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乐
丝绸是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起自长安，途经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直达地中海沿岸，而养蚕和丝织技艺也沿着丝绸之路由中原传入西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丝绸作为工艺美术重要的门类之一，它的图案不仅反映了同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貌，还与织造技术、刺绣技法和印染工艺密切相关。汉唐之间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丝绸图案的主题、艺术风格在吸收、融合外来艺术和文化的基础上对艺术风格进行了自律变更。
对汉唐之间丝绸图案和设计的研究将还原中国蚕桑丝绸传往西方的过程，同时也能让我们了解东西方艺术和文化对丝绸图案的影响，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纺织服饰美术史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和材料。此外，传统丝绸艺术已成当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对汉唐之间丝绸纹样的整理和复原在传统纺织技艺与现代染织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今天的染织图案设计也有借鉴意义。
一、丝绸文物的来源
汉唐之间的丝绸多来自考古发掘，国内的出土地点除了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汉墓外，其他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外的出土地点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巴泽雷克冢墓和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蒙古的诺因乌拉墓地、埃及的安底诺遗址以及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等地。下面介绍一些丝织品出土比较集中的墓葬。
（一）马王堆
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为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一号墓保存最完整，死者为轪侯的妻子。三号墓的主人是轪侯的儿子，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
一号墓锦饰内棺内的尸体脸部覆盖两件丝织物覆面，双手握绢面绣花香囊，两足着青丝履。贴身着“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为细麻布单衣。两臂肱部缚以绛色丝带，大腿之间的空隙处用绢面裹丝绵塞实。贴身衣外面包裹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共计18层，连同贴身衣物2件，共20层。其上再覆盖印花敷彩黄纱绵袍1件、长寿绣绛红绵袍1件。[1]棺外有铺饰在棺板上的绣锦和菱形花贴羽锦，以及头端夹缝中的丝织品残片。1号墓东边厢出土3个香囊、1双鞋，还有绣袋、绢袋或麻布袋、彩绘帛画以及木俑的衣饰等。西边厢的6个竹笥内保存有完整的纺织品和衣物，包括绵袍11件、单衣3件、单裙2件、袜2双、袍缘1件以及单幅丝织品46卷等。北边厢的四壁还挂有丝织的帷幔，中部和西部计有夹袍、绣枕、几巾、香囊、枕巾、鞋以及包裹在漆奁外面的2件夹袱和置于奁内的手套、镜衣、针衣、组带等。[2]二号墓和三号墓中也出土了不少纺织品，种类与一号墓相仿，保存状况则不如一号墓。
（二）武威磨嘴子
甘肃省武威县即汉代武威郡，是当时姑臧县治故地，位居河西走廊咽喉。磨嘴子在武威县城南15公里祁连山下杂木河的西岸，汉墓群从河岸直至台地最高处，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600米。
甘肃省博物馆1959年清理了31座土洞墓，发掘出土的随葬物品共计610件。丝织品除了用于制作随葬衣物和铭旌外，还有1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锦缘绢绣草编盒。[3]1972年清理发掘了汉墓35座，其中48、62、49号墓分属西汉末、王莽、东汉中期三个不同时期，出土了绢、纱、罗、绉、起毛锦等8类15种织物，是研究汉代纺织、印染历史的重要材料。[4]2003年，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对磨嘴子汉墓群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共发掘东汉墓葬25座,其中编号为2003WMM25的墓中出土了发带、覆面等丝织品。[5]
（三）扎滚鲁克
扎滚鲁克村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西南3公里处，是戈壁上的一处绿洲。绿洲及其边缘区域内分布着大小不同的五处古墓葬群，其中最大的一处称为一号墓地。1985—199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和且末县文物管理所在此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掘出167座墓葬。[6]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共分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为前8世纪—前2世纪，是扎滚鲁克的主体文化，而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为东汉至晋，即3—6世纪。扎滚鲁克共有30座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墓葬，墓中出土大量纺织品，从原料上可以分为丝织物、棉织物、毛织物和麻制品等四类。丝织物数量最多，品种包括织锦、绢、绮及刺绣品等。除了覆面、枕、袋、扎包、扎头带等，更多的是织物残片。织锦主要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为平纹经锦，丝线不加捻，图案包括“（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纹、水草立鸟纹、菱格纹、花树纹、忍冬纹和曲波纹等。平纹纬锦的丝线通常加有强捻，出土时多为制品，如枕头 、扎头带和衣饰绦等，图案主要包括植物纹、狩猎纹和龙纹等。扎滚鲁克出土的刺绣不多，但很精美。在绢和绮地上用锁针绣绣出图案，以鸟纹和植物纹为主，色彩鲜艳。[7]
