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管理中的症结，如何解决？

近代中国染织行业，不仅企业之间差距很大，地区之间也有鸿沟。在一些大城市的优秀企业积极引进现代经营管理制度，提高产品质量档次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产品与洋货在竞争时处于弱势地位。从总体上说，近代染织行业在行业管理和企业经营上存在较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品品质，也影响了染织设计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企业税收过重，成本高

任何行业，在大环境不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想要取得稳定发展十分困难。中国近代染织行业就是这样，以极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低下的研发能力，却要面对潮水般涌进国门的外国资本和洋货的激烈竞争。这些外国资本不仅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技术与产品上的先发优势，而且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很多特权，操纵和垄断了中国的纺织品原料和成品市场，特别是日企，千方百计通过廉价倾销的手段，利用较低的成本来挤占市场，压垮华商企业。因此，本土企业需要一定的市场保护机制和较为有效的行业管理。但是恰恰在这方面，在那个政局动荡的时代，政府能给予的保护是非常有限的。

在财税方面，染织企业的营业税过重，运输成本高，导致企业成本高，缺乏竞争力。民国十八年（1929）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在杭州举行，其规模之大，陈列品之众，实为民国时期地方举办的全国博览会之最。由于丝绸是杭州最有名的产品，所以这届博览会上丝绸产品被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不仅有专门的丝绸展览馆，还出版了丝绸特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国货丝绸的集中展示。虽然展览会盛况空前，但其实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丝绸业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正处于危机深重的困难时期，因此这届博览会也成为业界同行讨论交流的论坛。当时丝织界大佬姚润青在分析杭州绸业困境时,指出捐税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他说一是课税太重，“统计生熟两货之捐率，已增至值百抽十。至原料方面，如丝捐、茧捐以及人造丝捐，无不叠床架屋，一再增加。绸商因不胜成本奇重之负担，已有不堪支持之苦痛”；二是销路方面，“慨自税权丧失以来，只有舶来品之洋货，仅向海关完纳一次子口半税，以后即可通销于全国。至对于己国之出品，反不划一税率。不但甲省与乙省大有轻重偏苛之弊，即在一省之中，甲地与乙地一任局卡员役之操纵，绝无课税公平之准绳，因此外货充斥，几乎独霸市场”^[12]。还有在金融上缺乏调剂，发展工业而无金融机关作为后盾。每当出现资金缺口，往往借款无门；而资金有余时又不能充分利用。加上人工成本上涨、企业开支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丝绸业生机艰难，“即欲加以改良之研究，亦为事实上之不可能”^[13]。染织企业为生存而挣扎，对产品改良与设计也就顾不上了。因此他提出的建议，一是减税，二是增加织物改良研究的投入，三是对改良织物的出口给予奖励。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大环境下，真正能改良织物、赢得市场的企业，其实并不太多。

2．行业组织不力，恶性竞争透支市场

在近代国内外城市，凡染织业较发达的地区，均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以上海丝绸行业为例，当新式电机丝织厂纷纷创建时，电机丝织业公会便于民国八年（1919）成立了。比电机丝织业公会更早的各绸缎生产和经销同行，亦根据不同区域成立了相关行业组织。如杭州丝织业，在清晚期的同治年间重建观成堂，复兴绸业会馆；进入民国后，又在观成堂下成立绸业研究会、改良织物公会、绸业协会、生货联合会以及绸业商业协会。涉及机器丝织业的则有电机丝织厂工业同业公会、绸业同业公会等，其中在上海经营的则有钱江会馆。苏州丝织业在上海亦有云锦公所，盛泽丝织业则有盛经公所，湖州丝织业有绉业公所，上海门市业同行则有绪纶公所。清代广州丝织业的行业组织——锦纶会馆的建筑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是唯一现存的近代丝织业会馆建筑（图8-9）。一般情况下，一年中的初春和初秋，各大同业组织会一起议定不同织物的定价以及一切行规，共同遵守，以保护同行利益。到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各同业公会成立了上海绸缎业公会，以协调和管理丝织行业的产销，防止恶性竞争，以免对全行业造成重大损失。

