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与利科：方法论诠释的后果

利科是伊德学术生涯的开端，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利科的解释学诠释。那时候他面对的是60年代的利科，其思想还停留在人的有限性的研究上，其思想的记忆维度隐含其中，但是他已经触摸到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维度与方法论维度。在一次学术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看重的是利科的研究方法：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利科的研究方法通常是跨学科的，他总是试图从其他学科中提取对自己合适的东西，然后将之放到现象学的框架中，当然常常是间接意义上的。可以肯定，我是继承了同样的研究路数的……现在，回顾我的研究生涯时，不得不承认许多被认为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东西，其实是受了利科的影响。”^[25]在笔者看来，伊德对利科的思想研究上的确是偏重方法论。“其他研究者对利科的研究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展开，如意志论的本质分析；而伊德对利科的研究更加偏重在方法论的变迁揭示上，揭示了利科如何运用解释学方法展开意志研究。”^[26]伊德将利科的哲学方法概括为“跨学科的方法”，将他的哲学概括为“解释学的现象学”。

这种概括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其合理性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得以确立起来的，换句话说，伊德的理解是方法论角度概括了利科的解释学。我们知道在伊德的哲学生涯中，他对现象学的理解非常偏重实用维度的。从读博士期间，他受到了斯皮尔伯格“做”现象学的极大影响，这种观念非常强调现象学自身的实践维度。“1964年伊德受到斯皮尔伯格的邀请来到华盛顿大学，成为客座讲师，并且部分参与了后者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中，他学习到了‘做’的方法。”^[27]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他碰到了以跨学科研究现象学的利科的解释学哲学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共鸣同感。他对利科哲学做出的概括“解释学的现象学”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从斯坦福哲学百科词典看到关于解释学的现象学阶段的一些情况。“然而，到了1960年，利科概括为了正确地研究人类现实，特别是在罪恶的存在中研究人类现实，他不得不把现象学描述和解释学解释联合起来。这个转向导致了一个逐渐聚焦于转嫁到现象学的解释学理论。因为这个解释学的现象学，其中易理解的东西向我们显现，而且通过我们语言的使用显现出来。”^[28]如此，我们能够理解伊德将利科的哲学理解为解释学的现象学主要是从方法上理解的，解释学被理解为可以跨越纯粹现象学、克服纯粹现象学的有效方法。再看利科的学术变化也能够证实这一点。他后来扩展了话语的概念，将之扩展为“比喻性话语”（metaphorical discourse）“描叙性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宗教性话语”（religious discourse）和“政治性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这些扩展很明显地显示了利科的哲学方法的特性：一种跨越哲学与文学、哲学与历史以及哲学与宗教的特性。(www.xing528.com)

伊德作为一名博士生，他能够从强调跨学科、注重现象学的实践维度和应用维度的利科那里获得极大的启发，1971年他出版的关于利科的作品获得了被研究者的认可。这很显然影响到了后来伊德的方法论以及哲学转向。正如后面他的哲学一步一步发展显示了这种跨学科的特性：从纯粹现象学（声音体验／知觉体验）向技术史和科学史的跨越；从科技史向科学哲学的跨越；从技术哲学向科学哲学的跨越。只是相比利科而言，伊德的跨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尽管如此，他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后现象学的出现。但是，重视方法却让伊德停留在表象上。正如我们看到的，“跨学科”的说法太过于描述，“跨学科”说法的背后是一种对事件的客观描述。事实上，“跨学科”所掩盖的是利科的强大的现实伦理关怀。利科的哲学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种通过人的有限性来理解人自身的做法。这种强大的伦理关怀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他哲学的自身转向：2000年以后利科出版的《记忆、历史、遗忘》预示着他的哲学已经转向了历史深处，这种转向也因为意味着现象学方法影响的逐渐淡化，我们所看到最终被呈现出来的记忆哲学建立在记忆理论与记忆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框架。这也说明伊德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是他无法预见到利科哲学方法的后来演变，也说明了基于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做出的理解最终产生的哲学后果：对记忆现象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