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参加荷兰特温特大学后现象学会议，探讨古典现象学家的重新解释和理解

“后现象学”的说法已经有很长时间。“后”并非是方位概念，而是逻辑关联。对经典现象学的技术理论进行批判反思会导致新的理论产生，这种新的理论是后现象学理论。于是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描述诸如唐·伊德、彼得·保罗·维贝克等人与海德格尔等人的关联；也可以描述斯蒂格勒与胡塞尔的关系。那么，“后”作何理解？对于唐·伊德而言，“后”意味着重新解释，这是理论方向；对于维贝克而言，“后”意味着现实运用，这是实践方向。

1．唐·伊德

伊德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老先生。2018年9月，85岁的老先生坚持参加了在荷兰特温特大学召开的后现象学会议。40多年前，伊德曾经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做过比较多的研究。他在转向技术哲学之前就在从事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研究。对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比较娴熟。他的最为注重的人-技术关系重在知觉的分析，而这是来源于胡塞尔；此外，伊德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有趣。他在2010年之后发表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学的视角》的著作，算是清理了海德格尔的研究成果。^[22]但是这部书看下来，多为以往的论文集的汇编，而原创性较少。从伊德整体思想看，他并没有真正走近海德格尔。从根源上看，他与胡塞尔更为接近。

伊德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其身体性概念，这是后现象学观念的重要核心，也可以是后现象学纲领的理论内核。身体性概念是对胡塞尔自我我思意识的克服。在此基础上，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诠释。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背景关系和他者关系——成为他所给予的最为吸引人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技术物品进行分析，如眼镜、温度计、冰箱等。当然后来他也意识到这个局限，开始有意识地扩展到计算机世界，如虚拟现实技术、各类成像技术。

伊德对于胡塞尔一直进行着清算，这种清算的结果就是身体性概念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伊德批判反思着胡塞尔的理论，这种“后”的关系显得非常清楚。2016年他出版了《胡塞尔对技术的错失》。^[23]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始终没有进入其中，所以这种清算不是很理想，反而留下很多令人遗憾的问题。

所以，从伊德整体思想看，他着力于后现象学范式的建立，并且用这种范式解释胡塞尔、海德格尔。这种做法从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后现象学范式的完善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伊德还是走出了一条有创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做法却容易受到质疑。比如他所理解的现象学已经是完全经验化的现象学，与原初的现象学越加远离。面对质疑，伊德回答的也是干脆：他就是要远离古典现象学传统。所以，在伊德这里，“后”意味着一种重新解释和理解，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框架来解释和理解古典现象学家。

2．维贝克

维贝克所关注的问题是符合荷兰传统的。荷兰历史上就有著名的伦理学家斯宾诺莎，这多少造就了荷兰人的伦理追问传统。延续到当前，阿特胡斯、维贝克等学者都是从伦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海德格尔的影响有多深，相比福柯、拉图尔等人而言，显得较少。此外，维贝克后来所发展的调节理论与经典现象学家的关注的联系则更加微弱。理论对于他们而言更多是一种分析背景，而缺乏问题的延续。

具体到调节理论而言，维贝克的理论其创新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理论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延续着后现象学的精神——一种超越意识现象学的根本特质。伊德主要的贡献在于通过身体性（embodiment）替代了自我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优点。但是伊德的问题却表现为：从身体性角度阐发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但是却受到胡塞尔知觉理论的无形限制。如果仔细看伊德所采用的描述四种关系的例子：具身关系对应的是眼镜、解释学关系对应的是温度计、背景关系是冰箱的噪声。但是无论眼镜、温度计，都是一种知觉关系。有趣的是，维贝克的调节理论也未能逃离这个倾向。调节理论主要是在于通过技术设计来调节人的道德行为，这是维贝克在《将技术道德化》一书中极力描绘的观点。

调节理论一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争议。之所以是成功，主要是这一理论如今被很多亚洲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到各种技术分析中；其争议也很大，诸如技术设计所调节的仅仅是道德行为吗？调节理论对于道德主体（moral agency）的依赖是不是其理论局限？