图8-9　广州锦纶会馆

然而，正如美亚织绸厂蔡声白先生指出的那样，“近代同行增多，不入公会者日众，因此公会之决议，不能通行于全业，而以往制度浸以废弛。由是交易方法，同业间各不相谋。初之以滥盘放帐相竞，继之以偷工减料相竞，于是营业行业江河日下。不顾货物品质，不顾商人信誉，蒙混以图逞，厚佣以成交，一切商场恶例，几尽萃于绸业之间”^[14]。至于其他地区的染织行业与此相比，情况也许更加严重。在丝绸业陷入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绸业同业之竞争，已趋尖锐化。全市绸业，均以廉价为招摇，实因市场萧条输出不振，国内消费能力降低，世界经济恐慌加深，日丝倾销，各国关税竞争，均使丝绸业溃崩。而最近绸店，倒闭数较去年更为增加”^[15]。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丝绸业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在营业不振、行业萧条中挣扎，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甚多。如《钱业月报》的一篇文章将中国绸缎业的衰落归纳为五个原因。其中一个是生产方法之不讲究。除江浙沪地区较先进的机器丝织厂家外，沿用旧法生产的厂家仍然占了很大比例。后者技术上固步自封，营销上墨守成规，产品一概交绸庄发售，不知改良。另一个原因是“同业意志之纷歧也。大凡一事，须同心合作，则进展较远。乃吾国丝绸业，不特毫无联络，而且各立门户，互相倾轧，如此而欲改进丝绸业，不亦难乎”^[16]。(www.xing528.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地毯业在经历了短期复苏后又入寒冬。方显廷在民国十九年（1930）所著的《天津地毯工业》中，认为地毯外销的衰落，与行业管理落后直接相关。行业内多的是小规模制造者，“不但不能彼此合作，以保护本身之利益，且互为自残之竞争，予出口商号以压迫之机会”^[17]。这些小型作坊资本不足，技术落后，更遗憾的是“既无冒险创造之兴趣，亦少建设企业之志愿，惟日以偷工减料剥削学徒之法，以期获涓滴之余利”^[18]。这种做法看似得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其实摧残了自己往后的生机，也破坏了行业的生态环境。北京的情况也差不多，很多地毯厂经营困难，为节省人工成本，就辞退熟练工人，悉由学徒生产。为了在低价竞争中生存下来，粗制滥造，品质下降，价格于是更低，“互为因果，遂致江河日下”^[19]。

夏布产地四川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夏布市场较好，出口大增。因此很多机坊为了赶货，“偷巧取利，头份多所减少；头尾两端，且另以劣线织极疏之布数尺”^[20]，结果第二年市场转冷，造成夏布出口商的倒闭潮。民国十六年（1927）夏布市场好转，结果第二年又重蹈覆辙，销量大减。有鉴于此，在上海经营夏布的川帮西帮，“乃先后联名请隆昌商会设法改良。隆昌商会乃与商民协会、实业局、铺商，及机仙会首人，合组改良夏布全县代表大会，规定宽度、头份，劣布收买，限期截止；并在县政府备案，通告全国”^[21]。这些措施是否收到了切实的效果，不得而知。

由上可知，行业组织的落后，没有强有力的同业公会约束，企业以低价取胜、偷工减料等恶性竞争便经常发生，导致行业被一同拖进低谷。而一旦陷入此种困境，企业就根本无力开发新产品、设计新花样，即使有新的品种花色也被人抄袭模仿、投机得利，最终没有人肯在创新上付出，后果十分严重。

