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记忆现象：直接关注与研究

2015年，《科学》杂志在创刊125周年的时候发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意识的生物学基础”和“记忆存储和提取”位于前10位成为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其他相对重要的问题如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和阿兹海默症都位居其后。记忆原本是哲学的古老问题，但由于哲学自身认识论的发展，记忆现象被遗忘，逐渐变成了心理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心理学成为记忆研究的领头羊。20世纪60年代以后记忆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问题。“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刻的确定并非偶然的，而是从哲学与科学的某种交点考虑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神经科学已然获得了飞翔的翅膀，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时期也是哲学面临最严重考验的时刻，因为“哲学本身分化到了各门独立的科学之中”。

从理论角度看，我们很少在当代哲学中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影子，自然科学中尽管有很多研究记忆现象的文章，但是更多是基于心理学关于记忆的基本分类进行的。在记忆观念史的写作和资料汇编中我们只是在心理学领域内见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记忆研究，也有依赖于此的情况。从观念史角度看，获取其他领域中的描述更是奢望。也只能在心理学领域获得满足。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卡特（Schacter，D．L．1952—）曾经描写过心理学领域1885—1935年间的记忆研究简史；还有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豪尔曼（Douglas Herrmann）编辑过一本艾宾浩斯之前的记忆研究的文献。前者聚焦在三本代表性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和《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后者主要是心理学家汇编了之前的哲学领域记忆研究的主要文献。应该说，这两本书有其价值，让我们了解了心理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断代史和文献情况。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记忆研究哲学要出场，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确立批判的出发点成为首要的事情。对于起点，我们以往进行过界定，起点并不是逻辑推理的前提，而是可能性展开的原点。另外，这一起点是现象学方法中成立的，这意味着起点是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记忆研究为出发点，这是现象学悬置方法的要求，对这些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是为现象学的还原提供可能性基础。再者，起点是日常的记忆观念，比如记忆是从属于认知的现象、记忆是印迹、记忆以联想的方式构成、记忆是情感和认同的基础等。这些观念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在本书中，主要是采取第二重意义的起点规定，即从心理学等学科的考察开始。很显然，对心理学领域中的记忆研究进行批判成为非常合适的选择。这也是现象学传统的路子。此外，也将神经科学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是因为心理学自身的转向所决定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深度融合，这决定了这种考察是无法分开的。

从斯卡特的心理学研究开始是个较好的选择。之所以选取这个人，是因为他能够打开我们进入到记忆研究纲领内核的门禁，也是因为他在记忆研究上做出了许多成果。1990年，他与加拿大心理学家恩德尔·托尔文（Endel Tulving，1927—）一起发表了《启动与人类记忆系统》。^[1]但是从斯卡特的观点看，至少有三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斯卡特的观点实证化色彩明显，缺乏整体的把握。由于时代限制，他们忽视了心理学自身的一些发展以及记忆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多个学科角度，如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进展书写20世纪记忆科学与技术发展就显得有必要。而且这种书写不能只是材料的汇总，必须体现出一种宏观视野，给读者提供一幅大的图景。将反思的目光指向20世纪60年代前后，指向当下的最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严谨的、具有哲学根据、带有前瞻视野的发展报告。

其次是斯卡特的观点也缺乏足够的方法论哲学根据。他的分析仅仅是其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服务于这段历史中记忆研究的特征，记忆提取（retrieval）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后来记忆研究的开拓者理查德·萨门（Richard Semon，1859—）被遗忘的问题。书写20世纪的记忆科学技术史需要确立方法论原则，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我们后面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方法论原则。他提出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2]成为主要原则之一。我们对这一段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做科学史料的描述，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反思。

再者，斯卡特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视野，没有包括与心理学相关的学科领域情况。而本书将克服这一点。2014年因为和两个诺贝尔奖的关系，记忆现象一下子被带到了前台。第一个奖项的获得者是法国作家帕提卡·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他获得了文学奖。根据评奖委员会的说明，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而莫迪亚诺的大多作品也恰好蕴含着三个关键词是：“记忆”“身份”“历史”。第二个奖项的获得者是美国科学家约翰·欧基夫（John O'Keefe，1939—），挪威科学家梅-布里特·莫索尔（May Britt Moser，1963—）和其丈夫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Moser，1962—），以奖励他们在“发现了大脑中形成定位系统的细胞”方面所做的贡献。可以说，人类两种本来冲突的文化在记忆这类找到了有趣的结合点。(www.xing528.com)