在笔者看来，维贝克的调节理论不同于伊德的最大地方是突出了技术与人之间的调节关系，调节关系远远超越了知觉关系。在维贝克的论述中，调节关系更多是指向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类的伦理行为。比如减速带、地铁闸机门等例子，所谈论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二者共同的地方是：均依赖于人与技术之间的知觉关系。(www.xing528.com)

此处的知觉关系并非是从知觉器官而言，而是从时间性的当下角度来说的。知觉关系首要表现为知觉器官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使用技术的活动都是通过知觉器官完成的。比如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触摸屏、滑屏等技术装置的使用，均是借助人类的触觉器官，如手指完成的。另外，人类使用各种工具，如锤子、看温度计等活动均是知觉活动，借助知觉器官完成。但是，这些都是形式体现。在知觉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时间性的。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当下的时间性才成立的。人类使用技术的活动无疑都是当下的，而不可能是过去的或者将来的活动。

所以，对于维贝克而言，“后”的理解不同于伊德。“后”更多是一种发展，通过调节理论完成理论上的延续，然后运用到现实问题的关注中。比如他利用技术调节理论来分析无人机和无人系统的做法就是明显表现。

3．斯蒂格勒

斯蒂格勒的技术追问显得非常有趣。他受到两位德国古典现象学家的影响超过了法国本土的另外两位现象家，萨特与梅洛·庞蒂。从其《技术与时间》著作可以看出，明显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因为《技术与时间》的形式完全是模仿《存在与时间》的形式；但是如果深入阅读，会发现他极大受到了胡塞尔的影响，如他对第三记忆的分析。在胡塞尔那里只有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的区分，而他发展出的第三记忆主要是针对受技术影响的记忆类型。有学者说他受胡塞尔影响更大一些。从其师承来看，斯蒂格勒延续了其导师德里达的影响，后者对胡塞尔情有独钟。对于斯蒂格勒的技术反思，需要把他放入到法国独特的学术特质中。法国人最为明显的学术特质是病理学，所以他们寻求的也是一种病理拯救，这种特质有时候被称为“实践指向”。以保罗·利科为例，他的哲学就有着明显的这种倾向。在其对记忆、历史与遗忘等话题论述中，他不仅仅想对记忆、历史与遗忘等问题进行学理分析，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如探讨记忆的使用问题，尤其是滥用；探讨遗忘的可能性，如通过宽容从而实现遗忘。斯蒂格勒也是如此，他也在寻求着一种解决路径。但是，有趣的是，他找到的最终依靠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像极了他的导师德里达。

对于斯蒂格勒而言，“后”具有伊德和维贝克的两种气质的混合。一方面，他理论上做出了发展。他关注的是人性问题，尤其是技术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他的技术追问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进行的。另一方面他又关注实践问题，他对数码艺术、文化记忆等话题进行了追问。此外，不同于上述两位的最大地方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情结。这也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知晓程度更加广泛。不仅科学技术哲学界，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知道这个人。

这3位与前者的关系共同点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师承关系。斯蒂格勒或许是个例外，他某种意义上算是胡塞尔的徒孙。而其他人则完全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没有关系。从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胡塞尔关注记忆与时间、记忆与认识等关系问题，而海德格尔的关注则散乱难以捕捉。在后来的技术现象家那里，斯蒂格勒对技术看作是“第三记忆”。但是，在伊德那里，记忆现象被明显忽略。这种忽略也导致了现象学对于记忆问题分析更多停留在“初学者”那里，而逐渐被遗漏。现象学家们最终随着心理学的崛起而品尝到了遗漏的恶果。

