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逻辑：记忆研究的新思路

国际记忆研究经历了三次转向，而这三次转向的实质是记忆合法形态的扩展和记忆在哲学中被遮蔽和遗忘的过程。

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之前，主要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转向。以哲学为问题源头，经历了从哲学到心理学再到生物学、神经科学的转变；在转向过程中，激活了不同领域，从而形成了多元的合法形态；但也是记忆被遗忘的过程。记忆研究的首次空间转向有着两种形式：内部的转向（实体分化的结果）与外部转向（方法分化的结果）。在哲学中，记忆被理解为实体（灵魂、心理或意识）的能力与行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黑格尔、柏格森、胡塞尔等）。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记忆是灵魂的构成部分及其原初问题。这个观点影响贯穿整个哲学史一直到19世纪末。由于哲学自身强大的认识论传统，记忆逐渐被看作“心理现象”。也有学者认为记忆不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是其他心理现象的内感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这一观点被忽略。哲学自身对于心理现象的研究催生了以内省和联想为主要方法的联想心理学的发展。联想心理学强化了这样的框架：记忆被看作是心理现象，其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心理现象背后的联想机制。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描述心理学（现象学心理学）出现之前。这次变化所确立的观点是“记忆被看作是心理现象，需要通过意向性加以理解”。但这些都需要借助实验对记忆心理现象的连接机制加以验证。在实验方法出现之后，心理学经验化要求记忆研究进入实验心理学阶段，即提出和解释记忆心理机制的物质基础。当从物质层面进入记忆研究的时候必然会与生物学发展产生融合。19世纪末的实验生物学旨在研究记忆背后的物质机制，从而走出了将记忆现象还原到神经物质的路径。德国的生物学家萨门（1921）提出了记忆印迹的理论（心理-生理平行论），受其影响，哲学家罗素提出了“记忆因果关系”（mnemic causation）的范畴，将记忆还原到神经物质上，但是很快被淹没在进化论强大的解释力中。后来学者肯定了他的影响，认为他是阐明遗传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第一人（马赫，1926）。认为他提出了重要的印迹概念（拉舍雷，1950；斯卡特，2001）。更有一些学者受其影响，提出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概念（阿贝·瓦尔布格，1923；哈布瓦赫，1950）。随着神经科学技术自身的突破，出现了神经科学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阶段，传统的生物学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问题。从研究问题看，近年来，神经科学研究所关注的记忆的定位、记忆的存储与形成、记忆的生成与修改等这些问题都是古老哲学提出的问题，但是它们的解决取决于相关技术的发展。2010年以前，受技术限制，主要是对记忆方位的研究和记忆类型的分类；2010年以后，随着光遗传学（optogentics）技术的发展，记忆的消除、激活和改造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费诺等，2011；高什，2014）。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借助神经元标记、记录、光遗传学等技术，对低等动物如蠕虫、老鼠等记忆行为的神经机制做出揭示，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凯德尔、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基夫、莫索尔夫妇确立了动物空间记忆的神经基础。刘旭等神经科学家（2014）年发展了记忆印迹细胞的生产与激活等问题。神经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融合的结果。神经心理学家米勒（1955）解释了特殊病人不同记忆的神经基础；斯卡特等神经心理学家（2013）探讨成像技术对于情景记忆及其规律的研究贡献等问题。这种转向从哲学角度看，是哲学自我消解的具体表现，对于记忆而言，当记忆话题转移到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等领域，意味着记忆被哲学遮蔽遗忘。

第二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转向，主要是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由于对人类共同历史命运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技术、灾难等为触发点的记忆现象的反思，诸多学者遗忘了上述记忆的合法性形态的多样性，而仅仅强调来自历史学、文学记忆研究的合法形态。围绕上述事件西方学者提出了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等理论范畴，围绕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保罗·利科），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如耶尔恩·吕森（Jorn Rusen，1938—）的历史从认知走向记忆的策略转变；阿斯曼夫妇的日常记忆、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利科的记忆与遗忘的亲缘性。这些共同导致了记忆两种合法形式（历史学和文学）的观念的兴起（诺拉，1984），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及记忆话语从生物学框架转入到文化框架中的体现（扬·阿斯曼，1995）。可以说，这段时期，西方记忆研究提出的范畴与构建的体系与欧洲人持续反思战争等历史事件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也能够成了独特的病理学与诊疗学方案（利科、斯蒂格勒）。事实上，记忆的合法形式表现为多种可能性，如哲学类型、心理学类型以及科学类型，更有甚者艺术学领域中出现了艺术记忆。这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艺术家如安娜和帕特里克·普瓦里埃（1972）、安塞姆·基弗（1985）、西格丽德·西古德森（1989）等人，在这些艺术家这里，艺术记忆成为提醒人类关注自身即将丧失的文化能力（阿莱达·阿斯曼，1998）。当代艺术中记忆作品的分析阐述记忆何以成为问题这一问题（吉布森，2007）。到此为止，哲学已经完全消散在上述不同学科中，这种消散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形成了多样化的合法类型；其二形成了不同学科记忆研究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是，哲学的内在反思诉求并没有随着哲学问题的消解而消失，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内在反思获得了新的中介，继而开始提出自身的要求。