（四）楼兰
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东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由于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曾经繁盛一时的楼兰国于4世纪左右逐渐消亡，掩埋在茫茫沙漠之中。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去西藏的途中来到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国，此后掀起了一股楼兰探险考察热。[8]1906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来到楼兰，他除对楼兰古国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外，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和墓地，他将这些遗址逐个编了号。发掘品除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还有石器、陶片、青铜制品，以及汉文和佉卢文木简与文书。1914年斯坦因在编号为L． C．的墓葬群中发掘了大量的丝织物和毛织物等物品。丝织物品种丰富，有锦、汉式绮、绢、刺绣等，其中有大量织有铭文的动物云气纹汉锦，铭文包括“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长乐明光”“登高明望西海”“延年益寿”等。[9]斯坦因将该墓葬的年代定为前2世纪末至3世纪后期。
1979—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三次深入罗布泊，对楼兰古城址及附近墓葬群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发掘纺织品58件，其中丝织品8件，多为残片，包括1件波纹锦，绛色地显绿色波纹。[10]1980年，考古工作队小分队在楼兰城郊发掘两处古墓群，对MB墓地2号墓（斯坦因编号L． C． iii）进行了重新清理，发掘了大量精美的纺织品，其中丝织物75件，品种包括锦、绮、绢和刺绣。[11]2003年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L． E．城东北约4公里处的壁画墓进行考古清理挖掘。该墓被认为是魏晋时期L． E．城一个贵族家族的合葬墓，年代约为3—4世纪。墓中清理出大量的织物残片，这些织物残片大多为破损的衣物，经清理拼对，能辨认的服饰包括袍、衫类上衣5件，裙1件，刺绣手套1只，贴金衣饰1件，棉袜3只。此外还有几何纹锦1件，几何纹绮1件，三角形刺绣1件，以及棉、毛织物残片若干。[12]
（五）尼雅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境北约100余公里处，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处典型的内陆沙漠绿洲型聚落遗址，也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精绝国故地。1901年斯坦因首先发现了该遗址，之后，他又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重返尼雅进行发掘，收获了少量的纺织品残片。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文物普查时进入民丰县以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男女合葬墓。箱形木棺上面覆盖一层毛毯，棺内尸体面部盖覆面，头下枕锦枕。身上的服饰及随葬丝织品保存完好，包括：“万世如意”男锦袍、刺绣男裤、淡青色女上衣、刺绣女内衣、刺绣女裙、刺绣镜袋、刺绣云纹粉袋和袜带、菱纹“阳”字锦袜以及用“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制作的袜、手套和鸡鸣枕等。1988年和1990—1997年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联合考察队对尼雅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发掘，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3号墓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包括“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枕、茱萸纹锦面衣、人物禽兽纹锦袍以及锦手套、锦栉袋、锦镜袋、香囊、帛鱼等。[13]8号墓的东侧紧临3号墓，出土丝织物包括“安乐如意长寿无极”锦枕、“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用“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和“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缝制的锦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等。[14]
（六）山普拉
山普拉墓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14公里的戈壁滩上，早年遭到盗掘破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曾于20世纪末进行了四次清理发掘，出土文物千余件。墓葬的年代在1世纪至4世纪末间，[15]其出土丝织物反映了汉晋时期古于阗国的服饰文明。丝织物服饰主要包括套头衣、裤、帽、护颌罩和头带等。套头衣多为成人服装，小孩的比较少，面料以毛织物为多，仅发现1件绢夹衣残片和花草纹刺绣绢衣残片。墓葬中除了5件毛布覆面和1件棉布覆面，还发掘出19件丝质护颌罩，罩面由绢、绮、锦等缝制，有的上面绣有花纹。[16]
