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内涵的女性之美：礼仪、道德与世界观

我们的祖国是衣冠王国，服饰繁多。长期以来，服饰的设计制作都保持了实用功能，更利用各种艺术手段美化它，使它可以做人体装饰、标识身份、象征哲理等，超越实用的形态、功能，产生了动人的服饰艺术。它成为历史的一种记忆，传统的一种符号，文化的一种代表。

传统女性服饰设计都遵循着一定的指导思想。首先，人们将服装美与女性美相结合，衬托、突出独具的阴柔美、装饰美。

《管子·轻重甲》记载，早在夏桀之时，有女乐三千人，皆服文绣衣裳。《太公六韬》：“桀纣之时，妇女坐以文绮之席，衣以绫纨之衣。”考古中也发现夏、商代有精美的服饰，如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纨、罗、绫、绮残片，河南殷墟有玉雕女像，表现女性穿袍衣的娇娆出色之态，所以文献记载是准确的。当然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陕西半坡等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甚至近两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已用皮裘、彩色贝壳与砾石制作衣饰。用服饰来突出女性美还可追溯到此时。这既是女子爱美的天性使然，也是因为男子要欣赏女子的美韵，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

一方面，古代礼教要求女子不准抛头露面，衣物要层层包裹；另一方面，却要从裙衣中看出女性的美姿。因此，我们能在那么多仕女画、女俑等艺术品中领略传统的衣裙装点的女性美。

传统女子服饰设计不但体现了女性美，还融合了深远的内涵。

我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注重礼，强调礼仪、秩序、礼仪道德。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以礼治国，以礼规定天人、社会、国与家、人际的种种秩序，直接表达出哲思、世界观与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仁孝伦理。而历代衣冠就是礼的一种基本形式。商代的男女服饰已较复杂，似有一定之规。周代有周公制礼，衣冠服饰就明确注重以服饰体现礼制与礼教的教条，体现身份、等级的严格区别，历代正统的服饰设计思想都加以继承，女子服饰很大程度上也不例外。历代正史《舆服志》记后妃、贵妇的衣服都用宽博的体积、不同的图案色彩等显示三六九等的身份，还要制约女子的行为，如明代贵妇穿的大衫，前裾比后裾短，以便于跪拜；头戴沉甸甸的凤冠，身佩玉佩，使女子只能动作柔缓，碎步而行，直接体现《女诫》《女孝经》等书载的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要求：顺从、柔弱。服饰在这里只当做某种标识、象征符号而已。

女子礼衣和男子衣冠一样有多种，在朝会、祭祀、结婚、拜见长辈、应酬拜客时使用，是礼制的体现。标识着天人、人伦的关系，象征着治理国家社稷的庄严、敬天敬祖的精神，也蕴含仁爱、孝友、勤劳的美德，温雅、端肃等礼仪内涵。它带着雍容华贵的风韵，提示着高贵和尊严。当然也象征着等级，是礼教伦常的外化。

相传黄帝制作衣裳，男女皆穿的上衣下裳象征天地乾坤阴阳，人居天地中，与天地相通，天下大治（《易经·系辞》）；衣冠和易理相通。先秦礼书《礼记》等典籍中，记古代的深衣、大带（女子也用），王后等贵妇穿的六种礼服：六衣，都继承这深远的象征，形成礼仪。而且儿子、媳妇服侍父母亲，要衣冠整齐，束大带，佩各种小用具。女子也与男子一样有成人礼：笄礼，穿上礼服，戴上笄表示成年。还有蕴含深远的婚服、代表宗法的丧服。衣物并含箴戒之意。如《大戴礼记》之《带铭》云“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而《衣铭》中又云“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均含有道德教化的内容。

汉代《女诫》把“妇容”列为女子四德之一。唐代女子拜见公婆要穿襦裙大袖，手持拜帛（是长长的丝帛，或就是藏族哈达的来源）。宋代佚名绘的《女孝经图》，是根据唐代《女孝经》一书表现各个阶层的女子，参与国家祭祀、服侍公婆尽孝，和丈夫相处、劳作等，所穿不同的礼服、常服，点明女子应具备的品德内涵。在“开宗明义章”画几位女子穿罗襦长裙，“庶人章”的女子也差不多；而后几段则画祭祀的皇后妃子穿袆翟之衣、佩苍水玉等。(www.xing528.com)

古代蚕丝纺织是以女子为主劳力的，这在《诗经·七月》中就有描写（图一）。所以历代高贵的王后（汉代后是皇后）也要行亲蚕礼，穿象征桑叶的黄绿色鞠衣（也叫蚕衣），亲自祭蚕神、采桑叶、养蚕纺织，以表示对妇女劳作的肯定、体谅民艰。明代类书《三才图会》中有皇后祭祀先蚕图，举笏的女官、奏乐的女乐排列成队，皇后居中祭祀。宋代司马光作有《皇后阁春帖子》诗：“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烦刺绣文。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都说明衣饰体现了女子勤劳的美德。