第三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数字时代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领域，主要是指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光遗传学等技术的取得长足发展，使得记忆研究取得了新的方法，让人们深入到记忆的细胞层面并且能够对之进行刻画和改造。“信息”“数字”等概念的使用使得人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理解记忆的本质，记忆不再表现为印痕，而是信息的存储和交换，表现为信息的编码（encoding）、存储（storage）和提取（retrieval）等过程，使得记忆的类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第三记忆（斯蒂格勒）。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出现带来了身体存在形式、显现方式以及他者关系建构的转变，更是把老的问题带入新的时代，也引发了新的问题。

所以，当前记忆研究的合法形态呈现为多样的形态，这同时也是记忆研究的多元学科路径。但是，这些多元路径具有共同点，也具有各自特点，当然也存在内在的局限有待于解决。其共同点是：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看，不同科学的研究都是局部的、单一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记忆的机制的揭示。记忆科学研究问题存在差异如记忆的定位、记忆的存储与形成、记忆的生成与修改等都是从各自学科兴趣点出发的结果，但是其共同点是解释问题背后的机制过程。如心理学揭示了记忆现象的心理机制、生物学揭示了记忆现象的生理机制、神经科学揭示记忆行为的细胞机制等。甚至历史学、文学也受其影响，试图揭示的是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构成、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这些都是局部、细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研究自身的价值。

第二，从问题演变看，不同学科都经历了从记忆内容到记忆行为的变化，这是其共同之处。围绕记忆内容主要是聚焦在印痕上，也就是记忆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围绕记忆行为即探讨对过去内容的一种关系，如表征过去的事件、建构过去的事件。有关记忆内容的研究历史悠久，也是日常生活中最易接受的方式，记忆主要是指“关于……的记忆”“记住……”；在科学领域，哲学、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都较为关注这一问题，如哲学对于印象（impression）、印痕（trace）的研究，生物学对于印迹的研究等都属于此类。从记忆内容转向记忆行为的转变也在多个学科内容中表现出来。比如心理学中出现的变化是开始转向记忆行为的研究，如记忆表征、编码-存储-提取、生产-植入等问题；在哲学领域这种变化是从意识行为开始的，如柏格森、胡塞尔等人关注记忆行为的构成、记忆对象的构建、过去对象的构成等问题。

当然，不同研究也具有各自特点，其局限有待于克服。

首先，传统西方哲学的记忆研究特点是以实体为基础，由于自身强大的认识论传统，这直接导致了记忆“被掩盖在认识和认知之中”（保罗·利科，2004；萨顿，2010）。所以，传统记忆研究来说仅仅是提出了真正的、重要的问题，如记忆的本质、构成和起源，将记忆看作是灵魂实体的行为和功能进行研究，但由于单一的、思辨的方法限制和认识论传统却无益于记忆问题的解决。尽管柏格森、罗素等哲学家借助新的科学材料通过研究记忆解决哲学问题，但因为所处时代自然科学以及实体形而上学立场的限制而受到抑制。(www.xing528.com)

其次，心理学的记忆研究经历了联想心理学、描述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重要阶段，主要将记忆看作心理现象，经历着从心理印痕向心理表征的转变，其主要研究记忆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生理机制。20世纪以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很重要的观点（记忆类型、记忆的定位），也使用了很多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入到心理现象的神经层面开始记忆研究，其主要问题是实体预设、自然主义和还原主义。实体预设意味着将记忆的载体看作是心灵或者神经细胞实体；物理主义意味着从物理层面解释记忆现象、遗忘现象的产生、变化等问题；还原主义意味着将记忆的载体还原到构成实体的基本单元上。

第三，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特征是从物理实体——如大脑、神经细胞等角度探讨记忆现象，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经历了实体-属性、机制-功能的转变，其局限是远离了人的问题，更多探讨的是物理实体本身的属性、机制与功能，本体论预设中的物理主义和还原主义明显。尽管自然科学使用了“记忆”这个概念，但是严格来说，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神经科学所说的记忆只是实体的行为，是对于不同层面物理对象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心理学中所说的心理现象。其研究的主要特点如下：研究路径上表现为还原主义，即对记忆载体基本构成单元的还原，从生物体还原到大脑、神经细胞；研究问题上围绕生物有机体及其属性、大脑及其属性、神经细胞机制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研究方法上技术引领理论前行，如f MRI、光遗传学技术的出现推进了记忆细胞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从历史学、文学等角度研究记忆现象，把记忆当作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体现象，此外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记忆假设。应该说，人文科学的记忆研究主要聚焦在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反思上，揭示了历史性记忆内容、挖掘了地方性记忆场所和规范了记忆行为，当然，所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如研究视角上过于狭隘，诺拉与扬他们所指的记忆话语转变框架忽视了以往记忆研究的情况以及当前发展的某些新迹象；研究预设上以自然科学的记忆假设，如从生物学记忆印迹概念中发展出集体记忆、记忆因果性等概念；研究方法上偏重历史文本分析、田野调查、口述分析、话语分析等，忽略了当前数字方法的使用；研究问题上偏重记忆内容的表征与构建、记忆行为的伦理或意识形态性，而忽略了记忆主体和他者主体在其中的作用。