（七）营盘
营盘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50公里处，东距楼兰古城约200公里，是迄今为止罗布泊地区发掘的面积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墓葬。营盘出土的纺织品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图案上来看，均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特别具有研究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曾先后考察过营盘遗址，发掘过一些文物，但丝织品很少。1989年、1995年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对营盘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发掘约120余座墓，清理被盗墓百余座。营盘墓葬出土了大量纺织品，有丝、毛、棉、麻四类，前两类最多，占出土文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7]保存完好的纺织品包括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淡黄色绢内袍、刺绣长裤、贴金毡袜、香囊、帛鱼、刺绣护膊、冥衣和兽面纹锦等。
（八）都兰
都兰县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部。自1982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了数十座吐蕃墓葬，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址。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余件，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如红地瓣窠含绶鸟锦、黄地瓣窠对马纹锦等；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的文字锦，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件确认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18]
都兰出土的锦绫织物大体上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北朝晚期，时间约为6世纪中叶；第二期是隋代前后，约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第三期为初唐时期，约为7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第四期为盛唐时期,时间约在7世纪末到开元、天宝时期。[19]
（九）敦煌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开凿于前秦二年（366年），既是敦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也是敦煌文物的主要收藏地。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被后人称为“藏经洞”的莫高窟第17窟。洞中除发现大量纸质文书外，还有不少丝织品，包括幡、伞盖、经帙、经袱、佛像以及各种残片，年代约为北朝至五代。
20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以及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纷纷来到敦煌，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藏经洞内发现的大量丝织品，致使大批珍贵文物流散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莫高窟的丝织品进行清理发掘。1965年3月，为了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对第125和126窟前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一幅北魏刺绣品的几块残片。[20]1965年10月，在第130窟内南壁西端一岩孔内发现残幡等织物一团，经整理共40件，多为绢幡和绮幡，年代为唐代。同年秋，在第122和123窟前发掘时，发现一批唐代遗物，其中丝织物12件且绝大部分都是幡残件。[21]
（十）吐鲁番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汉代属姑师国的领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处的戈壁上，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墓葬年代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晋至十六国时期（3至5世纪末），第二期为麴氏高昌时期（6至7世纪中），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至8世纪）。其中大部分墓葬属于后两个时期，即6至8世纪。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吐鲁番一带进行调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发现了包括绢画《树下美人图》和织有“花树对鹿”铭文的联珠纹纬锦等丝织物。1915年1月斯坦因来到阿斯塔那，对十块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大批服饰碎片和绢画残片。[22]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始于1959年，直至1975年共开展了十三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00多座，之后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清理。墓葬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主要有胡王锦、大鹿纹锦、猪头纹锦、对羊纹锦、翼马纹锦、立鸟纹锦、宝花纹锦、树叶纹锦、联珠对龙纹绮、狩猎纹染缬绢和鱼子纹缬绢等。丝织物品种丰富，包括绢、绮、绫、纱、罗、锦、缂丝、染缬和刺绣等。206号墓还出土了一批唐代木俑，其中宦官俑和舞女俑身着由丝织品制作的服装。[23]
