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规划设计与三海战略

这里所说的“三海”，既不是特指今天的什刹前海、什刹后海、什刹西海（简称前海、后海、西海）的三海，也不是特指明清皇城内苑的北海、中海、南海三海。这里的“三海”乃是对如上前、后三海的统称。这个名称借用有人提出过的“三海大河”。所谓“三海大河”是指流经什刹海、北海、中海这三海的大河，即永定河的一条古河道。“三海大河”的流向大体是指古永定河由三家店附近出山后，向东经八宝山后、田村、紫竹院、什刹海、北海、中海，再斜向东南，往龙潭湖、马驹桥方向流去的故道。它是由地质学家们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并命名的。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今天的北海、中海以及什刹三海的来历及其作用。这片水域在金代统称白莲潭，元代称积水潭或海子。元大都兴建时，将其南部圈入皇城内，别称太液池。明清亦然。而皇城之外的水域，元代专称积水潭或海子，明清称什刹海，或分称前海、后海、西海。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在北京城的心脏部位形成“三海”这样一串湖泊？“三海”是何时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老实说，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未彻底解开的谜。

上文在谈到高梁河时，曾说高梁河流经蓟城北，又从蓟城东十里向东南流去。从高梁河的流势看，“三海”所处的位置正是古高梁河流过的地方。而《刘靖碑》碑文称：“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并州即今山西。高梁河自并州发源，说明高梁河就是古永定河，高梁河的河道就是古永定河的河道。可以这样说，“三海”所处的位置是古高梁河（古永定河）的故道。那么，何时在古高梁河（古永定河）故道里积水成湖泊呢？这个问题一直不见有任何文献记载。现在人们知道的是，金代已称这片水域为白莲潭。《金史·河渠志·漕渠》云：“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这里所说的白莲潭就指今什刹海、北海、中海等水域。在金代以前，白莲潭之名不见文献记载。《宋史·宋琪传》说，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要讨伐占据幽蓟的契丹，诏令群臣各言边事，献计献策。礼部尚书宋琪上疏云：“大举精甲，以事讨除，灵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径路所趋，不无险易。必若取雄、霸路直进，未免更有阳城之围。盖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师，非我所便。况军行不离于辎重，贼来莫测其浅深，欲望回辕，西适山路。令大军会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涞）水以西，挟山而行，援粮而进，涉涿水，并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稍后，宋琪又说：“从安祖砦（今丰台衙门口村）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赵德钧作镇之时，欲遏西冲，曾堑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径度（渡），其平处筑城护之，守以偏师，此断彼之右臂也。仍虑步奚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军（在今门头沟区永定河与清水河会流处）以来（东）山中防遏，此是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川（今延庆区）之间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乾）水必溢。可于驻跸寺（在今京西公主坟西北隅）东引入郊亭淀，三五日弥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师可于（幽）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视此孤垒，浃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按宋琪是幽州蓟县（今北京）人，对幽州的地理山川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特别是他说的桑乾水（今永定河）冲着燕城（辽南京）北部而去，从燕城西边南流，故他建议在驻跸寺处向东引水至郊亭淀（今朝阳区通惠河南岸有大郊亭、小郊亭地名，无疑是郊亭淀所在）。这样，就可以在燕城北造成一道水上防线，待辽军来援时，已隔在水北。如果那时候白莲潭水域已存在，宋琪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想到利用这区水域以阻隔辽军，造成宋军北伐燕城的有利形势。但宋琪只字未提到燕城北郊有水泊。这可以证明至少在宋辽初期还没有白莲潭。

辽代中期，幽燕地区进入一个多雨期。《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癸丑朔（正月初一日），“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按漷阴镇在今通州区中南部大、小北关与前、后南关几个村落间，这里在大年初一发大水，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说明辽代多雨。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在辽漷阴县（治所同漷阴镇）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名叫延芳淀。《辽史·地理志》于漷阴县下记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按在辽代于今通州区南境形成一个方圆数百里的延芳淀，可以说这是北京地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淀泊。这个淀泊不见于辽以前的文献特别是《水经注》的记载，说明延芳淀形成于辽代应该是无疑问的。

根据上面所述，有理由推断，所谓“三海”也应当形成于辽代。但辽代“三海”只是辽南京东北郊外的一处名胜。金世宗、章宗期间，于白莲潭（即“三海”）营造皇家宫苑，初名太宁宫，后改寿安宫，又改万宁宫。这处金室皇家宫苑的突出景观是琼华岛，元称万岁山，即今北海的白塔山。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万岁山条》中说：“闻故老言，国家（指大元帝国）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指金室）之利。金人谋欲圧胜之，计无所出。时国（指金国）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贡。既而曰：‘它无所冀，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耳。’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权当一个历史故事看待吧。金代白莲潭属高梁河水系，有山有水，是一处风景胜地。这里不仅是金代的一处宫苑，更重要的是为元大都的兴建奠定了基础。