我们的反思以现象学为主要出发点，争取克服传统现象学无视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我们所采取的是一种视角间的立场：即从学科视角间的关联来把握这一历程。“视角间的立场”并不是新的观念，而是在科学史与哲学史中有着根基的观念。以亥姆霍兹为例，他在1862年《论自然科学与一般科学的关系》中指出，科学的分化导致学者们只对广大领域的特殊方面感兴趣，以至于不同学科间变得疏远，并且产生深深地不和。^[3]他的这一分析提出了要注意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现象学哲学强调主体间性的观念则是视角间立场的哲学之源。因此，注重“视角间的立场”成为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具体到记忆研究，需要考察在两个领域记忆的差异。

在文学领域，记忆成为一种方式，展现人类命运及其生活的途径；而在科学领域，记忆成为一种对象，一种与认知相并列的生物现象。要认识这一现象需要延续现象学的批判精神，但是必须克服现象学无视自然科学发展的旧有局限。因此，主要基于记忆的科学研究之上。在科学领域中，很多神经科学家如艾瑞克·凯德尔（Eric Kandel，1929—）、米勒、欧基夫、詹姆士·麦克高夫（James MacGaugh，1931—）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记忆研究的，有力地推进了19世纪的记忆研究。^[4]鉴于此，本著作也将阐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神经科学为推动力从而有效带动了其他相关学科中记忆研究，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出这一时期以来记忆科学的发展途径及其技术进展，并且对记忆的科学研究做出哲学的反思。

对于现象学学者来说，进入到记忆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中，我们仿佛进入到一个异域世界：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以及有趣的实验。

所以，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鲜明对比。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动物和自然，这些都是非人的存在物，尤其是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老鼠、病人成为一个重要的实验对象。这里所提出的观点与哲学上对记忆的看法完全不同，有相互支持，也有冲突。比如在神经科学领域《看到未来》这样一篇文章中，对动物在空间中的预演（preplay）与重演（replay）的关系进行了说明。^[5]文章作者莫索尔夫妇指出：“令人惊异的是，在事件发生前，相应的脑部活动也会发生。”这个观点验证了自由意志的优先性。在空间行动之前，意志不但有，而且具体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路径预演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矛盾的观点。比如在另外的地方，作者指出，重演依靠海马体的CA3区域中的经验-感觉联结网络，而预演在来自海马体之外的区域。而在近代哲学中，自由意志只是属于灵魂自身的能力之一。这二者形成了明显冲突。

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是有趣的对比。人文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反思的和描述的，历史领域通过原始档案材料从而重构记忆，哲学则是通过理性分析阐述记忆的本质。而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是实验方法。实验设计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探讨的是动物的情景记忆问题，里面提到了诸多概念都非常有趣，比如路线的重演与预演、海马体的再激活。这让我们理解空间记忆有了更为明确的基础。这两位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理论——记忆细胞（如位置细胞、方向细胞和边界细胞）——后来得到了验证。当然，他们的成就只是在传统的电刺激技术上取得的，2005年之后，随着光遗传技术的出现，记忆研究被大大推进，提出了许多更为有趣的观点，比如记忆印迹细胞的标记、植入与提取。

总体来说，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成就。一方面，面对自然科学设计的新的实验、发现新的现象以及给出新的解释理论，哲学必须善贾于物，利用上述方法、实验、现象以及理论来夯实自身。20世纪初的现象学和心理学对于记忆的研究已经被神经科学、脑科学的飞速进步远抛在后面了，远无法适应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发展的速度，所以需要面对新的情况给予应对。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意识到科学发展带给哲学自身的冲击和危险，保持自身的警惕。科学的进展是飞速的，但是这种飞速也加剧了其自身的分裂的速度。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单方面地增进它所研究对象的知识，发展越快，差距越大。现象学不能因此而陷入这种分裂之中。对于现象学而言，坚守自身整体把握的优势，指出科学发展存在的这种内在缺陷，从而为人类提供关于记忆的整体的知识图景以及为理解记忆现象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种出场对于记忆的科学研究来说是正当其时的。正如神经科学家库库斯金（Kukushkin NV）指出：“记忆的深度概念理解对于神经科学领域来说是关键的。例如记忆印迹、记忆获取、记忆巩固或者记忆提取等观念是用来形成科学假设的概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