二、显花丝织物的品种
汉唐间的显花丝织物主要包括单色暗花织物、多彩织物、刺绣和印染，其中暗花织物主要包括绮、绫、纱、罗等，多彩织物主要包括锦和缂丝。
平纹地和斜纹地的暗花丝织物在汉唐之间非常流行，在当时，它们都被称作绫。不过在现代考古学中往往把平纹地斜纹花的织物称为绮（图01），而把斜纹地斜纹花的织物称为绫（图02）。绮出现在商代，流行于汉唐之间，其主要组织有商周时期多见的浮纹绮、汉代典型的汉式绮、唐宋间的浮点绮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并丝织法织成的。绫是一种斜纹织物，以暗花绫最为常见。所谓暗花绫是指用同色经纬线织成的一种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通过经纬组织枚数、斜向、浮面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的不同来显花。
01绮织物组织
02绫织物组织
纱与罗都是经纬线稀疏并织物上呈现小孔的丝织物。一般而言，凡经线起绞、纬线平行交织的织物均可称作纱罗织物，但一些稀疏的平纹组织往往也可被称为纱。纱出现得很早，周代已有以纱制作王后和命妇服饰的记载。纱的基本组织为由两根经丝相互绞转并每一纬绞转一次的二经绞组织，实物则以多种组织配合织造的暗花纱居多（图03）。汉唐间纱罗织物的主要组织类型是链式罗，又称无固定绞组罗，其中又以四经绞罗最为常见。花罗是罗地上显现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总称，通常以四经绞作地，以二经绞显花（图04）。
03花纱织物组织
04花罗织物组织
05平纹经锦织物组织
06斜纹经锦织物组织
锦是一种重组织结构熟织物，丝线先染后织，通过织物结构的变化，呈现变化的色彩和图案。经锦包括平纹经锦和斜纹经锦两类，在中国古代平纹经锦出现最早，战国时期的墓葬已有出土，以经线显花，采用1/1平纹经重组织织造（图05）。约在隋代前后，平纹经锦渐渐被斜纹经锦所取代。斜纹经锦多采用三枚斜纹经重组织（图06）。纬锦包括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平纹纬锦指的是平纹纬二重织物（图07），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斜纹纬锦出现于唐代早期，到中晚唐时已基本取代了经锦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锦类织物。几乎所有的斜纹纬锦都是三斜纹锦，其基本组织都是斜纹纬二重，即由一组明经和一组夹经与纬线以斜纹规律进行交织。斜纹纬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明经只在纬线的表面按斜纹交织规律进行固接，组织以1/2斜纹纬重组织为主，织物正面为纬面组织，而反面为经面组织，我们称之为全明经型纬锦（图08）；另一类的明经在一斜纹循环中只在织物表面和反面各出现一次，形成对纹纬的固结，而另一组织点处却插在表纬之下、底纬之上，与夹经的位置相同，织物两面均为纬面效果的1/2斜纹纬重组织，我们称其为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图09）。大约从晚唐开始，斜纹纬锦的基本组织结构和织造技术有了极大的变化，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开始出现，由于此类实物大量出自辽代，也被称为辽式斜纹纬锦。双层锦在织造时使用两组经线和纬线，通过表里换层，形成正反图案相同但色彩相异的双层组织（图10）。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出现使用双层组织进行斜编的丝织物，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魏时期的毛织物上也发现有双层组织，但双层丝织品大量出现则是在唐代。
07平纹纬锦织物组织
08全明经型斜纹纬锦织物组织
09半明经型斜纹纬锦织物组织
10双层锦织物组织
缂丝是以不同色彩纬线在不同区域以通经回纬方式挖织产生图案的产品，因而织物上常因垂直的花纹轮廓而留下纬丝转向时的断痕。织造时，以平纹组织为基础，以本色丝作经，以彩色丝作纬，用小梭将各色纬线依图案以平纹组织缂织（图11）。
刺绣是用针引线在织物上穿绕形成图案的一种装饰方法。中国刺绣的起源很早，不过，其最有特色的针法一直是锁针绣（图12）。这种针法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到。从商代包裹青铜器的丝绸印痕和西周时期丝绸荒帷在泥土上留下的印痕来看，当时采用的正是锁针绣。中国的刺绣在汉晋时期以锁针绣为主，是出土的汉晋丝绸刺绣实物的主流绣法。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绣品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汉晋时期墓葬如尼雅、楼兰、营盘、山普拉等地出土的刺绣用的都是锁针。锁针用于制作大面积大密度的作品时过于费时费工，因此，一种表观效果与锁针基本一致但效率大大提高的针法——劈针出现了（图13）。劈针属于接针的一种，在刺绣时后一针从前一针绣线的中间穿出再前行，从外观上看起来与锁针十分相似；它和锁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劈针的绣线直行而锁针的绣线呈线圈绕行，因此其技法比锁针要相对方便得多。唐代更常见的刺绣针法是平针，是一种运针平直，只依靠针与针之间的连接方式进行变化的刺绣技法。钉针是将单独的丝线或金属线钉于织物上而形成图案，平针和钉针结合出现了压金彩绣、簇金绣和盘金绣（图14）。
11缂丝
12锁针
13劈针
14平针和钉针
