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探索记忆问题的起源

法国学者曾经从记忆范围讨论过记忆的哲学之源，尤其是对不同哲学家理解“记住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和阐述，这一分析主要着眼于记忆本身。本文探讨的角度则偏重记忆问题，即从记忆问题的演变逻辑来阐述哲学之源。这一演变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内容到行动再到主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阐述记忆问题的演变逻辑之前，我们依然需要对记忆的首要问题做出说明。这种说明不是从记忆本身，而是从记忆空间性问题切入。

1．记忆的空间性问题

记忆的空间性问题也就是“记忆存储在何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各个科学领域一直关心的问题，也一直成为一个难题。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观点完全不同，自然科学领域将定位问题看作是物理空间问题，即记忆存储在哪里。关于记忆的空间位置有着三个阶段的表述。古希腊时期认为“记忆在心脏之中”，这一观点影响了上千年。在20世纪初，这个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生物学问题。萨门提出了记忆痕迹理论，即记忆位于有机体中。“大多数科学家已经接受了一个严格的、明确的个体性获得印迹的位置——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记忆图像，对人和高级的脊椎动物而言，它们在大脑皮质中。”^[32]20世纪50年代，当脑外科手术成为现实的时候，记忆的定位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布兰德·米勒（Brenda Milner）等人的研究最终表明，情景记忆存储在海马体中。但是，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这个问题停滞了下来。2000年以来科学家对关联记忆、空间记忆的神经定位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突破，关于记忆定位及其改造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2000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艾瑞克·凯德尔、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欧基夫、梅-布里特·莫索尔和爱德华·莫索尔^[33]确立了动物空间记忆的神经基础，也就是为动物的空间记忆找到了神经之家。接着由于光遗传技术的发展，记忆的神经基础得到了更为精准地揭示。自然科学的研究出于如下生物学假设：^[34]记忆主要是指某种信息，但是是否与过去相关，并不做规定；^[35]作为信息，被存储在生物体中。所以，对于第一个前提，自然科学主要是在内容角度讨论记忆问题，而这一信息内容的时间性被忽略，而表征关系被强调了出来。表征意味着某种与事件对应的关系。对于第二个前提，自然科学主要是从功能角度进行讨论。纵观一百年来的发展，从生物体功能到神经元功能等这个变化是从生物体整体到其基本构成单元功能的讨论，明显有着还原主义的特征和物理主义的特征。但是，至于信息是如何被存储到物理实体中这个问题成为未解之谜。所以，自然科学研究强调记忆过程的一个模式：信息编码—信息存储—信息取回。而在整个模式实现过程中，物理载体——或者是生物体或者是功能细胞——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信息必须基于物质，而缺乏物质的话，信息是无从存在及传递的。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就集中在这里，向人们揭示着神经元如何完成上述与记忆过程有关的功能及其关联建立。

对于哲学而言，定位问题体现为灵魂的构成问题，而更体现为时间问题，之所以与空间有关，是因为记忆属于灵魂的构成部分，所以记忆的居所也就是灵魂的居所。“除了获得记忆与回忆的准确定义，争论的一个对象也是记忆和回忆的精确位置和他们的对象。”①在哲学史上，无论是灵魂的二分法还是三分法，记忆多被放在灵魂的理性部分中。②在哲学看来，记忆不但与内容有关，而且与时间有关。与记忆有关的时间就是过去。所以加上时间维度，哲学中所讨论的记忆就是与过去有关的内容及其事件。“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甚至会有某种有关希冀的知识，如果有些人认为存在着有关预测的知识）；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36]如此，记忆的定位问题需要突破科学理解的限制了。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即表现为过去的时间时刻或者时间段。当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时间的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过去并不是某种逐渐积累的东西，过去的内容始终保留在那里，有待于发现。一般的时间观念有效地支撑了自然科学中的记忆定位。

因此，存在于科学和哲学之间关于记忆定位的思考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将记忆的居所看作是物理的或者心理的，而心理的最终也还原到物理的，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理性居所。也正是这种亲缘关系，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然科学的记忆研究的出发点是心理学，而心理学又来源于生物学的这种有趣关系。哲学对记忆居所的研究则放入到时间、心灵或者意识之中。这一问题最终所引出的是过去的居所。而一旦从时间角度去追问记忆，那么一个广阔的天地被带出来。“过去”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过去的本质、过去意识的结构、如何将当前与过去联结、如何构建过去等等的问题就涌现了出来，这一发问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