图一　《名数画谱》中载《诗经·七月》图

历代女子礼衣如汉代多重衣，唐代钿钗礼衣、大袖襦裙、半袖襦裙，宋代的大袖，明代的大衫、补子袍、披风红裙配凤冠霞帔等，也都体现了这些内涵。

历代女子，也有借用男装、官服的色彩图案，表达高傲不凡的情怀的，在明代尤其突出。争炫新装，有追求民主、地位平等之意。如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女杰也有穿戎装、蟒袍保家卫国的，也有在裙带上书写绝命词，奋力抗击强暴的。这些衣服都是女子勇敢、忠义的象征。

在中国古老的哲思中人的生命与天地相通，人和宇宙万物相应、相关联，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幽邃的宇宙、自然，是要理解、亲近，互相融合，而不是任意开发破坏。服饰设计自然有赞美宇宙、生命的主题。生命要和天宇结合，绵延不灭，所以各种合欢、连理、生育主题层出不穷。生命要和天时节令相融，所以有四时不同之衣，有各种节日之盛装。人们分布在各处地域中生活，服饰风格也体现各个地方的特色。

服饰中的仁爱、孝友、智慧、勤劳、忠义、勇敢、礼制以及与宇宙相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天时、地理、劳作等，也就是礼仪道德、价值观、世界观活生生的、艺术化的体现，是在讲述无声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见《礼记·大学》），是智巧、灵慧的象征，蕴含顺应天时、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深奥哲思。这反映出从女娲伏羲开始，人们对宇宙与生命的热爱和赞美，对奋发向上、生生不已的民族心理的歌颂，表现天地之序（礼）、天地之和（乐）。如宗白华先生《艺术与中国社会》所说：“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致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这也正是浸透在国人血液、生命中的中华哲学、艺术的基调、内核。

从文明初辟始，人们就在赞美浩渺宇宙与光明（如原始陶器上云纹、涡纹旋转无尽的元气，是宇宙孕育生命之源；太阳火焰纹有不息的光明），人的生命就随着龙、虎、凤遨游天宇（如原始艺术中的种种龙虎纹、凤禽纹），人们就使用色彩、图腾、花鸟、偶人等来赞美生命，追求生殖（如陶塑人像上的朱绘，如陶器上的花鸟纹）。那如羽翼飞扬般的羽衣、羽袖、云肩、霞帔；那宽博飘逸的袿衣、衣、礼衣、轻衣、轻裙、锦绣衣、留仙裙、紧身的内衣、鞋子；那霞彩般的四季霓裳、龙虎凤鹤、云纹、水纹、金绣而成的重叠心字、合欢连理、对对花树、鸳鸯、比翼鸟、蝶恋花、鱼闹莲、“摩喝乐（一种泥娃娃）”、火焰、灯笼、潇湘与西湖景；还有代表忧伤追忆的纹、色；或是蟒袍、战袍等以武服体现英武不屈的骨格，都汇在一起，形成永生永世不断延续的主题。和其他诗、古琴、书法、绘画、插花、香艺、茶艺等传统艺术的主题一样，它们都说明中华传统强烈地向往无穷的天宇时空、仰观宇宙之大、体会宇宙规律。这既有社会性、伦理道德、人性、爱情之美，而又融合、遨游于宇宙中；既重生命、重现实（这也是重今世的儒、祈求长生的道的基本内核），又将生命与宇宙自然的运转和谐合一，盛开出壮丽的艺术之花；既高贵、自尊、有礼，又不为礼教所羁绊；既谦虚、内敛、又追求光明，有火一般的奔放激情。显示女子本体的美，赞美美丽的生命，本真的青春与情愫，追求生命的长久、超脱、循环，幸福寿祥，成双成对，阴阳和合，开花结果；隐喻生命自强不息、逍遥神游，在无穷时空中繁衍、悟道，随四季节令而变幻仪态，在神话的梦幻、理想的境界中淋漓挥洒充沛的元气，展开想象的翅膀，无拘无束地飞翔；瑰丽高华，不染尘埃（参见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总的来说，女子服饰的内涵极为丰富，也肯定、阐发了她们天生的独有的柔丽的形体、容貌美，细腻多样的内在的性情；心灵美，表达女子在家庭中作为闺女、妻子、母亲的身份，表达女子独有的情感，对幸福的炽热的企盼。也像男子那样用服饰来象征身份和等级，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对社稷、先祖与图腾的敬畏，生命与宇宙心领神会的思绪，对仙境的想象。欢乐与思虑，内敛与火热，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延续着远古的神话，阐述着深远的哲思，积淀着数千年的诗情、心灵的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