汉代中国已经有了印花丝绸，之后又发展出了染缬工艺，主要包括绞缬、夹缬、蜡缬和灰缬（图15、16、17、18）。绞缬即今日所谓的扎染，是指按照一定规律用缝、扎等方法绞结丝织物，染色后再解去缝线或扎线以得出花纹的一种防染印花工艺及其产品。敦煌马圈湾汉代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类似绞缬的丝织品，但用于服饰的绞缬实物在魏晋时期的墓葬才有较多的发现。夹缬是指一种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产品。操作时，使用两块木制花版夹持织物而进行染色。夹缬之名始见于唐代，在唐宋时十分流行。蜡缬与灰缬的制作工艺相似，只是蜡缬使用蜡作为防染剂，而灰缬使用碱剂作为防染剂进行印花。由于唐代的碱剂以草木灰或石灰为主，所以唐代的碱剂印花往往被称为灰缬。灰缬以淀粉类物质掺以碱性物质作防染剂进行染色后，得到防染效果的图案。
15绞缬
16夹缬
17蜡缬
18灰缬
三、汉代丝绸的图案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的织绣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显花丝织物品种主要包括暗花罗、绮、平纹经锦以及以锁针绣为主的刺绣。汉代织锦既可以在同一区域内使用多色经线来变换色彩，也可以通过不同色彩的经线分区排列来呈现多色，用色至多可达五色。汉代织锦常为五色，这应与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关。《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彩备谓之绣。”故当时标准的五色或五彩是白、黑、青、红、黄，它们与五行中的金、水、木、火、土或五方中的西、北、东、南、中分别对应。汉代织锦中的五色显然也与此有关，但当时织锦五色一般都采用蓝、红、黄、绿、白五种，分别以蓝取代黑，以绿取代青。
（一）云纹
汉代的云纹主要出现在刺绣和织锦上，刺绣上以单纯的云纹为多，其中以马王堆出土的刺绣最为著名。根据随葬遣策上的记载，马王堆的云纹刺绣为三种，分别为长寿绣、信期绣和乘云绣。这三种云纹比较类似，云头部圆润，尾部分叉呈腾飞状。
织锦上多采用云气、动物甚至是汉字组合而成的云气动物纹，是汉代织锦中最具特色的主题图案之一，当时也被称作云虡纹。[24]此类锦在新疆的楼兰和尼雅地区发现最多，其色彩、造型和排列方式都很相似：云纹一般是作为图案的骨架，其间穿插有龙、虎、麒麟等瑞兽和禽鸟。当时的云气造型主要有四种：一是穗状云，云带断裂，带有花穗状云朵的特征纹样；二是山状云，云气无间断并呈现出山的形状；三是带状云，飘逸如绸带；四是涡状云，细小而排列整齐，已明显带有外来艺术风格的影响。[25]受到织造技术的限制，这些经锦上的图案纬向不循环，云气纹骨架通常是通幅排列。图案在经向的循环很小，多在5厘米上下，故织物上会呈现出一条条的窄带形图案。图案的色彩丰富，通常在三色以上，且多分区显色，织物上能看到明显的纵向色彩分区。云气动物纹中往往还穿插着汉字铭文，多是一些祈福或具有吉祥和特殊含义的词句，如“王侯合昏千秋万代宜子孙”“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毋疆”等。这些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人们的信仰理念，而且有的可能还涉及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二）动物纹
动物纹是汉代织物中常见的纹样，可分为兽类和禽类，它们往往置于云气纹或几何纹形成的骨架中。如尼雅出土的“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在云气纹构成的骨架中穿插汉字和龙、虎、豹、鸟等动物形象。
龙为神兽，是汉锦中常见的兽纹之一。《述异记》中记载龙有多种：“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虎是勇猛、威武的象征，而白虎作为汉代四神灵之一，也很受欢迎。豹造型生动、简洁，身上有斑点。麒麟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常以躯体似鹿、头上有一角的动物形象出现。其他的兽类形象还包括马、熊、鹿、羊和辟邪等。此外，有翼是当时织锦兽纹中的常见形式，龙、虎、马、熊等均有小小的双翼。
相对于兽类，汉锦中的禽类纹样比较少。又由于纹样本身不大，故不是很显眼。常见的禽类主要有传说中的神鸟凤凰、象征男女爱情的鸳鸯、寓意长寿的鹤、志向远大的鸿鹄以及华丽高贵而又似鸡形的鸾等。
（三）兽面纹
汉代的兽面纹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或许有着某种联系，两者有些相似，均为有首无身的动物形象，不过前者下方通常保留两只细小的前肢。兽多为虎、豹、牛和羊等，张口瞠目，以鼻梁为对称轴呈左右对称。汉代史游《急就篇》中的“豹首”纹锦和魏文帝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中提到的“虎头锦”应该就是指这类兽面纹锦。兽面纹常与其他纹样一起出现，或置于几何形骨架中。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兽面纹还能见于丝织物上。
（四）连璧纹
璧是中国古代玉器，《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及“疏璧琮，以敛尸 ”，可见在当时，璧用于祭祀或者墓葬。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亦可见用组带将玉璧系于外棺的情况，《庄子·杂篇·列御寇》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汉代的画像石和魏晋时期的壁画、棺板画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璧的形象。丝织物上圆形的璧多用组带串联起来，形成连璧。连璧纹锦在楼兰和帕尔米拉（今叙利亚境内）都有发现。(www.xing528.com)
（五）茱萸纹
《邺中记》记载后赵石虎织锦署中生产的锦名中即有“茱萸”之名，但其纹样在丝绸上的实际应用应更早。汉代的刺绣和织锦上有一种植物纹样，枝干卷曲，末端是一种三瓣裂叶形的花，此种图案很可能就是茱萸纹，以茱萸作为织物纹样也带有吉祥辟邪的意义。马王堆出土的刺绣、印染和织锦中，都出现了茱萸纹。其中以茱萸纹刺绣纹样最为清晰，且色彩分明；茱萸纹锦的纹样较为简单，仅一果壳，中有果实数点，与枝结合而成；茱萸纹印花敷彩纱上的茱萸变形较大，枝蔓卷曲，有花有果。茱萸纹锦在稍晚的楼兰遗址中也有发现，变得更为卷曲了。[26]
（六）几何纹