2．记忆内容问题

在记忆内容的理解上代表性观点认为“记忆是印痕”。印痕说最早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图章比喻、19世纪末得到了生物学的支持，如萨门（1921）、卡尔·拉舍尔（Karl Lashely）（1950）、刘旭（2014）。可以区分为两类印痕说：古代印痕说和现代印迹说。古代印痕说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图章比喻。“图章比喻”是他留给人类的记忆理论。“图像保存在灵魂中”就像用图章盖印一样，“所产生的刺激要留下某种和感觉相似的印象，就像人们用图章戒指盖印一样”。^[37]所以，坏的记忆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接受面太过坚硬，印痕难以刻入或者如同用图章拍击流水一样。当然，这种说法当中多少都有感性的成分在其中。古代印痕说观点强调灵魂可以借助外界刺激产生印迹。现代印迹说主要是指萨门所提出的生物印痕理论，他的理论主要是为了摆脱活力论（vitalism）和神学目的论（theology）。在谈到印迹时他指出这是与生物体密切相关的。“在我们记忆现象的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考虑有机体个体生命期间获得的印迹，仅仅我们偶然地把印迹考虑为从祖先那里遗传过来的有机体暗含的东西。”^[38]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神经科学家把印迹载体看作是神经元细胞，所揭示的就是细胞层面接受刺激以后所产生的变化，如突出了生物体、神经细胞后者对刺激的被动接受性，如印迹细胞的感光性（刘旭，2014）。事实上，从古代印痕观点到现代印迹观点之间有着一种分裂：古代印痕观点更多的是强调了灵魂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印迹说则分裂了这种关联，这无疑丧失了古代学说的关系性，让记忆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还原主义与自然主义预设。(www.xing528.com)

3．记忆行为问题

不同于印痕说强调记忆内容及其载体，行为说则强调记忆是一种行为。但是在行为的理解上，出现了多种分歧，如描述心理学认为记忆是联想行为；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是表征行为，对过去内容进行表征的行为（Dudai，H．L．2007）；自然科学认为记忆是信息内容编码、存储和取回的行为；哲学的看法完全的不同，如认为记忆是意识构成活动（胡塞尔，1905），不同于知觉与想象的活动。行为说相比印痕说更关注记忆行为本身。

4．记忆主体问题

这个观点认为记忆是灵魂的一种结构成分，也经历着一种变迁，比如古代观点认为记忆是实体（灵魂）的构成成分，而现代生物学观点则认为记忆是实体（神经细胞）的活动，涉及信息的编码、存储和取回（Roediger III，2007）。编码即所接受信息被注册、感知以及转化为记忆中合适的表征格式；存储即表征内容或者编码信息内容跨时间的保存；取回即当生物体需要的时候存储信息被快速地、有选择地取回。实体说观点有着内在局限，如果记忆是指某种实体的构成部分，那么记忆生产似乎就成为构成部分的变化，但是会遇到某种障碍。因为生产是某种时间性现象，而作为实体构成部分的记忆则与此完全矛盾。所以很难理解记忆生产从何种意义上谈起。如果记忆是指某种实体的能力，比如心灵的能力，记忆生产就变成了这种能力的变化。这一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记忆力就是这样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而这个培养的过程就是记忆生产过程；如果记忆是某种实体的活动，那么记忆生产就表现这种活动的独特形式。

5．“集体记忆”问题

尼古拉斯·卢塞尔（Nicolas Russell）提出集体记忆的术语出现在20世纪以后，但是相应的概念却存在了很多世纪。他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与法国历史上16世纪到18世纪的集体记忆概念做出了比较。^[39]作者认为：“这些表达以及mémoire语词的使用显示出在哈布瓦赫生活时代之前，记忆已经经常被看作是独立于‘个体大脑’的存在；早期集体记忆的说明完全不同于哈布瓦赫描述的概念。”^[40]他从法国诗人、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如Jean-Baptiste d'Argens^[41]的Letters Juives、蒙田（Michel Montaigne）^[42]、彼埃尔·德·龙沙（Pierre de Ronsard）^[43]、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4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AndréMarie Chénier^[45]。在他看来，法国早期的集体记忆主要是强调其自我维持、不屈从于人类生存与人类记忆的暂时本质，即集体记忆是永恒的以及通过远离人类时间性的连续性来保留下来，而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则强调主体性，即群体和集体体验形成它的集体记忆，谁记住以及如何发生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观点，他运用心理学记忆类型的划分来区分二者。“我所提到的早期集体记忆更大地与语义记忆相似……它不是作为体验而是作为抽象信息起作用……相反，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情景记忆相似，它属于特定族群，把活的体验作为对象，是族群认同的一部分，不能从一个族群到另外一个族群转移。”^[46]他所提到的Marquis d'Argens、蒙田等人都是那个时期的哲学家，当然这种影响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此外，作者还提及了记忆类型的划分，他指出当代认知科学中提出的记忆三分法在奥古斯丁、阿奎那和柏格森等西方传统中可以找到非常相似的地方。^[47]“相似的区分在20世纪心灵哲学和知识论中被提出，托尔文勾勒了一些。例如罗素，157—87；赖尔（Gilbert Ryle），727—79；艾耶尔，149—98；和马尔康姆（Norman Malcom），203—21；^[48]早期区分的例子见奥古斯丁《忏悔录》10．8—12；阿奎那《神学大全》，1a79．6；柏格森，《材料与记忆》，83—96。道格拉斯·豪尔曼（Douglas Herrman）列出了这一区分的许多书目。”^[49]卢塞尔对记忆类型区分的哲学之源做出的分析突出了中世纪，而且偏重英美知识论分析哲学的传统，但明显忽略了德国现象学传统。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区分了原初记忆（primary memory）与次生记忆（secondary memory）很显然被他忽视。而现象学在记忆学说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揭示了记忆体验的构成，回到了记忆现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