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染织界的设计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练习生制度培养出来的，其人数应当超过学校培养者。特别是丝绸行业，绸缎产品以花色取胜，设计是企业的生命力。无论是提花还是印花设计，都要求设计师熟悉生产环节，切实了解机械设备和工艺手段，如果闭门造车，很可能事倍功半，无法投产。特别是其中的提花设计，需要织物组织结构、意匠设计与花型的配合，强调设计与生产的结合，仅靠学校培养设计师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绸缎花色品种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设计师的养成方式有关。企业往往直接招收练习生进厂实习，通过老设计师的传帮带，加上与学校培训的结合，练习生便很快上手，成为企业急需的设计人才。下面以杭州丝绸行业的提花设计为例，试述练习生制度下的设计师培养模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观的改变，新型花式绸缎大行其道，需要大量新花样，纹制厂便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至民国十二年（1923），杭州的纹制厂发展到100多家，大量招收练习生。据民国十六年（1927）针对杭州62家纹制厂学徒情况的调查，在职工人数为226人，而学徒却有333人，大部分纹制厂的学徒数超过职工数。这些学徒进入企业后，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在实践中学习设计方法，这相当于企业自己培养设计人员。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由于丝织业实销不振，纹制工厂受到影响，数量逐渐减少，花样设计逐渐集中到一些经营良好的厂里。抗战时期，杭州丝绸业遭受严重打击，纹制业也同时衰落，到1949年前尚有小规模的纹制厂50余家，从业人员1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纹制厂合并成立了纹制业生产合作社。1956—1958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杭州丝织试样厂（曾改名为杭州胜利丝织厂）创办，将纹制业生产合作社并入其中，一时间设计人才济济，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新产品、新花样的研发基地，对新中国染织设计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杭州丝织试样厂分品种和花样设计两大部门，花样又分织花与印花设计。设计人员除少数是从纺织或美术学校毕业外，大部分是从练习生起步，在实践中成长为优秀的设计人员的。陈之佛先生在《工艺美术问题》一文中谈到设计教育时说：“有一次上海有一个工厂，要我们介绍一个画图案的人，我就介绍了一个美术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去。但是进去以后，不久，工厂里就和我说，这位学生实在不敢领教，对于工业实际应用图案一点不明白，画出来的东西没有用，而且不比厂里的练习生高明。”[45]陈先生的本意是强调美术学校的设计教育要切合实际，培养应用型人才，但这同时也说明，工厂自己培养的练习生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美术学院的毕业生。
岁月荏苒，到21世纪的今天，当初纹制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时的老一辈设计师大都故去，他们既没有文字传世，也没有人为他们立传，大部分事迹均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只留下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流传久远。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跨入纹制业生产合作社的学徒们尚有不少健在，他们大多在20世纪后半叶成长为著名的染织设计师。了解他们从学徒到设计师的经历，大致可以推测民国时期染织设计的练习生制度。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设计师前辈，现以杭州染织设计师唐培仁先生的口述资料为例，对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延续做如下陈述。
唐培仁先生，杭州染织设计师，练习生（学徒）出身，20世纪50年代初规模最大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创办时，通过招工考试进入丝绸行业。这批练习生中有10余人被派往杭州福华丝绸厂（原杭州纬成公司）学习纺织基础知识，带他们实习的都是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培训期间，他们一边上课，一边在各车间观摩学习，逐渐熟悉各道生产工艺。由于上课就在机器旁，且配备专门的辅导员，可以随时请教，上手很快。一年以后，练习生们的专业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根据自己的志愿和工厂的需要，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唐培仁爱好绘画，就选择了纹样设计这一行，与另外三位学徒一起走进了杭州纹制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之后，纹制业生产合作社并入著名的新产品设计基地——杭州丝织试样厂。进入试样厂后，带他的师傅是著名染织设计师丁志平先生，他不仅可以向丁先生学习，同时也可以向其他前辈请教。当时姚宝康、林文慈、商世昌等著名设计师都在同一个设计室，他们都乐于向虚心好学的年轻人传授经验。这些前辈也是练习生出身，民国时期均已成名。在纹样、意匠、工艺、销售密切配合的实地场景下，练习生们迅速生长，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设计师，设计的花样切合生产需要和市场流行趋势，受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今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等同行的赞赏。回顾成长经历，唐培仁先生认为，对一名优秀的染织设计师来说，手上的写生功夫和变化能力是设计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同时，设计必须与生产工艺紧密结合，这样才能不脱离实际，产品的成功率就高。因为行之有效，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成才的练习生培养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之后，随着美术与纺织院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多，练习生制度才被全面取代。
【注释】
[1]《湖州府》卷33《物产》，引自陈学文编：《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杭州：浙江省社科院，1989年，第133页。
[2]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文集》，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5—17页。
[3]（清）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湖北设立农工各学堂、讲求农学工艺告示》，《湘报》第 93号，1898年。
[4]（清）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5]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十七），引自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44页。
[6]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16页。
[7]《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8]（清）魏纶先：《蚕桑织务纪要》，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8页。
[9]（清）魏纶先：《蚕桑织务纪要》，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1—22页。
[1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页。
[11]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12]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6页。
[13]（清）卫杰：《蚕桑萃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9页。
[1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1页。
[1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1页。
[1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5页。
[1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0—515页。
[1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8页。
[1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21页。
[20]张长、彭应球编：《工艺染织新编》，南京：江南劝业机器工艺总局，1908年，第1—2页。(www.xing528.com)
[2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6页。
[22]（英）阿美德著，陈海涛、刘惠琴译注：《图说烟台》，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95页。
[23]（英）阿美德著，陈海涛、刘惠琴译注：《图说烟台》，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95页。
[24]张璜：《徐汇纪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
[25]张璜：《徐汇纪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
[26]（清）严复：《论实业教育》，《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第139页。
[27]（清）严复：《论实业教育》，《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第139页。
[28]（清）严复：《论实业教育》，《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第140页。
[29]袁宣萍：《浙江近代设计教育（1840—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30]《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十周年纪念展览会报告》，杭州：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6月。
[31]全名不详。
[32]袁宣萍：《浙江近代设计教育（1840—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33]袁宣萍：《浙江近代设计教育（1840—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34]（日）佐藤真：《杭州之丝织业》，《东方杂志》1917年第2期，第65—72页。
[35]许炳堃：《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创办经过及其影响》，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2年，第120—124页。
[36]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0—61页。
[37]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0—61页。
[38]雷圭元：《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引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廿年校庆特刊》，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第3—4页。
[39]郑巨欣：《匠心文脉，传承有道》，引自宋建明、王雪青主编：《匠心文脉——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八十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40]雷圭元：《图案教学的回忆》，引自宋忠元主编：《艺术摇篮·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41]雷圭元：《图案教学的回忆》，引自宋忠元主编：《艺术摇篮·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42]雷圭元：《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引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廿年校庆特刊》，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第3—4页。
[43]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44]雷圭元：《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引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廿年校庆特刊》，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第3—4页。
[45]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文集》，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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