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染织设计师的艺术创造

在传统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织物设计师。一个地区、一家作坊所擅长生产的织物类型是相对固定的，很少进行创新和改变。更有甚者，不同地区之间的织物原则上也不相互仿造。按佐藤真的说法，是“因从来同业之行规，职工不相通融。故织物之种类，有天然的区别”^[1]。以著名的丝织品出产为例，“杭州之缎子（即花缎子）、绍兴之子（即素缎子）、湖州之生织物（即湖绸）、嘉兴之绢之纱类、宁波之纹琥珀类、苏州之缎子、南京之素缎子（黑色染最著名）等，此其区别之大略也。且不仅如此之大略区划，即同一地方之机业家，亦有限制，苟废自己之专业，制造他种之织物，亦非常困难。况开始新机业，企于自由，决不能也。此严格之行规，在一方面固有生产调节之利益，然妨碍进步，亦所不免”^[2]。佐藤真对浙江各地丝织业的观察是较为真实的。在旧的生产关系下，行业内有严格的行规，规定了一个地区的机坊能不能开业，能生产什么，不能生产什么。这种行规不仅丝织业有，其他行业也有。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从业者的生机，保证产品的差异化，避免恶性竞争以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现象出现。晚清的众多织物品种，是长期传承下来的经典产品，是工匠们的创造。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上，工匠是产品最终效果的控制者，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将经纬线配置、纱线捻度或组织结构略加调整，织出有差异效果的产品，染工也可调整生产工艺以改变产品最终呈现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与生产始终是合一的，没有必要把产品设计预先交给某一个人，也不必对原料、组织和工艺进行精确的计算和谋划，这是一种基于手工业生产模式的设计。

欧洲国家历史上也有各种行会和行规，但在工业革命之后，旧的行会与行规制度被冲破了，厂家可以跨地区甚至跨行业竞争，在广大范围内采购原料和谋求市场，从业者于是想方设法不断推出新产品，而不必顾忌同行的反应。这一方面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技术的不断提高和产品的推陈出新。晚清时期，因为洋货的输入和竞争的加剧，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旧有行规也逐渐形同虚设。染织业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打破行规，迎接自由营业时代的来临。在工业化生产中，设计与生产过程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必须在投产以前对产品的诸多参数和工艺进行测算和规划，控制生产的全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才诞生了“设计师”这一概念和职业。因此对手工时代的染织业来说，所谓“设计”主要指花样设计。

我国传统织物中，提花以绸缎最为复杂，印花以棉布最为普及。但相对来说，提花绸缎的技术含量更高，需要专门的设计人员画出花样和将花样落实到织物上，前者称为“画匠”或画师，后者称为“挑花匠”。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篇中，对此做了这样的概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在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度量，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结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3]清代卫杰在《蚕桑萃编》中对挑花结本与提花织物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凡花必先挑而后织，非善挑，不能善织。亦非善织，不知善挑，故挑花织花，本分二事，实则归于一致……服用之宜，雅俗共赏，固由织工之巧，实缘画工之奇，而其要则在挑花本者之为画工传神。”^[4]而画花样比挑花更难，需要美术方面的修养。“挑易画难，画花者分各种笔法，总以铁线文者为首，如刻字图书画谱一般。”^[5]提花织物受到人们的赞赏，不仅需要织工的技术，更需要纹样绘制的精妙，以及在织造前将纹样转移到花本之中的巧妙手段，使得花本能传达出“画工之神”。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近代传统产品中，最能体现其设计水平的，应为宫廷丝织物。清代宫廷丝绸织物的设计，一般是由宫廷画师设计好画样，由内务府交发给江南三织造。有些画样是按实样尺寸画的，有的是按比例缩小画成小样，再附实样的纸样（裁剪图）。宫廷画家既要奉皇帝旨意，创作应景的画作，又要根据实际需要，为织造局提供花样。因此，绘画机构同样隶属于内务府，雍正时，见于档案文献的有“画作”“画院处”等，到乾隆元年，正式在内务府下成立“如意馆”，负责宫廷绘画创作，同时也是宫廷染织设计机构。在这里供职的“画画人”同时也是设计师，身兼两职。

皇帝的旨意由宫中的太监直接传达给如意馆，或由内务府总管大臣指定画画人设计出服饰小样，交总管太监呈皇帝御览，有时内务府大臣也可以审核。审核批准（准做）后，设计好的画稿上被贴上带圣旨的黄签，发往江南三织造，再具体由工匠织造完成。这套设计运作体系一直保存到近代。以晚清成立的绮华馆为例，“绮华馆所织绸缎花样，皆如意馆拟稿进呈，后有时手改之，然后发交工匠……”^[6]慈禧太后甚至因花样的某些地方不合意而“手改之”，可谓是宫廷染织设计的最高审核人。

按照画稿织造完成的绸缎，送交宫中还须进行质量检查，分别由管理内务府事务的大臣和官员验看，特别重要的，还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检查评定。从故宫档案看，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会对江南三织造交来的织品在样式、用料、色彩和图案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满意的给予肯定，不满意的提出批评，甚至退了重做。有趣的是，皇帝们还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提出设计意见，甚至提供花样，让三织造“照此颜色织新花样”。这些花样，或许是以前做过的样品中较为满意的，或许是见到其他器物上的花样感觉满意，建议移植到织物上去的。总之，皇帝在军政事务外，对宫廷服饰及其染织花样亦表现出较多的关注，这可能与宫廷服饰的礼仪形象有关。

