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来的设计师：挽回实业利权的先驱者

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送第一批幼童30名赴美留学，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近代留学的开端。此后直至民国时期，社会上倡导的实业救国思想，进一步推动了留学运动的发展。纺织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一批批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决意学习先进的染织技术，提高中国染织品的品质，以实业的进步挽回利权。

近代学习染织的以赴日本的留学生数量最多，这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洋务大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留学日本的好处做了如下概括：“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1]民国六年（1917）张大千赴日本京都学习染织，第二年陈之佛也抱着学习染织图案的强烈动机赴日留学。对近代中国染织设计来说，最重要的日本学校莫过于三所，即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和京都高等工业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前身是明治十四年（1881）五月创办的东京职工学校，为了达到追赶西方科技水平的目的，日本明治政府希望通过这所学校来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工业教育的先驱者——手岛精一接替正木退藏担任校长，校名改为“东京工业学校”。明治二十七年（1894），学校附设工业教员养成所，明治三十年（1897），学校开设了工业图案科，为日本培养了大批早期纺织技术与设计人才（图7-1）。中国近代纺织工程师中有不少毕业于该校，如著名的纺织技术专家汪孚礼（1886—1940）、陆绍云（1894—1988）、实业家诸文绮（1886—1962）、刘国钧（1887—1978）、朱仙舫（1887—1968）、石凤翔（1893—1967）、杨樾林（1895—1969）、朱梦苏（1895—1966）、童润夫（1897—1974）、诸楚卿（1897—1992）、吴欣奇（1898—1970）、钱子超（1899—1989）等，^[12]浙江中等工业学堂的创办者、校长许炳堃，染织科主任朱谋先，副主任蔡经贤等人也毕业于该校。该校教员小室信藏（图7-2）撰写的教科书《一般图案法》在中国传播甚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图7-1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工艺图案科教室

图7-2　小室信藏像(www.xing528.com)

东京美术学校创办于明治二十年（1887），两年后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为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该校是日本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美术学校，起初排斥西方美术，只设置了属于日本传统美术体系的绘画、雕刻、美术工艺和漆工四科。明治二十九年（1896），在留学法国的油画家黑田清辉的极力主张下，原绘画科改为日本画科，增设属于西方美术体系的西洋画科、图案科。明治三十八年（1905），美术工艺科废止，设日本画科、西洋画科、雕刻科、图案科、金工科和漆工科六个部门。昭和八年（1933），图案科改称工艺图案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京美术学校与音乐学校合并，升格为东京艺术大学。^[13]东京美术学校时期的图案科（图7-3）共毕业学生617名，其中外国学生仅11名，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陈之佛、李桢泰等。

图7-3　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教室

当时世界上染织设计较发达的国家，除日本外，还有法国、意大利、美国等。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曾有过向意大利派留学生学习染织的动议。民国四年（1915），农林部致函工商部：“派生赴义国学习染织提花。”此公函称：“制丝染织有辅车相依之关系，若不改良染织，纵有最精良之生丝，亦难收美满之效果。且服制已定，服料均用国货，故宜急就改良制丝染织，藉以抵制外货，制丝改良在本部，而染织提花系属工科专门，应由贵部提倡。嗣后贵部如有派生肄习染织提花学科者，请与吴代表接洽。”^[14]这位吴代表是政府派驻意大利的，他见意大利染织艺术出色，遂向政府提出建议，农工部因此向工商部发出公函。但我们没有查到后续进展，估计此事也就停留在公函上了。

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兴起了一股崇尚西方艺术的风潮，因为中国人意识到，日本近代艺术的源头在欧洲，要学习真正的西方艺术，最好直接留学欧美。因而大约从民国九年（1920）起，赴欧美留学的艺术家人数就逐渐超过旅日人数，欧美成为有志艺术青年的首选。这些青年大部分集中在法国，其中归国后投身艺术设计的就有庞薰琹、郑可、刘既漂、李有行等。赴海外学习纺织工程技术的尽管以赴日为多，但也有很多人留学欧美，如纺织专家雷炳林（1882—1968）毕业于美国费城纺织学校，邓邦逖（1886—1962）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高等实业学校机织科，任理卿（1895—1992）、张文潜（1897—1972）、张朵山（1898—1973）毕业于美国波士顿罗威尔纺织学院，邱陵（1902—1983）毕业于比利时维程纺织工程学院等。法国丝织重镇里昂，则有里昂丝织工业学校和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今里昂美术学院），前者是丝绸专家钟启宇（1902—1984）的母校，后者是世界上著名的美术学院之一，毕业生包括常书鸿（1904—1994）、李有行（1905—1982）等艺术家。常书鸿本来是到法国里昂学习丝织设计的，后来改学油画，最后受到敦煌艺术的召唤，走上了艺术创作和文物保护之路。李有行毕业后曾在巴黎维纳丝绸公司任图案设计师两年，回国后任上海美亚织绸厂图案设计室主任八年，之后也转向艺术教育，培养图案设计人才。一直服务于染织行业的留法设计师，目前我们找到两位。一位是朱维谷，杭州纬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主任朱谋先（字光焘）的侄子，民国十四年（1925）自法国里昂学习丝织技术回国，进入纬成公司。正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公司设计推出桑蚕丝与人造丝交织的花巴黎缎，并获得巨大成功，推动了人造丝的广泛应用和一系列人造丝产品的诞生。花巴黎缎（花软缎）作为中国丝绸行业的当家产品，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朱维谷之后在纬成公司成立出口部，分公司设在上海，负责纬成产品对外贸易业务，可惜遇到经济危机，事业遭遇挫折，纬成公司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结束经营。另一位是王行素，在法国学习纺织技术，民国十二年（1923）回国，经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虎林公司董事长许炳堃推荐，进入虎林公司组建出口部，负责公司丝绸产品的出口。这两位前辈一直在丝绸行业工作，其中王行素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负责江浙沪地区丝绸花色品种出口报样的审定工作，人称“王老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