3．营销方式墨守成规，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声白在《中国绸业概况》的序文中说：“盖中国之丝绸商，于其推销方法不特陈陈相因，墨守旧法，且重经验不重学识，时代日进而方法不变。父传诸子、子传诸孙，或师传诸徒，徒又传其徒，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囿于一隅，惑于蝇利，不知世界商情，又乏远大目光，都因无专门之书授诸从业人员，致有坐井观天，或刻舟于剑之弊。”^[22]在产品营销方面，上海的染织企业做得比较好，特别是此前提到的美亚、三友、五和等企业，已经有了明确的经营策略，产品定位准确，营销方式较为先进。但大量中小规模的染织企业，特别是内地的一些染织厂，几乎没有现代营销手段，也无行业组织约束，面对市场竞争，往往选择低价贱卖这种方法。天津是近代针织业较发达的城市，然“天津针织品销售之法，亦极腐窳。查天津市各业减价贱售之举，极其普遍，此予针织业以颇大之损失。盖操是业者，大率资本轻薄，获利低微，本不堪此豪举。但其信用不坚，原料商人不加信任，每次交易率非现金不行。结果各厂出品，惟有削价求售”。^[23]在现代营销理念中，商家之间的信任是基础。如果信用不坚，为支付上游厂家的原料款，只能低价出售，以求快速回笼资金。“处此情况之下，市场供求之原则，已不及顾，更何有于商业道德乎？为求存在计，不惜贱价售物。”^[24]工厂如此，作为出口商和贸易商，也往往利用工厂的艰难，压低价格，从中渔利，或拖欠货款，延时不付，而不是积极帮企业推销，共谋发展。长此以往，企业很难将精力用于改良技术和产品，设计创新更是顾不上了。

4．模仿成风，法律保护不力，导致创新意识淡薄

在民国十八年（1929）西湖博览会上发表演说或为特刊写作的文章中，前辈们在分析丝绸行业危机的原因时，认为有技术上的，但更多的是管理上的，既有行业管理也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在一篇题为“救济杭州丝绸业的意见”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新产品设计无法得到专利法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年以来，非无新发明之出品。惜不旋蹱即遭失败之患。揆厥原因，实非竞争不力，皆缘出货太滥。有以致之，盖每出一新货，必勾心斗角，费尽心机，成本之牺牲，时间之损失，皆所不顾。幸而得应市销，而仿造者即投机而起，专图利欲，不顾牌面，原料参差，信用顿失。以致发明者反亦随之俱败，或连试造时抱耗尚不能保。从此无力者不敢轻试，有智者裹足不前。欲望丝绸之振兴尚可得耶？”^[25]作者认为这种跟风抄袭现象的普遍严重妨碍了产品的进步，而法律环境上对创新缺乏保护是重要原因：“如政府能仿行东西各国专利办法，使市上新发明之货品，考其确系国货，深合市销者，即予专利数年。藉作保障，而资鼓励。如是则一般工商界之有能力与有才识者，群起竞争，转瞬之间，而丝绸界之焕然气象，可立现矣。”^[26]蔡声白也提出类似建议，他说绸业今后的发展，政府“对各厂自行创造之花样或织品，应准其特别注册，予以短时期之专利，使别厂不得随时仿造，以为鼓励”^[27]。事实上他们的期待还是太乐观，时至今日，专利法已施行多年，染织产品的仿效之风仍然禁而不止，可见其并非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

在所有纺织品中，对花色设计最看重的，除了丝绸外，可能就是地毯了。方显廷在民国十九年（1930）的《天津地毯工业》调查报告中称，中国传统地毯，根据产地的不同，有一些流传已久的程式化的花样，民国以后，这些地毯花样“为数甚少，又甚陈腐，执是业者，大率墨守不改。已往地毯事业幼稚，花样陈旧，尚可维持。欧战之时，环境变迁。异邦人士，对吾华之地毯，需要日殷，故新厂之成立，有如雨后春笋，竞争亦因之渐形剧烈。各厂均力谋所以出奇制胜之道，以供应其主顾之需求，故花样之改良日多”^[28]。所谓花样之改良日多，其实是按照订货方的来样制造，对西方花样多做一些修改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中国地毯的需求量下降，同时中国地毯遭遇土耳其和波斯地毯的竞争，市场萧条。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关键环节没有保证。在设计上，“地毯之样式，普通均由西方消费者自己规画，中国之制造者，不过照样制货而已。结果一般制造者，不能自创新样，以迎合世好”^[29]。作者将这种状况归因为产业领域美术教育的缺失。“至中国之织毯工人，其技术均由传统而得，死滞呆板，不易改进。现在之学徒制度，目的多在劳动榨取。工业教育，杳无可言。购地毯者，每以美术之眼光，为测量地毯价值之标准。由此等学徒制度而产生之织匠，其工艺之不能满足消费者之希望，不言自明矣。”^[30]因为地毯是手工制作，除重视图案设计外，对于织毯工人的美术修养也有一定要求，但这种要求在传统作坊中是难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