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装设计的流行礼俗、图谱与模特儿

历代服装设计师的礼俗

每一位女子可以说都是天生的服装设计师，每天都在对自己的服装进行精心配设。古代的女子更要亲自裁衣、捣衣、熨衣、制衣，不但给自己做，还要给亲人做，给远方的亲人寄寒衣，在衣服中注入自己的深情，也在表达固定的礼仪。《诗经·魏风·葛屦》就写到一位女子做鞋制衣：“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清代吴求据此诗意绘有《缝衣图》。

诗人徐凝的《莫愁曲》：“玳瑁床头刺战袍，碧纱窗外叶骚骚。若为教作辽西梦，月冷如丁风似刀。”女子为远在辽西边关的亲人制作战袍，温暖亲人的心。长孙佐辅的诗《答边信》更说：“征人去年戍辽水，夜得边书字盈纸。挥刀就烛裁红绮，结作同心答千里。君寄边书书莫绝，妾答同心心自结。同心再解心不离，书字频看字愁灭。结成一夜和泪封，贮书只在怀袖中。莫如书字故难久，愿学同心长可同。”诗中描述女子盼到了远方爱人来鸿，连夜怀着深情制衣，衣袖里放上自己的信，加上同心结，寄给爱人。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也有黛玉烧熨斗、打粉线进行裁剪的简略描写。书中还写到晴雯、袭人、宝钗、湘云、探春等精通女红，善织造、打结、刺绣、配色、做鞋的情形，读来令人赞叹。

历代留下名字的服饰设计师中，女子也有一些。她们的巧思中隐含着脉脉情怀。如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魏文帝的几个宫女：莫琼树能梳理蝉鬓，段巧笑喜穿锦衣丝履，薛夜来善于制衣裳。王嘉《拾遗记》也说：“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唐代的杜红儿，又是一位手巧的女郎。罗虬《比红儿诗》一百首就是为赞美她的美貌聪敏而作，第九十五首说：“君看红儿学醉妆，夸裁宫襭砑裙长。”写的是她裁制的衣裙之美。著名的杨贵妃也是服饰行家，《新唐书》就说她喜欢戴假髻、穿黄裙。文献还记载她喜欢紫绡面料，好穿金鸟袍、翠芬裘，尤其喜欢风吹仙袂飘飘的轻衣，起舞时的羽衣霓裳等。

南唐李后主李煜，娶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周皇后，《南唐书》写她“高髻纤裳，首翘鬓朵”，纤裳大概是罗豰之类制成。《南唐书》收有李煜赞美她的句子：“烟轻丽服，雪莹修容。纤眉范月，高髻凌风。”在南京，李煜祖父李升的陵墓出土一些陶制女俑，穿大衫、长裙、云肩，身躯上裹着轻衣，线条柔转，轻盈俏丽，年代虽比周后早，但风尚也当与她的服饰类似。

还有明代熹宗皇后，用白绫间新桑色绫做成鹤氅式衣，被誉为霓裳羽衣。

这是零星的记载，没记载的只怕数不清，如明清时苏州衣裙式样不断翻新，引领时尚，自然有不少设计师，但没留下名字。历代女子服饰不受重视，甚至女子的人身也不受尊重。明代宋克的《七姬权厝志》，记载一个悲惨故事：元末张士诚的部将潘元绍的七个小妾都是“姿容皆端丽修洁，善女红，剪制文绣，经手皆精巧绝伦”。而潘元绍被打败回到家后，竟逼令她们一齐自缢！女子被任意凌辱、摧残，也是中华服饰文化不断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

至于古代男子，对女子服饰进行设计改进的也不少，可大都是为了使服饰反映礼仪道德的观念，如宋代聂崇义所编《三礼图》中有王后六衣。真正为了妆点女性美而进行服饰设计的男子并不多。历史上可考的有：汉代梁冀设计后裾曳地的狐尾衣。唐代朱揆《钗小志》中说著名的诗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作者李绅很爱妻子，亲自为妻子裁制时尚的衣衫，今天看来也是佳话：“李绅为相，时俗尚轻绡，染蘸碧为妇人衣，绅自为小君裁剪。”工艺美术家窦师伦则设计了很多锦绫图案。五代《清异录》载，后唐皇帝李存勖看见天上的彩霞，命染坊染霞样纱，做成千摺裙给宫女们穿，也该是很迷人的裙子。明代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则记他为爱姬董小宛做轻衫。清代蒋坦《秋灯琐记》载他为妻子制梅花画衣。

