸二，朝宗闸二，澄清闸二（应为三），文明闸四（应为二），惠和闸二，庆丰闸二，平津闸三，溥济闸二，通流闸二，广利闸二。同书还在：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中书省臣提议：“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结果，持续到泰定四年（1327年），通惠河诸闸的改造工程才最终完成。直到今天，人们在广源闸、庆丰闸（二闸）等地仍然可看到元代砖石闸的形象和风采。 (www.xing528.com)

到了明代，因为皇陵建在昌平县天寿山，为了不致破坏所谓的“风水”，从昌平白浮泉至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引水河道即白浮瓮山河废弃，通惠河的水源断流。

至于北京城中的通惠河，与元代相比，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明永乐间修建北京城时，为了将太庙与社稷坛建在紫禁城前，而将北平城（即元大都南部）向南拓展约二里，即将旧城南城墙废弃，而在其南二里另建北京城新南墙，即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东西一线城墙。《明实录》所谓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指的就是这件事。这样一来，就将元大都文明门（大致在东单路口南侧）外的一段通惠河圈入北京城内。北京火车站处原有一段东西向的河道，人称泡子河，就是元代文明门外通惠河的遗存。因为明代在北京大城城墙下未辟水门，所以通惠河里的漕船已进不了北京城。二是元代的通惠河在皇城东墙外南流，漕船由通惠河进入积水潭（什刹海）并不影响皇城内的生活。但到了明永乐年间，北京城内通惠河两岸成为闹市区。《明实录》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六月甲辰（十七日），“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因永乐帝死后，明室有迁都南京的打算，故称北京为‘行在’）工部改筑皇墙于河东。皇城之西有隙地甚广，豫徙缘河之人居之。命锦衣卫指挥、监察御史、给事中各一员，度其旧居地广狭，如旧数予地作居。凡官吏、军民、工匠给假二十日，使治居”。六月乙巳（十八日），行在工部言：“筑东安门外皇墙，计用六万五千人，民夫不足，请以成国公朱勇所部士卒三万五千人助役。”宣德皇帝说：“炎暑如此，岂宜兴役？待秋凉为之。”至于皇城东墙移建于通惠河东岸何时完工，尚不知详，只知宣德七年八月己亥（十三日），“移东安门于桥之东”，这似乎透露出移建皇城东墙的工程已近尾声的信息。由于皇城东墙东移，便将原在墙外的一段通惠河包入皇城之内。尽管这段通惠河河道仍在，但因皇城之内是皇家禁地，漕船就彻底不能再通过皇城内的这段通惠河而驶入积水潭了。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造大通桥闸（在北京内城东南角外，即东护城河与南护城河汇流处）成。此后，大通桥闸成为由通州到京城的通惠河漕运的终点，故又名大通河。嘉靖六年（1527年）巡仓御史吴仲又请重浚通惠河。上源来自玉泉山，河口自张家湾北移至通州城北入白河。现今通州城北的运河故道就是明代改造通惠河所形成。

康雍乾三朝是清代通惠河最为兴盛的时期。主要措施仍是汇集西山玉泉诸水，疏浚通惠河和护城河，在大通桥、大通桥北、朝阳门桥、东直门桥等地各置一闸，入东直、朝阳门一带的裕丰仓、储运仓、太平仓、禄米仓、万安仓等处的漕粮，即可用驳船自大通桥沿东护城河直接浮运。直至道光年间，护城河还水势充盈，驳船满载而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津铁路通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河停运改征白银。自金、元算起相继700多年转输京师漕粮的历史任务最终结束。

对于北京，漕运可以因历史原因盛极一时，也可以因社会变迁成为过去。但是，大运河却对北京城市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惠河开通以后，“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指大都，今北京）”。当时的积水潭作为运河的终点，人声鼎沸，百货云集。其北岸以及今日的烟袋斜街、钟鼓楼地区成为繁华无比的商业中心，“马似游龙、车如流水”。粮行、绢行、木行、果品行、米市、面市、皮毛市、鹅鸭市等应有尽有。商业的发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沿岸，古刹林立，水上，吟诗唱赋。元代大画家王冕曾赞云：“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几百年过去，积水潭有了不少变化，而现在的什刹海仍是“城中第一佳山水”，仍然是寺院道观、王府园林的集中地，任然是普通市民泛舟游湖、宴饮赏荷的好地方。“银锭观山”、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仍然是游客必到之处。高珩的《山关竹枝词》“酒家亭畔唤渔船，万顷玻璃万顷天。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到钟楼前”仍然为今人所吟诵。

开凿大运河的初衷是为了漕粮，粮仓是必要的建筑。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两侧就有旧太仓、新太仓、海运仓、禄米仓、南新仓、北新仓等。至今保留下来的人们可以看到的文物有禄米仓、北新仓、南新仓等。老北京城的朝阳门又被称为“粮食门”，在城门洞中有石刻的麦穗作为门徽。

通州作为漕运最重要的中转站，在清康乾时期，平均每年有上万艘漕船抵达通州。通州的粮仓有大运西仓、大运南仓、大运东仓、大运中仓。其实，通州整个城市完全是因运河而兴起，因运河而发达。元代通惠河开通后，通州开始“编篱为城”。明初用砖石筑通州城，周九里三十步，开四门，东门曰“通运”，西门曰“朝天”，点明了与漕运以及京城最为直接的关系。通州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通漕天下”“漕运通济”的表达。对通州当时漕运的盛况，乾隆年间绘制的《潞河督运图卷》（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有生动的记录。

至今，上起昌平白浮泉，下至通州张家湾，通惠河、北运河沿线仍留有不少与运河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

上面讲的是城市的商业、风景、建筑、文物的点滴情况，实际上运河对北京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是大运河将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连成一线，保障了北京的经济来源。是大运河贯通了沿线文化，促成了北京的城市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大运河是朝廷驾驭全国的重要通道。大运河是人才集散的管道，大运河是当时北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石。所以，侯仁之先生说：“通惠河是向大都城内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大运河也是几朝几代北京驾驭全国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