汉代几何纹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杯纹了，《释名》中记载当时的丝织物纹样“有杯文（纹），文（纹）形似杯也”[27]。这种杯纹体现的应该是汉代耳杯，杯口椭圆形，浅腹平底，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或方形耳。从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墓葬，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绮织物和罗织物来看，纹样中杯纹口沿的圆弧变成了直线，形成中间一个大菱形、两侧各置一小菱形的图案。尼雅出土的树叶杯纹绮的纹样既有菱格形杯纹，又有在杯纹之间穿插的树叶纹。此外，当时大量的由对称锯齿骨架组成的几何纹样，很可能也是一种变形杯纹。杯纹有时也以骨架的形式出现，如马王堆出土的一件杯纹对鸟纹绮中有两种不同的主题，一是杯纹中的对鸟，二是以几何纹为中心的杯纹。
波纹也常见于汉锦，这是一种主要由上下曲折的曲线构成的纹样。曲波中间有时也会织入汉字，如尼雅出土的“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也会织入鸟纹或其他纹样，如马王堆出土的波纹孔雀锦。
尼雅墓葬中出土过一个锦袋，面料以黄色为地，蓝色显花，很像老虎的斑纹。此锦很可能就是《邺中记》中记载的“斑纹锦”。类似的织物在楼兰也有发现。此外，汉代的几何纹还包括矩形纹、菱形纹和三角形纹等。
四、魏唐丝绸的图案
随着丝绸之路艺术文化的交流，西方的织物图案开始影响中国的丝绸设计，大量出土于丝绸之路沿途的公元5至9世纪的丝织品都反映了这种西方纺织文化的影响。丝绸上开始出现模仿西域风格的图案题材，包括各种西域的珍禽异兽，如狮子、骆驼、大象、翼马、孔雀等。各种人物也出现在丝织品上，如狩猎骑士、牵驼胡商、对饮番人以及异域神祇。图案的构图也和汉魏织锦中典型的云气动物纹样有较大区别，多采用骨架式的构图，如菱形或方形的规矩骨架、两圆相套的套环骨架、六边形构成的龟甲骨架、以联珠为主体而四方连续的簇四骨架、二方连续的簇二骨架、呈弧形的对波骨架和交波骨架等。骨架之中，往往置以对称的动物纹样，这些纹样的站立方向经常与纬线方向相一致，与汉代云气动物纹锦刚好相反。
隋唐时期丝绸图案的另一条源流是以从传统的动物纹中游离出来的柿蒂纹作为基本原型，然后吸取了各种植物纹样的图案开始进行变化，并由此分出两条支流。一条由瓣式宝花发展成为蕾式宝花，花型越来越大，色彩层次越来越丰富，更是出现了结合西域风格的陵阳公样。而另一条向折枝方向发展，写生型的折枝终于成为唐代艺术的主流：它与缠枝结合便成了写生花鸟的主要形式；它与宝花团窠结合，就变出侧视宝花；它与景象结合，就有了景象折枝和景象宝花。
随着丝织技术传入西域, 当地人民也开始学习织造丝绸，特别是提花织锦的方法。织物采用平纹纬重组织织造，实现了从经锦到纬锦的过渡。大约从北朝时期开始，粟特地区的织锦开始兴起。这是一类提花纬锦，图案以大窠的联珠纹为特点，窠内纹样有骑士狩猎、翼马、猪头、大鹿、含绶鸟等。其基本技术特点是采用三枚斜纹纬重组织，属于标准的唐式纬锦之类，其经线总是加有捻度较大的Z捻，通常由2—3根并列而成，一般有本色和深红两种色彩。其纬线非常平直，色彩丰富，不同色彩的纬线相互覆盖非常完整；其图案只在纬向而不在经向循环，图案的勾边通常以二纬二经为单位，此类织锦应该是产自中亚地区的织锦。
唐代用于丝绸染色的植物染料不下30种，从染色色泽来看，可分为红、蓝、黄、紫、黑五大色调，若再加上练白一项，就与织染署下的“练染之作有六”——青、绛、黄、白、皂、紫完全相当了。
（一）联珠纹
一般认为，西域文化对丝绸图案的最大影响是联珠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非常流行。联珠纹其实并不是主题纹样，而是一种由大小基本相同的圆形几何点连续排列而形成的几何形骨架。这个骨架可以是方格、菱格、对波或者圆形，然后再在骨架中填以动物、花卉等各种主题纹样。团窠联珠以小圆点构成联珠环，如果环环相切，则形成簇四骨架。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则通常会加入辅花，多以十字形花卉构成，但有时也会出现动物甚至人物。
联珠纹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卷云纹和花卉纹结合，产生了一种由联珠环和卷云或花瓣等构成的复合联珠环团窠。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黄色团窠双珠对龙纹绮，饰有双层联珠构成的复合联珠环。
（二）珍禽异兽纹
汉代动物纹样主题大多为中国传统题材，到魏晋之后，又有许多新的珍禽异兽和家畜出现在丝织品上，主要有狮子、象、骆驼、孔雀、羊、鹿、猪和马等。
狮子产于异域，在汉代传入中国，汉代画像石上已可见狮子的造型。象亦产于南亚地区，是南亚热带丛林中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骆驼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从北朝开始，狮子、象和骆驼作为主题纹样开始出现在丝织物上。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胡王”锦，在小联珠组成的簇四骨架中填以狮子、象以及由胡人牵引的骆驼。
孔雀产自南亚，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好几件北朝至隋代的联珠孔雀纹锦。孔雀纹沿用至唐代，唐文宗即位之初（827年）更是规定孔雀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官服图案。[28]
魏唐时期的丝织物上出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羊纹不同的羊纹，长角，体形健壮，与波斯器皿上的羊造型相仿，可能是一种西亚的野山羊。
北朝至唐的鹿纹与中国传统鹿纹的造型亦有较大区别。这是一种马鹿，体态亦是相当健壮，雄鹿有多叉的角。此类鹿纹当来自西亚。[29]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过几件初唐时期的联珠大鹿纹锦。
猪作为纺织品纹样主要出现于唐代的织锦和刺绣，多以联珠环内的猪头形式出现。这些猪头通常形象逼真，具有明显的西亚和中亚风格。眼睛圆睁，口张开，露出两只弯曲的獠牙和下齿。面部用带有锯齿边的几何纹区分出额头、鼻翼、下颌和面颊等区域，颈部布满条纹状鬃毛。
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至盛唐的织锦中，还可以看到翼马的形象，其原型应该是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Pegasus）。[30]一些马的头上戴有冠饰，颈部饰以联珠纹绸带，飘至颈后，四只腿上亦系飘带，马尾打结。此类翼马纹锦在我国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埃及安底诺伊均有出土，也见于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一件唐代四天王狩狮纹锦上。