这些衣服都是满载男子的爱意的，爱人穿上，一定心中盈满喜悦吧。

古代的衣服多半是裁缝们裁制的。先秦时就有“缝人”，掌王宫缝线之事，后来称裁缝。古代的衣服一针一线全是靠他们手工操作，工艺的精细是不必说的。过去的裁缝们做衣服还有一定的礼俗。如北京、四川、广东、上海等地的老裁缝都奉黄帝为祖师：相传黄帝是衣冠的发明者。老裁缝们因此称自用的尺为三元尺或轩辕尺，在用的铜熨斗、绕线杆上还饰龙头，相传是他们曾制作龙袍的缘故。裁缝给办喜事的人家做活时，要先做一件长衫长袍之类的长衣，寓意长福长寿；袖子上要用一块布接成，寓意“添幅（福）添袖（寿）”；长衣上缝的第一根线要一直缝到头，表示一切顺利。这些都包含着对礼仪的传承，对人们吉祥的祝福。

宫廷和楚、蜀、姑苏等地的服装流行礼俗

古代也有服装流行潮流，诸家服饰史专家已有所述及。历史上有持续不断的服饰美学的基本框架，同时每一个时代的服饰又有一定的时代性，各个地域又有地方特色。同时也有流行风，主要是以宫廷为中心。宫眷们设计出各种新样，流传到全国，而君王的爱好影响甚为巨大。楚国就有楚王好细腰而国人流行节食的故事。《后汉书·马廖传》记载：“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帝范》卷四引《汉书》作“宫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可见东汉宫廷里喜欢高发髻、大袖衣，四方女子全都梳理高一尺的发髻，用一整匹丝帛做宽衣。又如南朝时，“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目辟睨；宫中朝制衣，庶家晚已裁学”（《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唐代之后，宫廷服饰样式被称为宫扮、宫妆、宫装、宫衣、宫裙、宫样、内家装等，如唐代诗人王涯《宫词》说：“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这些时髦的宫廷装束，直到明代中期仍然是市井追捧的对象。明末诗人查德尹《燕京杂咏》说：“排日金银换铎针，葫芦灯景蟒更新。城中又学宫中样，一尺盘龙半额颦。”

历代宫廷多在北方，宫装体现的多是北方风，浑厚大气。而南方的楚、蜀、姑苏各地，四季地气温暖，色彩斑斓，还有水乡之灵秀，都投射在服饰上，在历史上也都曾引领全国性的服装流行新潮，使得服饰内涵更为丰富多彩。

战国时，南方的楚国流行神仙崇拜，女子装饰设计成仙女之状，梳各式发髻，穿华美的楚衣，锦绣斑斓，多饰有盘绕回环的龙凤纹、茱萸纹、几何纹等。沈从文先生加以概括说：“男女衣著多趋于瘦长，领缘较宽，绕襟旋转而下，衣多特别华美，红绿缤纷，衣上有作满地云纹、散点云纹或小簇花的，边缘多较宽，作规矩图案，一望可知，衣著材料必出于印、绘、绣等不同加工，边缘则使用较厚重织锦。”这盘旋飞动的图案，追求吉祥长寿的理想，当时秦国等地都在学习。五代《中华古今注》追溯说：“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汉、魏晋时锦绣也都受影响。湖北马山1号楚墓、湖南马王堆汉墓的女子服饰就是证明。隋唐之后，飞旋的龙凤纹仍在传统服饰上绵延不衰。苗、瑶族等织绣服饰也有楚衣的纹样。

四川、重庆号称巴蜀之地，自古就有高超的纺织业。广汉三星堆出土一件商代铜铸人像，穿精致的数层衣服，上有龙蛇、云雷纹，黄能馥等专家誉为龙袍的起源，并认为是用蜀绣技法制作的。到汉代，蜀地丝绸已通过身毒（古印度）转运到西域。《后汉书》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扬雄《蜀都赋》赞美蜀地的绣品，奇锦、黄润布（细苎麻布）以及各种织物都是当时的珍奇，扬雄还专门写诗赞美蜀绣。四川女郎（蜀姬）头上戴花，身穿有羽袖的衣服（出土汉代女俑多见），也传到外地。西晋的左思《蜀都赋》也写到锦、黄润，还记载西南一带的橦花布（攀枝花花絮织成）；也因此说蜀地是“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不论男女都衣着华丽。唐代，蜀地单丝罗、蜀锦、蜀缬、蜀绫等质量很高，不断涌现新样花纹，如王建描述的“新样锦”，它们为宫廷所珍视，也行销全国，远至新疆的唐墓也出土许多实物，新疆唐代文书记载有成都的“益州半臂”、三台县的“梓州小练”等在当地出售的情形。宋代后蜀锦、蜀绣、巴缎更是有名。西南的彝、藏、羌、白、壮族等服饰都受蜀衣影响，流风远达日本等处。(www.xing528.com)