蒙古统治者最初建都和林（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和林）。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初都开平。《元史·霸突鲁传》云：“世祖在潜邸，从容语霸突鲁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霸突鲁）对曰：‘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所以，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还定都于燕”。早在即位前，忽必烈就到过燕京，驻跸燕京近郊。所谓“燕京近郊”指的就是燕京东北郊的琼华岛金室离宫。因为金中都城已遭战火破坏。《大金国志》卷23记载：崇庆元年（成吉思汗七年，1212年），金主完颜永济哭着说：“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寺、道观、内外苑囿、百司庶府，室屋华盛，至是焚毁无遗。”尽管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曾修燕京旧城，但是金中都旧城已难作都城。所以，元世祖决定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郊以白莲潭为中心新筑都城。

新城址选定以后，如何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新都城的规划设计重任落在了谋士刘秉忠的肩上。《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初，帝（指元世祖忽必烈）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1271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析津志辑佚》记载：“世皇（指元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同书又载：“中书省，至元四年（1267年），世祖皇帝筑新城，命太保刘秉忠辨方位，得（中书）省基，在今凤池坊之北，以城制地，分纪于紫薇垣之次。枢密院，在武曲星之次。御史台，在左右执法天门上。太庙，在震位，即青宫。天师宫，在艮位鬼户上。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故能匡辅帝业，恢图丕基乃易之成规，衍无疆之运祚。”这些史料都较具体地说明刘秉忠在元大都城规划设计中的角色和贡献。 (www.xing528.com)

当时主持规划设计新都城的刘秉忠大致是这样做的：首先在白莲潭（元称积水潭或海子）的东北岸确定了全城的几何中心，在这里设立“中心之台”，即今鼓楼所在处。然后，由中心之台向南，通过积水潭向东弯凸的顶点，即现在的万宁桥（也叫后门桥）所在地方，引一条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作为新都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也就是现在人们所关注的北京城中轴线。也有一种说法是先确定宫城的位置，然后由宫城中心线向北延伸，确定大城的中心之台即中轴线。但不管哪种说法，都是将都城的主要建筑皇宫（大内）设置在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东岸，内建大明殿、延春阁等主要宫殿，都在中轴线上。在太液池西岸，南部设建太子居住的隆福宫，北部设建皇太后居住的兴圣宫。太液池本是白莲潭（积水潭）的南半部，相当于今北海、中海，因为建设皇城内苑的需要，故与北半部分隔开来，改称太液池，内有蓬莱（琼华岛，今白塔山）、瀛洲（圆坻，今团城）、方丈（今中海东岸蕉园）三山，形成“一池三山”的神仙世界的胜景。三组宫殿围绕太液池呈鼎足之势。三组宫殿之外，四面筑有萧墙，又称红门阑马墙，是为皇城。皇城正门为灵星门，前有千步廊。

宫城、皇城确定好以后，又从中心台向西，以积水潭东西长度为则，确定了新都城西城墙的位置（在今西直门、阜成门南北一线），从南向北设有平则、和义、肃清三门。向东，以同样的距离确定新都城东城墙的位置（在今东直门、朝阳门南北一线），从南向北设有齐化、崇仁、光熙三门。从中心之台向南，至皇城前的千步廊南端为则，确定新都城南城墙的位置（大致在今长安大街南侧），从东向西设有文明、丽正、顺承三门；向北，又以同样的距离确定新都城北城墙的位置（遗址尚在，已辟为北土城公园），只设安贞（在东）、健德（在西）二门。这就是周垣长达六十里的元大都城。

根据《周礼·考工记》，刘秉忠将元室祖庙即太庙，设置在皇城左侧（今朝内大街东部北侧），将社稷坛设置在皇城右侧（今阜内大街西部北侧），将市场设置在皇城北面（今地安门外大街与鼓楼西斜街）等地，完全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国都建设应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要求。此外，还按照“九经九纬，径途九轨”的模式，规划了城内的主要街道。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元大都的“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按元代五尺为步）。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由这些大小街道、小巷胡同交织成大都城内规整的街道网络，并将全城划分为50个坊，为官民生活居住区。

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侯仁之先生在《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一文中，对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做过深入的分析和精彩的论述。他说：“大城的设计，从城市平面图上加以分析，则显然是以太液池东岸的宫城为中心而开始的。宫城中心恰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从而十分有力地突出了宫城的位置，显示了这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重要地位。宫城的位置既以确定，然后沿宫城中心线向北延伸，在太液池上游另一处叫作积水潭的大湖东北岸，选定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点上竖立了一个石刻的测量标志，题为‘中心之台’，在台东15步，约合23米处，又建立了一座中心阁，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城内鼓楼所在的地方。在城市设计的同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进行了明确的标志，在历代城市规划中，还没有先例，这也反映了当时对精确的测量技术用在城市建设上的极大重视。”紧接着，侯先生又说：“从中心之台向南采取了恰好包括皇城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南北两面城墙的位置。同时，又从中心之台向西恰好包括了积水潭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

综合上述，可以说元大都城城址的选定，中心之台的确立，中轴线的确定，以至于全城范围的划定，均与白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