江南三织造的匠人中也有设计师性质的人，被称为“画匠”与“挑花匠”。画匠要自己绘制纹样，或对宫廷画师的纹样进行理解修饰，“挑花匠”要将画好的小样以“挑花结本”的形式转移到织造工艺中去。在织造局，不同工匠根据工种性质领取一定的工价银两，以苏州织造局为例，画匠与挑花匠的月薪最高，每月可领工银二两，而机织匠的工钱按日计价，其他辅助工匠的工钱按件计价，可见在宫廷织染局中，设计师——画匠与挑花匠的地位是最高的。^[7](https://www.xing528.com)

近代民间染织产品中，一般的土绸土布工艺简单，花样质朴，织造方法由母女或师徒传承，不需要特别的设计。但某些工艺复杂、纹饰富丽的高档织物，如云锦、宋锦、蜀锦等三大织锦，就需要专门的设计了。以近代最为出色的云锦织造为例，纹样设计称为“出花本”，所谓“花本”就是一整套“织造程序”，编制的过程称为“挑花结本”，在云锦生产中是一个独立的服务行业——“挑花业”。挑花业中的艺人，有的既出花样，也会挑花结本，有的不出花样，只会照样挑花结本，当然前者的地位比后者高。他们均以“设计”为专长，是云锦的“灵魂”所在。

挑花业的艺人，在清晚期均为自由职业者，类似于今天的独立设计师。他们在自己家中操业，并不受雇于人，也不挂招牌招揽顾客，但业内人士均熟悉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均能找到他们。挑花艺人的薪酬，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主要根据花样的繁简、设计难度的高低、花样尺寸的大小、配色的多少以及匠人的业内知名度，由匠人与顾客视每一个花样的具体情况，双方协商而定。如为云锦中的顶尖产品，如需要妆花织造的“金宝地”，由于花样色彩丰富、层次复杂，收取的设计费用就较高。根据20世纪50年代南京云锦研究所业内行家的调查，云锦的所有品种，其挑花费用都是按“寸”计价的。以每寸议定两元钱为基价，再加剔色费，因为妆花、金宝地这样“多场色”的花本，挑花比较费工，因此每多挑一个颜色的色纬（俗称剔一色）另加五角钱。如一套妆花花本需要剔六色，则另加三元钱，因此每寸的挑花费用是五元钱。以每寸基价乘上花本的总尺寸，就是整个花本的挑花费用。能设计出新颖的花样、技术水平高的挑花艺人，收费标准自然也高。民国时期由于机器丝织品发展，南京云锦也走向没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云锦挑花艺人只剩下张福永、吉干臣、任寿彭、李宝桂等四位艺人，其中前三位是既能画花样、也能挑花结本的技术全面的艺人。^[8]

这些与今天的染织设计师职业最接近的人们，历史文献中很少记载。西人管辖下的中国海关对中国手工业产品的调查考察，反倒一鳞半爪地记录了他们的身影。如晚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织绸花样的制作及新的设计等等手艺，为操于二三百人手中的专利。他们的工资，按花样的难易，每日为七角五分至一元。普通一个熟练的（打样工）在织机上布置一匹二百英尺长的提花缎要两天的时间。全长分为四段，每段长五十英尺。这类工匠只在织机上布上　丝，或者打新的花样。在同一花样已经当着织匠布置了三四次以后，如果再用这个花样，无须打样工的帮助，织匠就自行上机了。”^[9]

尽管画样、挑花、装造类艺人的收入与一般织工相比不算低，但对于整个丝织行业来说，按寸计价等于是靠手艺吃饭，而不是靠卖花样。因此，设计师的收入水平掌握在购花样的机坊老板手中，行情好的时候忙不过来，行情不好的时候，也许几个月都不能开张。在生产过程中，只有将花样、织造和销售结合起来，才能在产品市场上掌握主动权。设计的花样对产品利润产生直接影响，生产者才会对设计师给予足够的尊重。显然，传统云锦业中的挑花艺人还不具备这样的地位，苏州纱缎业中的挑花匠也同样，他们只是整条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是名副其实的“手工艺人”。

20世纪20年代末工商部技术厅进行的首都丝织业调查，在调查南京传统锦缎业时，提到一些附属岗位，称其为“附工者”：“除治丝与织造各等工人外，还有附属之工人亦甚多，如绘图谱者，俗谓之画花样者，凡欲织造一种新式花样，须先经专门绘图谱者，照原样绘成，然后发给挑花本者挑成花本，织成与原样无异（如将原样交给挑花本者，不能照挑，非经此专门绘图者不可），并有制造真假金银线者及染造各色丝绒者，又有制造笵子者，所用笵子纯系线制，而有专门线工制笵，以供应用。此外所需之机械器具等物甚多，有铁有木有竹，均系专门工匠，绝非普通匠人所能为也。”^[10]这里提到的画花样者，就是纹样设计师。他们属于“附工”，是织造锦缎必不可少的工种，但他们没有传统文人画家的地位，亦没有机器时代染织设计师作为商业美术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