（三）宝花纹
宝花在敦煌织物和壁画中都有大量出现，是唐代对花卉团窠的一种称呼，《新唐书》中就有越州“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的记载。[31]通过记载与实物的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宝花是由自然形态花卉抽象概括而得，造型多呈对称放射状，把盛开或半开的花、蕾和叶等组合，形成更具装饰性的图案。
朵花可以看作是宝花团窠的初级形式，非常简单，通常只有四瓣、五瓣或六瓣的正视小团花。这类图案非常简单，也十分普遍，几乎在整个唐代都有出现，没有明确的流行时期。真正的宝花是把花瓣与叶、花蕾结合起来，这些花蕾多取其侧面造型，因此初看与花瓣的效果相仿。随着宝花的演变，花蕾变成了花苞，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装饰手法中采用了多层次的晕繝，宝花显得更加雍容华贵。这种风格在开元年间达到了全盛，并一直流行到晚唐甚至是五代、北宋。
宝花作为主题纹样既出现在多彩的锦中，也常见于单色的绫，此外它也是夹缬图案很重要的主题之一。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的宝花纹夹缬绢，主要用于幡的制作，不过夹缬中的宝花大多以菱形出现，这可能是受到了夹缬工艺的限制。
宝花是一种从中国传统的花卉纹发展演变出来的纹样,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附近的瓦拉赫沙壁画中粟特王的坐垫织物上就绘有宝花纹[32]。在敦煌发现的中亚系统织锦中也有一件红地宝花纹锦，图案层次丰富，华丽富贵，但边缘较生硬，透着一种异域风格。从技术上分析，这件红地宝花纹锦属于典型的中亚粟特织锦系统，应该是唐代中亚织工生产的。
（四）陵阳公样
初唐至中唐之际，丝织物上出现了一种团窠纹，外环由花卉和枝叶构成，内填鸟兽，此种纹样很可能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陵阳公样”。唐代《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唐太宗年间窦师纶曾任职于盛产丝绸的益州（今属四川省），他创造出寓意祥瑞、章彩奇丽的绫锦，被誉为“陵阳公样”[33]。从陵阳公样出现的年代及描述可以推测，在花卉环内填充鸟兽主题纹样的团窠纹应该就是“陵阳公样”。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宝花环立鸟印花绢亦应属于这一类型，出土时伴有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的文书。这类团窠纹样的丝织物在敦煌和青海都兰也有发现。
（五）折枝花鸟纹
约自盛唐起，折枝花鸟纹样开始大量出现，这是一种由花头和叶—有时还包括枝梗—组合而成的花卉图案。其相对应的图案排列形式是散点式，各折枝花之间没有相互关联。《新唐书》中记载，唐高祖在位时（618—626年）“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硃，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绫，色用黄”。唐文宗即位之初（827年），对当时的官服图案明文做了变更：“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34]这里的鹘衔瑞草、地黄交枝都应属折枝花鸟纹。
以花、叶作为主题纹样穿插于波状植物藤蔓间形成的缠枝花纹在藏经洞所出土的丝织品中也有大量发现，对于这类图案我们可以称其为缠枝排列，其花枝走向基本呈S状。
（六）旋转团窠纹
自唐代晚期开始，一种由两只鸟或兽头尾相接回旋排列而成的小型团窠纹开始出现，这种排列方法被工艺美术界称为“喜相逢”，我们在此称为旋转团窠纹。与联珠团窠纹或宝花团窠纹通常有主花和辅花两种主题进行二二错排不同的是，旋转团窠纹通常只有一种主题纹样，二二错排，在团窠的周边形成六边形的空隙。
目前所见最早的旋转团窠纹实物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鹦鹉纹锦，这种旋转团窠纹还大量出现在敦煌藏经洞所出土的辽式纬锦和妆花中。冯·勒柯克在新疆吐鲁番发掘过一件麻布幡，上面的回鹘国王身上也绘有非常相似的飞雁团窠纹[35]，此类图案可能是唐代晚期的流行图案。
小 结
战国—秦汉时期是丝绸之路开拓过程中的重要年代，丝绸之路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丝绸作为服饰和日用品大量出现在丝绸之路沿线人们的生活中，并记载在历史文献中。汉代前后，养蚕和丝织技艺沿着丝绸之路由内地传往西方，中国丝绸艺术开始影响西方艺术文化。在思想文化上，秦汉统治者都十分热衷于源于道家的神仙学说。因此，在当时的各类艺术作品中，神仙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在丝绸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则是大量的云纹。中国传统的云气动物纹样到魏晋时已僵化并衰退，西方艺术开始影响中国内地的丝绸图案，继之而起的是模仿西域风格的各种骨架排列，其中环式联珠团窠纹被较多地用于织物。隋唐时期，东西方设计艺术兼容并蓄，出现了陵阳公样，同时一种以花卉纹样为主题的团窠宝花纹亦开始兴起，并向折枝、缠枝花鸟纹演变，最终形成大唐新样。
【注释】
[1]何介均．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6-27．
[2]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2．
[3]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2．
[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2）：9-23, 79-80．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11）：32-38．
