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丝织品大部分是内销的,因为国人有服用绸缎的习惯,外销市场主要是南洋和印度。国产绸缎面对的竞争,在国内是源源输入的洋绸,主要是法国货和日本货,而在海外市场则主要为日本绸缎。
我国丝织品外销历史悠久,明代中期以后,由于东方航线的开辟和欧美市场的需求,丝织品出口大增。从16世纪起至18世纪中期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前,丝绸是西方客商到中国来采购的大宗商品之一,且丝织品出口额大于生丝。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丝织业进步较快,更需要中国生丝原料,对丝织品的需求反而下降了。因此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生丝出口旺盛,而丝织品出口则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出口额约为生丝的一半左右。
鸦片战争以后,丝织品出口量恢复增长,到19世纪50年代末,出口量约在4000多关担。此后10余年间,出口量基本上徘徊在这一水平。19世纪70年代起,丝织品出口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达到2万关担。20世纪初期,出口量一般在1至2万关担之间。自20世纪30年代起,丝织品出口呈下降趋势,到40年代降到了4000关担。[3]
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丝织品出口逐步从广东向上海转移。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不像生丝出口,很快就以上海为主了。直到甲午战争前的光绪十九年(1893),通过上海港的丝织品出口量才超过广州。在外销市场方面,早期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市场,之后由于西方丝织业的进步和进口关税的提高,特别是法国丝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品逐渐被排除出欧美市场。进入20世纪后,外销市场就以南洋为主了,出口到该地区的丝织品几乎占全部出口额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输往印度等地的丝织品也有较大增长,一度占丝织品出口总额的30%。这一时期中国丝织品尽管失去了欧美等高端市场,但出口量依然在增长,这与中国近代丝织工业的发展、产品质量与档次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声白在民国十三年(1924)的内部讲话《中国绸业概况》中称:我国绸缎出口,“有普通绸缎与茧丝绸缎之分,前者为家蚕丝产品,后者为野蚕丝产品。前者少时约千余万两,多时一千七百余万两;后者少时五百余万两,多时一千三百余万两。其大部分系运至香港,再由香港转运南洋群岛、印度各地。余如朝鲜、澳洲等处亦有输出”[4]。但人造丝产品的流行和日本丝织品的竞争使中国丝织品出口遭遇困难,美亚织绸厂开始时以产品外销为主,此后也不得不转向内销市场(图8-1)。蔡声白说:“自人造丝织品勃兴以来,华绸出口逐渐减少,益以日绸向南洋、印度等处积极推销,华绸出口遂益呈减退。”[5]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中国丝织品的出口量逐渐下降。
在丝织品内销市场方面,以绸庄对客户的批发销售为主,但也有近代著名企业在直销方面做了新的尝试(详见本章第三节)。鸦片战争前,最大的丝绸集散地是苏州、杭州和南京,其中苏州因地处南北货运主干线大运河的要冲,又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产地之一,交通便利,客商云集,最为繁荣。全国各丝绸产区的绸庄大都在苏州设有分庄,以利推销。至清末民初,上海崛起,成为丝绸产品最大的集散地。江浙的绸缎、广东的拷绸、山东和河南的茧绸、山东周村的麻丝绸(人造丝产品),都经由上海经销或转口,上海本地的丝织品产量也高居全国榜首。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的批发绸庄达200家,因经营产品的产区不同,分为杭绸、湖绉、盛泾、苏缎、府绸五大组别,通过它们,各地所产的丝织品得以销往全国各地。(www.xing528.com)
图8-1 美亚织绸厂的绸缎产品
人造丝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是近代西方的重要发明之一,19世纪晚期投入生产,宣统二年(1910)前后逐渐进入中国。当时江浙丝织行业对能不能采用人造丝有过争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它,因此本章亦将其放在丝织品一类。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没有人造丝的生产,故原料都是进口的。20世纪20年代起,国外人造丝大量涌入,因其价廉物美,染色鲜明,很快在丝织行业获得了普遍应用,进口量持续增长。新产品既有人造丝与厂丝交织的,或人造丝与棉纱交织的,也有纯人造丝产品,主要用于内销,但20年代后期起,亦有少量出口,之后出口额逐渐增加。人造丝产品的海外市场与真丝产品相同,亦以南洋与印度为主。由此,中国传统丝绸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即人造丝及其交织品的比例由小到大,逐渐在丝绸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了。
丝织品中的绣货,是我国传统的手工艺品,其绣坯以丝缎为主。除国内市场外,也有一部分外销。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出口量约在300~500关担。2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呈上升趋势,至民国二十年(1931)达到3379关担,此为民国时期的最高值。抗战全面爆发后出口量下降,40年代约在1000关担以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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