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忆科学研究的源头看，一开始，实验生物学就开始寻找事实——寻找生物印迹，随着神经科学的出现，寻找大脑印迹细胞成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在找寻工具上看，EEG、MEG、f MRI、光遗传学成为主要的方法工具。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找到了很多记忆形式的神经载体。
萨门师从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学习，后来到澳大利亚游历两年（1891—1893），回国后写了《记忆》（1904）和《记忆心理学》（1908）。他提出了印迹概念，其定义是“由刺激物产生的存在于应急物质中的持久的然而原初潜在的变更”。[46]另一个概念是唤起（ecphory），其定义是“将记忆印迹或者印迹从潜在状态中唤醒进入到明显活动的影响”。“因为印迹大体等同于记忆印迹，而唤起大体上等同于提取或者回想，我们将交换着使用这些术语”。[47]所以在萨门这里，他把生物有机体的印迹当作是现成的事实，而生物学要做的事情是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他提出了自身的一种解释，从记忆角度去解释遗传现象。
由于当时学术环境对他极为不利，他的这一理论沉睡了近半个世纪。1978年先是被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48]，2010年以后被神经科学家利根川进的团队发现。他的成果作为了进一步研究记忆印迹细胞识别、标记和改造的理论根基。所以从他这里记忆科学研究一直是在寻找事实——记忆的细胞载体。另外，在心理学上，寻找事实的努力一直持续着。从60年代，神经心理学家米勒与其合作者斯考分利一起，分析记忆丧失的现象，从而找到了记忆的物质载体（海马体）。(www.xing528.com)
随着EEG、MEG、f MRI、光遗传学成为主要的方法工具的成熟，神经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融合，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找寻记忆的细胞基础并且做出机制解释；第二寻找印迹实体并且加以控制。前者是科学研究的路向，而后者与医学相近成为治疗的主要路径。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细胞物质的寻求以及机制解释成为一个主要的事情。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归纳主义中获得理解。科学家们正在按照归纳主义寻求新的事实，形成新的命题并且把其合理地纳入科学体系中。利根川进团队的做法就是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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