[6]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4）：1-5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1）：1-19．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1）：1-19．
[8]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孙仲宽，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70-281．
[9]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Vol.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XXXIV.
[10]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7）：1-22．
[11]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7）：23-39．
[12]阿不都热苏勒，李文瑛．楼兰LE附近被盗墓及其染织服饰的调查//大漠联珠：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服饰文化考察报告．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59-73．
[1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2）：1-26．
[14]赵丰，于志勇．沙漠王子遗宝：丝绸之路尼雅遗址出土文物．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0：25．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46．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36-40．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文物，1994（10）：19-31．
[18]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2：73．
[19]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63-81．
[20]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2）：54-60，73-74．
[21]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文物，1972（12）：55-62，71，63-67，75．
[22]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642-718.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6）：13-21；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3/4）：1-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1（1）：8-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2）：7-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简报（1972—1973年）．新疆文物，2000（3/4）：84-12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简报（1973年）．新疆文物，2000（3/4）：168-19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7）：8-26；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6）：1-14；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2）：143-156；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7）：31-52.
[2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0．
[25]赵丰．织绣珍品：图说中国艺术丝绸史．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1999：66．
[26]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4．
[27]刘熙．释采帛第十四//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69．
[28]“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欧阳修，宋祁．志第十四 车服//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
[29]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8．
[30]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3）：71-83．
[31]欧阳修，宋祁．志第三十一 地理五//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0．
[32]Rowland, Benjamin.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74: 67.
[33]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晓薇，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88-89．
[34]欧阳修，宋祁．志第十四 车服//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
[35]冯·勒柯克，瓦尔德施密特．新疆佛教艺术：上．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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