江南南京、水乡苏州一带盛产丝绸锦绣，女子们不断创新衣裙的样式，锦绣的花纹。美丽的“吴娃”早已见于古诗吟咏。到明代后期，随着市民文化的传播，全国衣饰逐渐以南京、苏州为时尚，余怀《板桥杂记》载：“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这种风格被称为苏意、苏样，连崇尚华丽的宫廷也受影响。《崇祯宫词注》载，崇祯帝的周皇后原居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皇后喜在暑天穿白纱衫掩映红内衣，望之如观音大士，引得崇祯帝称赞，于是后妃裙衫俱用白纱，内衬绯交裆红腹（绯裤和红内衣）。宫词说：“宫妆新样出姑苏，仿效终嫌态不如。缟素独邀天一笑，白衣大士降凡初。”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载田贵妃“善妆拢，每以新饰变宫中仪法”。直到百余年前，苏样还代表着全国的服饰流行风尚。

而汉唐以来，我国各地少数民族服饰也不断传入中原，传入宫廷，成为一时风尚。如西域风格的袍服就很常见，外国的奇特装束也时有传入。服饰不断的交流融合，使得传统服饰文化更为繁复多姿。

服装图谱和模特儿的应用礼俗

古代也有示意性的各类服饰图谱，设计服装时也使用彩绘或白描图样表现细节。但主要是皇后等贵妇所穿礼服，比如宋代《三礼图》、明代《明会典》《三才图会》《中东宫冠服》等，其他衣服涉及不多。《奁史》里记有《罗裙谱》，但早已失传。幸而历代留下大量的壁画、仕女画、年画、肖像画以及彩色塑像，还有出土的衣冠实物，都可供学习、考证。

“模特儿”虽是个外来词，但我们并不陌生，在我国古代早有展示服饰的人和模型在流传，形成一定的礼仪、习俗，实际是一种富有效果的美育手段。女郎们在宴会上、节日中穿上新样衣服，引领流行风尚，岂不就是模特儿吗？古代的俑、玩偶等，也都被精心制作，呈现缩小的、具体而微的服饰美。

战国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江陵义地楚墓的一些木雕女俑，都用雕刻、彩画表现出衣服和玉佩等。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木雕女俑，穿着龙凤花卉纹深衣，脸上绘彩，栩栩如生。

汉代长沙马王堆1号、3号墓的100多件穿丝绸衣服或雕画衣服的木质女俑尤其精美，衣着有曲裾深衣、襦裙，有垂胡袖、窄袖、半袖，款式不同，色彩缤纷，图案细致。有一件跪坐女俑，上穿三层丝绸袍衣（汉时叫“小重衣”），虽已褪色，仍很美观。一件着衣歌女俑，脸容清丽，作歌唱之状，高23厘米，头上有髻，用墨染；身穿描银彩绘云纹纱衣，以菱纹锦镶边。一件高68.5厘米的女俑，衣袖用细竹枝代手支撑着，足穿歧头履；穿的是曲裾深衣，用印花敷彩纱为面，黄绢为里，袖口用窄条黄绢、宽矩纹锦镶边，长56厘米，袖宽10厘米，和同时出土的一件实用的红色曲裾深衣（长140厘米，袖宽25厘米）几乎是按2.5∶1的比例缩小裁成的。这些穿在偶人身上的展示衣服有衣里，有镶边，做法也同其他出土衣服一样，由此可以推测，古时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模特儿”的形式按样裁制新款服饰的。

到了唐代，演木偶戏的偶人、墓中的俑都十分精致，实在就是时装模特。罗隐的《木偶人》一文说：“……以雕木为戏，丹濩之，衣服之。”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张雄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女俑正是这样：头部以木雕成，木柱为身，以纸捻作臂膀，外穿衣物。眉目、发饰、花黄都精心描绘，配以不同的发型、衣服，上穿襦或衫、围披帛，下系长裙，外罩轻纱裙，如轻烟笼罩。

这样可爱的俑，大概就和唐代小说集《玄怪录》里说的一对女俑相似：武德年间有位曹惠见到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悉无异人。”原来轻红、轻素是巧匠孝忠所造，美妙可爱得成精了，可惜年代久远，彩画剥落。后来曹惠请来画工，给她们穿上锦绣衣裳、重新图画一番，使她们娇媚可喜地嫁给了山神。

