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伊德的错失有什么内在原因吗?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伊德后来关注技术现象,用身体性取代意向性。这种解释还仅仅是一种描述层面的说明。换句话说,因为后来伊德关注了技术问题,所以他错失了记忆问题。这种外在论的解释并不能太多地说服我们。深入考察下去,我们从意识体验这里找到了伊德错失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伊德最为自豪的成就是他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理论。很多学者在论证和诠释这四种意向关系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的维贝克也是在完善着这一技术框架。从其根本来说,更多是对伊德技术意向性框架的完善和论证。如果我们从这一框架成立的哲学根据入手,就会发现其建立于之上的哲学前提:知觉关系的优先性。这在其早期其他著作中也表现明显。在《含义与意义》(1973)中,他讨论了听觉、视觉和触觉等知觉现象。这些分析甚至构成了“我的思想中作为原初动力和早期思想的起点”。[30]
在经典现象学传统中,梅洛·庞蒂明确论述了这一前提。他在1946年的一本著作《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后果》中论证了这个命题。“在《知觉现象学》发表的随后几年,梅洛·庞蒂受邀提出和捍卫法国哲学学会的研究,这是第二年出版的手稿。文本为他的主要论证提供了重要的紧实的论证,还有在现象学的心理学层面捍卫了一些内在的反对批判。”[31]我们在伊德的哲学中也常常会找到他很喜欢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盲人的拐杖和贵妇带羽毛的帽子的例子。这种态度无疑显示了他基本上接受了梅洛·庞蒂的基本假设:知觉的首要地位。所以,我们从此出发,再看伊德所提出的四种关系模式——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背景关系和他者关系,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尤其是具身关系,更是被看作是反对经典的知觉理论的极好方式。如果我们把他放到整体的现象学发展历程中看,也能够从莫兰的理论中得到验证。最近莫兰在中国的系列报告中指出,现象学的发展提出了4E维度,具身的(embodied)、扩展的(extended)、嵌入的(embedded)和生成的(enactive)。[32]如此看来,伊德的“具身关系”恰恰可以定位到这样一个语境之中。我们从这里可以阐发伊德在整个认知科学哲学上的意义所在。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伊德的相关理论所建立的前提——知觉的优先性,却让他必然忽略记忆的维度了。而如果再次回到利科哲学我们会发现在利科哲学转变的大背景下,伊德的错失就变成了内在的错失了。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指出,对于利科而言,记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记忆对他而言,变成了一个与伦理要求有关的态度。“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33]为了给这一伦理态度确立根据,他需要建立记忆的本体论框架。正如我们在整个著作中看到,利科通过记忆观念史的梳理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强调主体的记忆本体论。“强调主体”意味着在利科的记忆哲学中,谁在记忆?谁在遗忘?变成了比“记住什么和遗忘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这种转变的重要性是为记忆伦理学开辟了一种新的路径:在传统的记忆伦理学中,记忆是美德,遗忘被看作是违背记忆伦理学的行为。所以记住成为一种责任,成为一种必然的伦理要求。这种传统的记忆伦理学恰恰是建立在内容之上的记忆理论。而利科所做出的转变,强调谁在记忆?成为基础。当我们的目光注意到“谁”之上的时候,整个利科的哲学获得了一贯性的理解,主体之有限性、可错性并不是解释学任意解释的结果,而是内在伦理要求的结果。当人们能够意识到主体的这种性质的存在,意识到主体的语境性、身体性等维度,意识到交织关系之下的主体时,就会看到遗忘本身的有效性。如果说遗忘是主体的行为,那么他是上述非先验主体之内在行为维度之一,与记忆一样。遗忘并不是完全违背伦理必然的行为,而是恰恰符合非先验主体做出的伦理行为的必然要求。(www.xing528.com)
当我们从利科的整体哲学出发的时候,就会发现伊德解释错失记忆维度的内在必然性。由于他接受了经典现象学内在的预设,强调了知觉的优先性和首要性,所以完全忽略了记忆行为的有效性。他甚至并没有关注到胡塞尔在论述记忆时使用到的滞留和前瞻(protention)的基本概念。他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恰恰基于知觉优先性的人与技术之间的意向关系。然而利科的哲学却在悄然发生着转变,他为记忆赋予了新的本体论地位,将记忆建立在人的有限性和可错性的立场之上,为我们进一步敞开了记忆本体论:一种将记忆与遗忘之内在关联一共呈现出来。在这种大的格局变动中,伊德的错失显然就变成了内在的错失了。
幸运的是,这种错失被他的后继者维贝克关注到,他指出了记忆是分析技术与人类关系不可忽视的维度。2017年,维贝克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主题为“跨学科视域中的记忆现象”的研讨会上简要阐述了这个观点。[34]他从法国考古学家勒儒瓦·高汉(AndréLeroi-Gourhan)入手[35],阐述了基因记忆(genetic memory)、认知记忆(cognitive memory)和物质记忆(material memory),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技术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技术作为人类条件;这种条件产生了三种记忆、通过改变记忆新的技术改变着人类自身状况。在技术哲学中,记忆是人类学的关键;将扩展记忆技术的研究。这种做法让我们想到后现象学和法国学者之间的某种有趣关系,伊德错失了记忆,而维贝克却从这里修正了相关思想。但是这种修正还是显得那么匆忙,并没有抓住高汉在记忆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外置化(exteriorization)。高汉在《姿势与语言》中讨论了这个概念,并成为后来斯蒂格勒诠释记忆与技术的根本出发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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