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多种记忆合法形态之间的关系显得尚不明晰，有待于澄清。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忆印迹之外，这些合法形态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晰，其他就显得模糊不清。哲学家以比喻、类比的方式提出了灵魂印痕的观念，并且也与不同身体相关（亚里士多德）。这一观念影响到19世纪末。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印迹的观念开始出现（萨门，1921），但是被进化论观念完全遮蔽。20世纪60年代，印痕观念开始在心理学中被普遍接受，神经科学的进步使得印迹细胞被揭示出来（刘旭，2014）。所以，在记忆印迹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源于哲学，并且通过生物学影响到了心理学。但是，在记忆其他问题上，二者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明显。如记忆的时间性问题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对于哲学而言，记忆是关于过去的现象（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是过去内容的表征与构建。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成为自然科学问题的根基，自然科学中时间性维度基本上消失不见，更多关注的是细胞之间的信息编码、存储和提取。此外互相依靠关系较多，如1921年，记忆的生物学研究（如萨门）让哲学家提出了诸如记忆因果性（罗素）、集体记忆（哈布瓦赫）等重要概念；关于记忆的神经科学研究、认知科学研究对于当代哲学的影响已经显示，如用历时记忆去解释康德想象力概念。这种影响能够充分体现记忆科学研究的价值以及让哲学更进一步反思自身。所以，这种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心理学则采取了诸多成对概念，如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外隐记忆与内隐记忆、语义记忆与情景记忆（托尔文，1972）等。但是自然科学并没有采取哲学的记忆类型理论，而是依靠心理学的类型理论。而艺术记忆的研究依靠自然科学的记忆模式。

第二，多种路向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缺乏明确的指向。在上述记忆研究的多元路径中，各自学科由于本体论预设、研究方法、关注问题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得记忆研究成果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比如物理主义与心灵主义的二元分歧只能使得自然科学与心灵哲学的记忆研究越加分裂，实体方法与关系方法也使得对记忆本质的理解趋于矛盾。^[52]此外，各自学科的记忆研究仅仅将记忆看作是某一个孤立的、片面的现象，从而更加忘记了记忆是使得一切心理现象成为可能的前提、记忆构成认识、感知和认知的前提的这种规定性，从而忘记了记忆的最为重要的时间规定性——与过去相关。

第三，从认知、知觉、理性传统等理论角度关注记忆现象，而从记忆主体、他者的角度关注较少，这直接导致了记忆实践话语的衰落。随着对记忆行为的先验性反思的深入，开始引发对记忆主体的关注。这种关注也是顺着两条线索完成的：首先是萨门引发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1950／1980）提出集体记忆，保罗·利科（2004）受其启发，改变了哲学中从意识行为角度研究记忆的方向，开启了记忆主体的哲学研究，逐渐形成诸如公众记忆、集体记忆、共同体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等等的研究。其次，随着当代大数据、信息、成像等技术的发展，作为后人类的记忆主体呼之欲出。

第四，对数字技术本质的理解并不准确，尤其是对数字技术所凸显出的新问题估计不足。目前诸多学科领域，数字技术仅仅被看作是方法工具，如数据整理、文本转化、内容表达、话语传统的方法中介，这样对于数字时代之于记忆研究的关联理解局限多了一种方法，但是多忽视了数字技术与记忆现象的内在关联点——体验现象与体验技术。此外对于数字时代所凸显的新问题估计不足，除了对研究方法有足够的估计外，对于其他方面如本体论预设、研究理念、研究观点的影响估计不足。而在自然科学中，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比如虚拟体验技术对于人类空间感知的影响。其中沉浸体验成为一个切入口。“在VR环境中，沉浸或感觉在场的程度，例如使用者把它当作真实世界以及以相似方式行为的程度，明显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53]2000年，布鲁克斯（B．M．Brooks）的研究提出VR有助于人类遗忘症的治疗。“在VR环境中的训练可能证明给严重记忆损伤的病人教授新信息的有效方法。”^[54]这个实验是面对具有遗忘症的病人，病人在训练前无法完成真实环境中10条简单的路线任务，但是经过VR内2条路线三周的训练后，病人可以完成真实环境中的任务并且记住这些信息。2013年，《空间方位感丧失的神经学康复中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in neurologic rehabilitation of spatial disorientation）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在VR中文字性被动导航训练提升了空间方位感丧失的神经病人的一般空间识别，还有在健康控制方面的能力，因此在与拓扑性空间方位感丧失有关的空间缺失的康复方面可能会有帮助。”^[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