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利科：自我反省中的遗忘现象

1971年当伊德把利科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其关注重点是50—60年代的利科哲学。“伊德借助利科的三部作品《自然与自由：自愿的和非自愿的》（1950）《可错的人》（1960）《恶的象征》（1969）描述了这一演变的线索。这样的描述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并且得到了利科本人的赞同。”^[37]通过《自由与自然》他“展示了利科早期结构现象学的特点，而实质是解释学潜伏的阶段”。“《可错的人》从康德式的限制开始作为它将结构现象学的问题提升到更高的阶段。”^[38]“《恶的象征》提出从语言-历史角度追问时实际的和具体的西方文化的符号和神话。利科开始研究历史上人的生存论痛苦，他们在比喻和故事中表达着自身。”^[39]后来，伊德还分析了利科的《弗洛伊德与哲学》，揭示了利科转向了语言哲学。

从一般哲学分期来看，伊德对利科的理解属于利科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时期——“反思与分析的诠释学时期”。这一段时期的三部作品成为伊德的研究重点。“《可错的人》中，他论证到，通过可能性扎根于基本的……的可能性的先验分析，人类存在被定位在体验的有限的、视角的和在知觉、实践和感受中体验到的无限和理性的维度中，这导致了可错性（fallibility）概念的出现。”^[40]这里所提出的表达无限和理性的维度是三个：知觉、实践和感受。纵观整个哲学史，关于理性灵魂的三分法就强调了类似的三个维度。而在这个维度的呈现中，利科却没有提及“记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依然深受“记忆附属于知觉”的影响。这一观点在胡塞尔那里是如此的坚实。因为胡塞尔把记忆看作是知觉体验的滞留。我们把这一观点概括为“记忆附属论”。

利科有意识地摆脱记忆附属论主要是来自他对伽达默尔哲学的批判结果。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真理与方法》，由于需要反思和回应伽达默尔，他投身于诠释学相关问题的讨论。2000年伽达默尔发表《哲学发端》（1996）和《知识发端》（1999），里面讨论到了记忆问题。“因为借助自身的兴趣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宇宙的历史以及过程与现实，我们再次意识到自然科学的独特性，知识世界就建立在我们记忆、纪念和传统之上，与所人文科学的独特性相一致，生活世界也是如此。”^[41]“知识建立在整合能力之上，以及具有传送能力的记忆之上。知识是一种利用经验，这些经验越来越多地积累起来以及唤醒为了我们意义发生的那些问题。”^[42]但是，在伽达默尔的阐述中，人类的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都是基于历史和传统，基于纪念和回想之上，甚至是传递意义世界的通道和方法。在其阐述至深中隐含的是记忆附属论：记忆成为知识的基础，尤其是传递知识的重要环节。

此外，他对伽达默尔的批判还体现在之后的学术的发展上。正如我们看到伽达默尔是非常强调文化本身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然本质上驱动着我们走向文化。因此，没有文化我们将无法存活也变得正确了。”^[43]但是，利科却注定走向了历史和宗教。20世纪整个80年代，他沉浸在时间与叙事的问题中。这样的转变与西方思想界反思二战的时代需求相吻合。非常顺理成章的，受到时间问题的引导，借助反思二战的学术趋势，利科投入到记忆问题的研究中，利科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给予记忆哲学很多有价值的洞见。

1．他确立了记忆理论与记忆实践的二元论框架

在整个记忆观念史的梳理上，利科梳理出古典记忆理论、中世纪记忆理论与现代记忆理论这三个主要时期。他没有囿于现象学的限制，而是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基于理论与实践构建起自身的记忆理论。对于他而言，记忆理论解决的问题是记住什么以及谁去记住的问题；而记忆实践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好记忆以及防止滥用记忆？如何彰显遗忘的作用？当他把记忆作为抵抗理性反思傲慢的武器的时候，这种框架格局就变得注定了。这种框架的作用还是非常有效的，这意味着记忆研究源自历史实践和社会实践，但是也从二者的二元关联中显露出不同的问题。如记忆理论滞后与记忆实践快速发展的矛盾关系。只是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欧洲的历史实践，这是有待于提升总结的，所以他们更加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有效框架。(www.xing528.com)

2．他给予了记忆以本体论地位，完全不同于知觉的地位

在以往的哲学家那里，记忆都是附属的现象。以当代现象学流派来看，非常明显。以胡塞尔来看，他将记忆看作是时间性现象，是其解决知识问题的基石；再看伽达默尔，记忆成为解释知识问题的基石，他在《知识发端》中分析了记忆与知识的关系。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在20世纪20年代将遗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40年代的时候通过讨论荷尔德林的诗歌来思考记忆问题。但是，他将记忆看作是思的形式，并论述了“纪念之思”（commemorative thinking）。“纪念之思在曾经所是的庆典的方向上行思，思即将到来的庆典。然而，这种思前想后的纪念先于庆典，在适合的方向上行思。思指向适合于命运的方向，这样的思是纪念非概念（inceptual）的本质。”^[44]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纪念之思”无法与诗歌韵律分离，与节日和庆典分离，与命运和历史的本质分离。但这样做无疑为利科提供了形而上学根据。再看利科，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忽略，他反思了记忆看作知识问题的附属论的观念，并且开始论证着记忆的本体论地位。他赋予记忆的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本体论地位，他把记忆看作是一种应然的反抗理性傲慢的武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为记忆正名。如果仅仅是让记忆作为一种方法存在显然无法承担起这样的重任。通过哲学史的梳理，他成功地完成了记忆理论的构建，并为其进入历史这样的一个特殊历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逼近了遗忘现象。

3．他将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给提了出来，为记忆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利科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最大可能性启发就是遗忘之地位的确立。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之遗忘”是整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根源，《存在与时间》坚实地确立和论证了这个命题。1941—1942年，海德格尔开设了一门“纪念”（rememberance）课程，里面提到了“勇敢遗忘”（bold forgetting）。^[45]“这样纪念的缺席不是源自漠不关心的遗忘，而是来自内心勇敢的结果，就像保持某人初心一样（certain of one's own that is coming）。”^[46]在后来的诠释中，海德格尔指出，这是描述精神状况的一个概念：精神不在家，不栖居于世，所以需要寻找回家的路。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之初，为什么精神没有居于家中？”^[47]所以遗忘是一种内心勇敢的结果。如果从此延伸，我们可以推演出遗忘会成为一种美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指出，利科的三个洞见最终都体现在其2000年他出版的《记忆、历史与遗忘》一书中。回顾这段路，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过程。他最初受胡塞尔的强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记忆附属论的影响，将记忆看作是知识的发生的低级阶段，在与伽达默尔的碰撞中，他意识到了记忆附属论的问题所在，真正面对记忆现象。即便如此，可以说，这一个就有效地回应了曾经的错失。所以，利科身上的自觉反思过程说明，伊德的错失并非伊德本人的错误，而是利科的错误。如此，这种错失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原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