可见，古人制偶人有不同的用途，既可是玩具，也拿来做墓里的俑；可以不断彩画化妆、新加衣裳，保持美丽，工艺精湛，所以才会流传这神话般的故事。

传统中，祝寿时人们喜欢陈设寿星、麻姑等偶人。中秋也有设月神嫦娥塑像的。元宵、七夕节，也设偶人。

元宵节设的偶人是一位身世不幸的紫姑，唐代《显异录》说：“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正月十五阴杀于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俗呼为三姑。”人们同情她，元宵时制像祭祀，占卜蚕桑丰收等。宋代欧阳修《蓦山溪》词：“新正初破，三五银蟾满。纤手染香罗，剪红莲、满城开遍。……帝城今夜，罗绮谁为伴。应卜紫姑神，问归期、相思望断。”红莲灯满城开遍时，少女们则向紫姑占卜爱人归期等情事。她是少女们的朋友，穿着彩衣的紫姑像在展示女儿家的灵慧。

七夕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是穿针乞巧节、有情人之节，未有心上人的祈求早获佳偶，已有情侣的祈求早谐连理，已婚的祈求生生世世为夫妇、多子嗣。节日里有精雅的雏偶，装点出温暖的情怀与生趣。如唐代流行一种化生，宋代叫摩喝乐、摩喉罗、摩孩罗、魔合罗等，南方叫巧儿，是小巧的童男童女偶人，穿着漂亮服饰。它是因了佛教神摩睺罗伽与童子化生于七宝莲花的几种说法而产生，佛教雕塑、壁画常见莲花化生童子等的形象（敦煌等地在南北朝时就有了）；姑娘们陈设它们则只是祈求爱情美满，子嗣繁衍而已。

早在唐代，薛能的《吴姬十首》之一就云：“身在三千第一名，内家丛里独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台弄化生。”（一作“水拍银盆弄化生”）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解释，七夕时，女子在水盆中放上蜡做的儿童，即“化生”，洗浴一番以求子。这和《西京杂记》载汉代宫中“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是一致的。唐代洛阳齐国太夫人墓出土有骨雕的童子，有举手伸足的姿态，有的立在盆中，当就是这类化生。到宋代，金盈之的《醉翁谈录》说：“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喉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宋代赵师侠的《鹊桥仙》词：“明河风细，鹊桥云淡，秋入庭梧先坠。摩孩罗荷叶伞儿轻，总排列、双双对对。”写那成双的摩喝乐手举着荷叶，还用瓶花等相衬。无名氏的《九张机》词第五首也道：“五张机，芳心密与巧心期。合欢树上枝连理。双头花下，两同心处，一对化生儿。”荷叶、花朵和成对的偶人都是男女联合、连理合欢的佳意。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摩喝乐有泥雕、木刻、玉刻、金铸等，放在雕木彩装栏座上，笼以纱橱，穿衣戴帽。一首无名氏词写到它不吝爱赏之词：“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金缕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睛的功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迟归。归来猛醒，争如我活的孩儿！”留存至今的泥塑、玉雕的摩喝乐，或持双头莲、荷叶，有的是男孩，有的是穿襦裙的女孩，千姿百态，衣饰华美，制作确都精巧（图二）。自然，这些承载着佳意的童子也出现在女子的衣物用品上。唐宋铜镜、瓷枕、瓷壶、玉佩等多有童子攀枝、戏花纹。唐代织锦上也已出现踏着莲花起舞的童子。南宋福州的少妇黄升墓出土的一件衫上有宽花边，用绿、蓝、橘红、褐等色彩绘，以葡萄藤与叶片为主体骨架，叶上工笔画人物、楼阁、鸾鸟、花卉、锦纹；叶果间隙处画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在台座上，就是摩喝乐。葡萄和童子都喻爱恋、祈子之意，七夕夜也有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说话的习俗。它和上述宋词的意境吻合，也可印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述：“（七夕时）宫姬市娃，冠花、衣领皆以乞巧时物为饰焉。”之后的云锦等织物也以这佳意为饰，《金瓶梅》里也记有“攀枝耍娃娃”纹。

图二　元代杂剧中的摩喝乐

民间还流传种种展示女子服饰的华美绢人、泥人等。如北京绢人，展示着京剧、仕女等精致服饰，涌现了葛敬安等艺术大师。苏州泥塑，自宋以来名家辈出。宋时木渎人袁遇昌专做泥美人、泥孩儿及人物故事，色彩鲜艳，称天下第一。近代的苏州泥人多表现戏曲人物，泥塑彩绘，再穿上绫罗锦绣衣裙冠服，综合盘金、刺绣、贴花、彩绘等技巧，和舞台衣饰一致。如现藏苏州博物馆的《杨排风》《长坂坡》《金雁桥》等戏文泥人，高仅仅16厘米许，而神态生动、衣服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