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本体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可能性

近代以前的哲学史展示了认识论如何将记忆看作是自身的发展环节，这一发展的惯性甚至延续到当代哲学中。齐硕姆所揭示的认识论学者对于记忆的定位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记忆仅仅是有限的、可接受的证据来源。这个发展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是认知将记忆包裹在其中。但是随着现象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神经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发展，记忆本体论地位的确立逐渐获得了自身可能性的基础。

首先现象学发展使得记忆本体论地位获得了新的哲学基础。现象学家胡塞尔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开始阐述知觉与记忆的差异，这意味着现象学为记忆与认知的相异的本体论地位确立了扎实的哲学根基。知觉的本质特征：把对象意识为当下、在场的或者实际存在的。如我面前的这台电脑，我知觉到它，此时，电脑（我所意识到的电脑）是当下的、在场的、电脑也是实际存在的，因为我正在使用它。对象的当下存在和实际存在是确认无疑的。“那种把对象以实际存在的、直观的在场或当下化的原初给予方式是感知给予意识生活最基本的礼物”。^[28]“这并不足为奇，胡塞尔把知觉描述为表象，记忆、期待和他们的相关现象描述为再表象类型”。^[29]“在记忆中，客观性直观地显现，但是在原初意义上没有客观性被给予。客观性从一边显现，就像感知中同样的客观性从一边显现。然而在感知中显现一般是实际在场物，在记忆中，仅仅是实际被记忆的东西，在原初意义上被记忆的东西”。必须区分两类意向：一类未修正的、属于感觉的意向；另一类是已经修正过的属于基础记忆的意向。如此，具有了原初的感觉流（时间流）和第二性的、衍生的记忆流（属于再搜集的记忆时间流）。如此，知觉就是基于感觉流的原初立义；而记忆属于再搜集流的衍生立义；所以在这里知觉与记忆被看作是立义的两种形式。“再生产是内在意识的再表象”。“物理事件的再表象不必须称作再生产……自然事件不能再次产生”。“知觉是关于存在的意识，一个现存对象的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当前现存的对象的意识”。所谓现存，主要是指对象存在于此、当下此刻存在的，另外还有朝我存在的特征。“记忆是曾经所是的知觉。她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存在对象的意识，而是有如下更多规定性：我可以说这是曾经被知觉的对象的意识之方式的关于过去对象的意识，是被我知觉，是在我的过去中在这儿、现在被给予的方式”。（p345）此外，梅洛·庞蒂曾经批评了经验主义的观点，“感知即记忆”。但是可惜的是，他过于强调知觉的首要地位，而完全忽略了记忆的独特地位。最为重要的是法国的现象学家保罗·利科他对记忆、历史与遗忘问题的讨论则确立了记忆的本体论地位，确立了记忆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框架。所以现象学对于记忆研究的贡献是从记忆体验到独特性地位开始的。

其次是心理学发展使得记忆本体论地位具备了扎实的科学基础。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联想心理学、描述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重要阶段。而实验心理学为记忆研究确立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实验心理学可以追溯其根源到19世纪中叶的德国科学家。费希钠（Gustav Fechner）、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就是那些人的努力为科学心理学铺路中的少数人”。^[30]实验心理学最初只关心感觉与知觉，尤其以亥姆霍兹为主。“亥姆霍兹关于知觉的经验起源研究涉及三个问题：被动性原理、知觉经验论和无意识推理三个问题予以论述”。^[31]而对于较高层次的心灵活动，如记忆、思考、解决问题诸如此类的活动是不关注的。“如果冯特打开了新的心理学，他也把他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中：实验过程不能应用于高级心理过程”。^[32]对记忆展开研究的主要人物是艾宾浩斯，被称为“记忆研究的先锋”。他对记忆与遗忘的心理规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著名的遗忘曲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主要集中7个问题上：重复效应、遗忘曲线、刺激特性与表现模式、个体差异、干涉与抑制、学习方法和识别与效应”。^[33]之后的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相比之下有所减弱，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这一点更加变得明显起来。(www.xing528.com)

再次是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记忆研究获得极大突破，并且在神经机制研究上取得更多进展。“传统上，神经科学来源于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药理学、解剖学、胚胎学、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在70年代初神经科学形成单独的学科，到80年代定型。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影像学、计算网络（神经网络）和认知科学等对神经科学的促进在近10到20年很为明显。从国际科技界看，早在50年代，一批控制论的先驱就注重神经系统。从60年代起，一批分子生物学的开创者，包括DNA结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克里克，纷纷转向神经科学的研究领域”。^[34]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神经系统，尤其是脑神经系统。在具体的研究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其一是对大脑区域及其意识的关系研究。比如感觉、情感以及记忆的神经基础研究。20世纪初生理学关于感官知觉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突破，尤其以亥姆霍兹为代表。他在《视感官的比较生理》一书提出了“神经特殊能说”。“感官神经共分五种，每种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能或能，每种感觉神经只能产生一种感觉，而不能产生其他感官神经的感觉……整个神经系统正如一群专家，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而不能接管另外的职能”。^[35]相比感知研究，对记忆的研究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进行。1957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明显的改善。1957年，斯考分利（Scovile）和米勒揭示出新的记忆获得必须依靠颞叶（the medial temporal lobes）和海马体；视觉空间记忆与右海马体有关（Simth and米勒，1981），而文字或者叙事记忆与左海马体有关（Frisk and米勒，1990）。后来，学者揭示出情景记忆与海马体有关；空间记忆与海马体有关。^[36]其二是从精神疾病入手探讨其神经基础。如对癫痫、阿兹海默症和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的研究成为记忆研究的主要案例。H．M成为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病人。随着神经科学技术自身的突破，出现了神经科学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阶段，传统的生物学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问题。从研究问题看，近年来，神经科学研究所关注的记忆的定位、记忆的存储与形成、记忆的生成与修改等这些问题都是古老哲学提出的问题，但是它们的解决取决于相关技术的发展。2010年以前，受技术限制，主要是对记忆方位的研究和记忆类型的分类；2010年以后，随着光遗传学（optogentics）技术的发展，记忆的消除、激活和改造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37]。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借助神经元标记、记录、光遗传学等技术，对低等动物如蠕虫、老鼠等记忆行为的神经机制做出揭示，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凯德尔、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基夫、迈-布里特·莫泽和其妻子爱德华·莫泽确立了动物空间记忆的神经基础；刘旭等神经科学家发展了记忆痕迹细胞的生产与激活等问题。^[38]神经心理学家布兰德·米勒解释了特殊病人不同记忆的神经基础^[39]；斯卡特等神经心理学家探讨成像技术对于情景记忆及其规律的研究贡献等问题。^[40]这种转向从哲学角度看，是哲学自我消解的具体表现，对于记忆而言，当记忆话题转移到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等领域，意味着记忆被哲学遮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