现象学对于记忆的关注也有着某种必然性。在经典现象学家那里，记忆的话题一直显得不那么重要。记忆对于胡塞尔而言，仅仅是时间的样式之一，是知觉的一种过去样式，从行为本质而言，记忆是当下化行为。此外，胡塞尔还区分了滞留（第一记忆）与回忆（第二记忆）。这些都是胡塞尔的观点。但是这些并没有在后继者那里得到发展。海德格尔多次谈论过记忆的反面——遗忘等话题。但是，遗忘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如技术让我们遗忘了家乡，以往的哲学家遗忘了存在问题。遗忘与记忆同样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于现象学的法国接受者来说，他们与这些话题擦身而过。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导言中触及记忆，他分析了“感知即记住”这一观点及其问题。但是，他依然把记忆看作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样最终错过了记忆的关注。萨特曾经关注到想象、图像等问题，但是很难理解，这一个维度与记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萨特而言似乎完全消失了。对于胡塞尔而言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对于萨特来说，变得没有意义。这四位是经典的现象学家，其他学者那里更谈不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同狂风之中的烛火，记忆似乎要马上熄灭了。但是有些人挺身而出，呵护了记忆的必要性。这就是法国的学者保罗·利科与斯蒂格勒。

这两位学者无疑在记忆话题的崛起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利科属于经典意义上的学者，他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一书中梳理了记忆研究的哲学演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胡塞尔、哈布瓦赫。^[24]但是他的哲学书写历程遗漏了近代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洛克、詹姆斯·穆勒等人。由于利科偏重人文主义，所他对记忆的关注更多是和主体实践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太关注技术这样的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斯蒂格勒无疑是关注技术的典型意义的代表。他延续了法国哲学的传统，病理学与诊疗学。通过现象学为技术问题开出合适的治疗方案。他突破了一种常规认为：现象学所关注的是知觉关系，他开始注重非知觉体验的阐述。记忆体验就是他带来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把梅洛-庞蒂算作对技术问题作出反思的学者，那么斯蒂格勒无疑是在这个方面超越了他。在他看来，人性及人类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仅以记忆为例，数字技术发展割断了种族记忆、集体记忆等。就他本人所说，记忆问题是一个关注了30多年的问题。要理解这种关注及其合理性，需要理解知觉与记忆的关系在现象学中的变迁。在传统现象学中，知觉被放到了原初的、首要的地位，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体系。但是，传统现象学家如萨特等人也开始反思着现象学中的这种设定。梅洛·庞蒂在知觉中灌入了身体因素，使得知觉的纯粹意识性得以消除，所以他的知觉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因素，从这一点看，他延续了柏格森的知觉传统。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占据首要地位的知觉因素完全遮蔽了其他因素。萨特则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他最初接受的是现象学方法，但是他更关注非知觉的因素，如情感、想象等问题，尤其是他对恐惧的论述更是吸引人。这些都是对非知觉体验维度的关注。所以，由于知觉的原初地位被很多现象学家所接受，那么作为次生体验的记忆与情感、想象一起被作为构成物忽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这并没有解释记忆体验被忽略的现象。知觉首要地位的确立只能加强知觉的重要性，产生遮蔽也只是后果之一，但却无法解释记忆缺席的内在原因。在胡塞尔的多部作品，如《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想象、图像意识与记忆》等著作中，胡塞尔阐述了记忆话题。但是他的阐述把记忆放置在时间维度、极力澄清知觉与记忆、想象与记忆、图像意识与记忆的区别。但是很快这个问题为更加高级的构成问题所替代，如时间本质、知觉体验的本质等等。所以，这样一来，当斯蒂格勒关注记忆话题的时候，无疑是对这样一个现象学传统的反思。他的反思是回到柏拉图，与他的导师——德里达一样，他关注文字以及文字的技术表达——数据，都不可避免地与记忆话题相遇。

上述主要描述了现象学发展对于内在体验的关注，对意识的第一人称的关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暗暗隐含在不同的论述中。但是因为其已经被认可为首要原则的缘故，所以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在维贝克的调节理论中，他强调技术调节更多是偏重第三人称的，但是对于第一人称的体验调节并没有太多的支撑。这的确说出了技术现象学的一个缺失。对于技术调节理论而言，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体验很难得到一手的资料。无论是经过访谈、还是表述等方式，体验本身的外在化大大弱化了这一视角。

所以，现象学反思具有两个维度变化：一种是经验化的方向，另一种是内在化方向。事实上，这两种方向多少都是由于内在使命的自我涌动与外在力量的不断刺激而分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