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书籍功用认识的演变

清朝藏书家孙从添曾说：“夫天地间之有书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书籍对于道德和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传统社会除了把书籍作为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来尊重，对书籍还有一种类似虔诚的、带有宗教性的认识，认为书籍是神圣的东西。在对书籍有着高度礼遇的仪式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苏州就有着祭书活动。“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到近现代的一种文化现象。

古代有符力之说，使用变异的字体和简单图形结合，写在黄色的符纸上，可以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驱使人们实现一些遥不可及的愿望。经书，特别是易经，在古代传统文化中，据说可以辟邪。在古代，质量好的纸做成的书籍，常常作为高级礼品互相赠送，并在社交场合履行道谢的功用。

为什么对书籍的这种尊重和膜拜，到了当代逐渐削弱？除了中国社会存在断代的发展，与书籍的整体收藏价值不断削弱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概念书籍，是集中了书籍设计和印本美奂的大成者，对于人们重建书籍热忱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和普通百姓有着本质的区别，读书人意味着打开一堆简牍、一卷帛书，翻开一本纸书，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更能够从读书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功名；而普通百姓通常被称为白丁，他们会对读书人怀着羡慕的注视，而作为读书人案头的书籍更是成了普通百姓眼中神圣的物品。长久以来，书籍以读书人与白丁都便于理解的方式在人类文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饱含了最权威的宗教典籍和政府的合法性文本信息。

书籍不仅仅作为一种商品或者信息的载体，它还被理解为一种组织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促进某种机构和社会群体形成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某些表达和论证方式的发展更为有利。可以说，读书人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书籍、表达书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书籍使统治者千百年来通过科举制度将儒家对读书的倡导与政治权利连接了起来。(www.xing528.com)

文字和书被纯化出来，成为一种拜教物。与书写和阅读关系密切的群体成了值得尊重的精英而受到礼遇。但在中国当代社会，这种对书籍的礼遇却严重缺失。一方面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书籍与读书人的境遇极差，这种情况也间接对其后社会文化氛围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高考恢复，使得读书热潮于20世纪80年代短暂兴起，但90年代以后，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读书和个人的命运连接不再是密不可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说明了当时对金钱的崇拜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时期，这个时候，书籍在广大社会阶层中，早已失去了其神圣的地位，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消遣物、一种信息的传播物而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口号，在新型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显得那么苍白。书籍在当代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未来科技、网络、虚拟现实飞速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纸品书籍不被淘汰，概念书籍是提供了书籍确立自己身份的一种可能。

首先，概念书籍在功能上，基本把信息传播和文化教育置于角落的位置，而是更突出其艺术性、审美性和收藏性。

其次，概念书籍在受众群体上，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具有一定欣赏水平和知识底蕴的人是受众主体，这类人群实际上在社会中也引领一股风潮，把纸品书籍针对特定群体的定位是十分必要的，它更突显了一种精英文化的培育，实际上是恢复了书籍的本来面目。

最重要的一点，概念书籍符合了当代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把书籍恢复到收藏品的地位，逐渐推上文化士人把玩欣赏的神坛，是再构书籍社会文化的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